铜鼓究竟是从什么东西演化来的呢？
人类是由猿类进化而来的。人们研究人类的进化是由近及远，不断往远古追溯的。
探索铜鼓的始祖，也只能由近及远地往前追寻它们的原始形态。
研究铜鼓的学者，经过千辛万苦，搜集了大量的铜鼓资料，将这些铜鼓反复分类排比，分析其时代特征，然后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终于找到了铜鼓的老祖宗。
中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铜鼓的形态象倒过来放置的炊具或容器。《蜀中广记》引《游梁杂记》说：“诸葛鼓，其形圆，上宽而中束，下则敞口，大约若今楂斗之倒置也。"
同书又引《戎州记》说，“铜鼓旁范八卦及四蟾蜍，状似覆盆"。近人曾瓶山的《铜鼓歌》曰：“腰间束缩腹底空，兀若坐墩宛覆釜"。正因为如此，在晚近还有人把铜鼓翻转过来倒放着当容器储存粮食杂物，甚至用作炊煮之器。也正因为早期铜鼓很像倒置的铜釜，荷兰、德国、英国的一些学者最初都不约而同地将铜鼓称之为“釜鼓"(KettleDrum)。
1948年，法国学者莱维(P？Lery)正式提出铜鼓起源于炊具倒置的看法。他在印度支那人类学研究所所作的一个报告中，指出“在最古老的金属鼓与釜之间有许多形态上的相似性"。他认为，如果将一个铜釜倒置，则其凸起的底部相当于铜鼓微凸的顶部，腹部相当于铜鼓的胸部，内收的颈部成为铜鼓的腰部，而外侈的唇部则正当铜鼓外侈的足部。但他没有提出具体证据(《第Ⅰ类型铜鼓鼓式的起源》，《越南人》1948年第2期)。
50年代初叶，云南省博物馆在金属回收部门拣选到一面形制古朴的铜鼓，这种铜鼓是以前没有见过的。在出版《云南省博物馆铜鼓图录》时，将这面铜鼓的照片和拓本印出，在文字说明中指出：“整个鼓的作风显得非常原始，很可能是甲式鼓中最早的一种形式。"1960年3月，在云南楚雄县东北境内的大海波，因修小型水电站，在河沙层中挖出一面全无纹饰的铜鼓。这面铜鼓被带回昆明后，在云南省博物馆的入库登记卡上，开始填为“铜鼓"，但因鼓面太小，足部很短，两对耳太细小，与以前的铜鼓不同，遂改填为“铜釜"，但经仔细观察，发现还是象铜鼓，而且胸部有两处开孔，不能作炊具，故又改填为“铜鼓"。这面铜鼓被三易其名，说明它的形态处在铜鼓与铜釜之间，究竟是铜鼓还是铜釜，一时难以确定。
1964年，在云南祥云县东南的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中出土一面铜鼓，形体高瘦，鼓面有一个四芒的光体。和这面铜鼓一起出土的有一件铜釜，大口鼓腹，底小而平，翻转过来，和这面铜鼓十分相象。在发表这座墓葬的考古报告时，印出了一张将铜釜倒置的照片，指出：“此釜形状和铜鼓十分近似，倒置过来看，其异于铜鼓者，只不过是打击面的直径较小，足边无折棱而已。过去，对铜鼓来源于何物，颇多揣测，迄无定论，此式釜之出现，又增添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类似大波那的铜鼓，以后在云南中部地区续有发现，至70年代，冯汉骥在《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
从早期铜鼓的形制来看，它似乎是从一种实用器(铜釜)发展过来的。大概在云南地区的青铜器时代早期，曾使用过一种鼓腹深颈的铜釜，这种铜釜是炊器，又可将其翻转过来作为打击乐器。祥云大波那铜棺墓中这种形状的铜釜及铜鼓的发现，给了我们以明确的启示，说明了早期铜鼓的一些特别形状的来源，例如鼓面为什么较小，胴部为什么特别膨胀，鼓身为什么缩小，鼓足为什么又复行开，鼓耳为什么在胴部与鼓体之间，等等。这都是因为：鼓面原本是釜底，胴部原是釜腹，鼓身原是釜颈的延长，鼓足原是釜口，鼓耳原是釜腹与颈之间的釜耳。又因为整个铜鼓是从铜釜发展而来，所以打击面只有一面而非两面。
1975年，云南楚雄县城东南约3.5公里的万家坝，因该县良种场搞农田基本建设发现一群古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从其中一座大墓的腰坑中挖出1面铜苹、3件铜釜、6件铜羊角钮钟和100多件其他青铜器，其中有一件铜釜是用铜鼓改制而成的；将铜鼓翻转过来，在鼓足边上加铸一对辫索形耳就成了铜釜。同年10月，在同一墓地的23号墓的棺底垫木之下挖出4面铜鼓、大量青铜工具和兵器。这4面铜鼓的外表都很粗糙，鼓面小，胸部特别突出，腰细而长，足短而向外侈。这些铜鼓的外壁都没有花纹，但内壁有花纹，推测原来是足部朝天倒放着使用的。因为只有倒放，内壁的花纹才能看得见。这些铜鼓出土时也确确实实是倒放着的，和那些铜釜放置的形态完全一致。鼓面上有烟熏痕迹，也说明它们确曾作炊具用过。这就更证实了铜鼓来源于铜釜的推断。
这一次又一次的发现，使铜鼓研究家们产生一系列联想。万家坝的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10期10页)指出：
万家坝所出铜鼓，是迄今为止我国经科学发掘所获铜鼓中之最原始者。这批铜鼓器身似釜，而且大部分鼓表面有烟痕，明显曾作炊爨之用；与此同时，有的釜又是利用铜鼓改制的，如M1：1.这些都足以证明本地的铜鼓不但是从釜发展而来，而且尚停留在乐器、炊器分工不十分严格的初期阶段。这对于解决铜鼓产生的时代、地点以及追溯其发展的源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铜鼓是铜釜演变而来的，万家坝铜鼓与铜釜共出，酷似铜釜，是最原始的铜鼓。这个结论逐渐为大家所接受，汪宁生《试论中国古代铜鼓》把这类铜鼓单独列为一类，作为A型(《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李伟卿《中国南方铜鼓的分类和断代》把它列为Ⅰ型A式(《考古》1979年第1期)。1980年4月，在中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上正式命名为万家坝型铜鼓。
但是，仅仅说铜鼓起源于铜釜还不完全确切。因为早期铜鼓与铜釜常常共存于青铜文化的墓葬中，目前还很难找到一处遗址或墓葬只出铜釜而不出铜鼓，不足以说明铜釜是铜鼓的原始形态。有的学者认为，楚雄万家坝出土的5面铜鼓严格说起来并非专门乐器，从它们底部有烟炱，花纹在内壁，以及圈足向上的情况看，应该是一种炊具兼乐器，而以炊具功能为主的器物，是铜釜和铜鼓的同共祖型，与其称之为“釜形鼓"，还不如称之为“鼓形釜"。因此，他们主张，不能笼统地说铜鼓起源于铜釜，而应该说铜鼓和铜釜共同起源于“鼓形釜"。鼓形釜的前身则是当地民族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使用的双耳鼓腹陶罐。有的学者同意铜鼓起源于炊具陶器，但不以双耳鼓腹陶罐为然，而主张是鼓形陶釜。这种鼓形陶釜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应该是原始铜鼓和铜釜的祖型。
奥地利学者黑格尔将铜鼓划为4个基本类型和3个过渡类型，以越南的沱江鼓(即慕列鼓)和中国的开化鼓等列为第1类型，认为是铜鼓的最早形式，其它类型铜鼓都是由这一类型的铜鼓发展而来的。万家坝型铜鼓的发现，突破了黑格尔的分类范围，黑格尔的4个基本类型和3个过渡类型已无法将其包容。而且，万家坝铜鼓的形制明显地早于黑格尔分类的第Ⅰ式铜鼓，所以有的学者称这类铜鼓为“先黑格尔Ⅰ式"。
“先黑格尔Ⅰ式"铜鼓的命名是由日本学者今村启尔提出来的。1968年，日本学者松本信广在《古代印度支那稻作民宗教思想之研究一通过古铜鼓纹饰所见》一文中，便推断在黑格尔Ⅰ式铜鼓之前还存在一种更古老的铜鼓。1973年；今村启尔在《古式铜鼓的变迁和起源》一文中对中国南方及东南亚铜鼓进行了分类和断代，把越南北方的助波鼓和云南西部的大波那鼓假定为先黑格尔Ⅰ式的类型，并且说：“铜鼓，在老挝鼓，纳尔逊鼓之前即黑格尔Ⅰ式以前，就有着很长的发展时期，是从某些青铜制的容器(锅是有力的候补)分化出来。"1979年，今村启尔在《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上发表《关于先Ⅰ式铜鼓》，首次正式提出所谓“先黑格尔Ⅰ式铜鼓"的命题，他列举了13面先黑格尔Ⅰ式铜鼓，其中包括我们已经提到的大海波鼓、大波那鼓、万家坝1号墓鼓、万家坝23号墓的4鼓，此外还有万家坝1号墓已改制成铜釜的那面鼓、云南省博物馆藏的3面鼓、越南的松林鼓和泰国东北部出土的一面鼓。1980年，近森正、市原常夫撰《西江、红河流域铜鼓的分布》一文，提到这种分类也把越南的松林鼓和云南的10面早期鼓列为先黑格尔Ⅰ式铜鼓。1985年10月，日本鹿儿岛大学新田荣治在该校《史录》第13号上发表一篇题为《云南、北越、泰国发现的先黑格尔Ⅰ式铜鼓》一文，详细地论述了先黑格尔Ⅰ式铜鼓学说。他归纳先黑格尔Ⅰ式铜鼓的主要特征是：
鼓身明显地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胸部)较大，胸部直径大于鼓面直径，下段(足部)短小，胸部与腰部间的边缘上通常有二对耳，鼓体几乎无纹饰，有的鼓内壁有纹饰。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所指的万家坝型铜鼓就是日本学者所说的“先黑格尔Ⅰ式铜鼓"。这类铜鼓是大家公认的最原始的铜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