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铜鼓的记载非常丰富，据粗略统计，自汉代以来，这种文献不下百余种。其中既有正史、野史，也有笔记小说、诗词歌赋，而最大量的则是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书。它们从各种不同角度记录了铜鼓的发现、使用、流传及其有关的风俗民情。透过这些记载，可以追溯出铜鼓的来龙去脉，铜鼓的大致分布范围，使用铜鼓的民族的经济、文化面貌。因此，它们是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古代民族历史的一份珍贵遗产。
公元40年春，汉帝国南部的交趾郡爆发了以征侧、征贰两姐妹为首的叛乱，九真、日南、合浦等郡各族起来响应，很快攻下岭外60余城。征侧想借此脱离汉朝，自立为王。消息传到洛阳，汉光武帝刘秀传下圣旨，命令长沙、合浦、交趾各郡“具车船、修道桥、通障、储粮谷"，作出兵讨伐的准备。第二年十二月，拜虎贲中郎将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帅，督楼船将军段志等，率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一万多人，水陆并进，直捣交趾。经一年多的征伐，平息了这场叛乱。在记载这段历史的《后汉书·马援传》中这样写道：马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这是中国官方文献中对铜鼓的最早记录。
《后汉书》作者范晔是南朝宋时人，他在《东观汉纪》和其他有关东汉史实著作的基础上写成《后汉书》，其中《马援传》是少有的几篇写得很有生气的列传之一。研究铜鼓的人都十分重视这段记录，很多文章对此作过详细考证和阐述。但这段关于铜鼓的文字过于简略，给后人留下许多疑窦。马援虏获铜鼓的地点究竟在何处？骆越铜鼓究竟是什么样的铜鼓？从这段文字中怎么也看不出来。交趾是汉朝的一个郡，它的范围很大，其中大部分在越南北部，也有部分在广西南部，这些地方都是当时马援活动的地区。从后来的历史文献记载和晚近发现铜鼓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越南北部还是广西南部，都是骆越人居住的地区，也都是铜鼓的分布地区。
唐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时，引用了裴渊《广州记》中的一段记载来为马援获骆越铜鼓事件作补充。《广州记》一书大约成于东晋，比《后汉书》稍早。它记录了东晋时代广州境内的俚僚族铸造铜鼓的仪式：
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叩竟，留遗主人也。
成书于公元7世纪前半叶的《晋书·食货志》还专门记载了晋孝武帝在太元三年(375年)关于禁止在广州地区销毁铜钱铸鼓的一道诏令：
孝武太元三年，诏日：“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输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
当时的广州辖南海、郁林、苍梧、宁浦、高凉、晋兴等郡，包括今广东、广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后世文献记载表明，俚僚(夷)活动的地区在今两广南部一带，正是铜鼓的又一集中地区。恰好同马援获铜鼓的地区相吻合。
与此几乎同时成书的《陈书·欧阳传》记载了欧阳跟随兰钦攻打广州时，从俚帅陈文彻手里缴获铜鼓的事实，又得到一次佐证：
梁左卫将军兰钦之少也，与善，故常随钦征讨……钦南征夷僚，禽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
《隋书·地理志》载：
自岭以南二十余郡……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富豪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俗好相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
这里记载了铸制铜鼓的一种仪式，“铸铜为大鼓"的仍是岭南地区的“诸僚"。而据梁载言《十道志》记载，岭南容州(今广西合浦县境)“夷人"的习俗是“鼻饮跣足，好吹芦笙，击铜鼓，习射弓弩"。已知吹芦笙和击铜鼓配合在一起。
铜鼓是什么样子的呢？以上这些书中尚未透露。直到唐代及其以后出现的著作，才将铜鼓的形象隐约勾画出来。
杜佑《通典》把铜鼓列入《乐》部，并已注意到它全身用铜铸，只有一个面。
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南夷、扶南、天竺类皆如此。岭南豪家则有之，大者广丈余。
唐昭宗时出任广州司马的刘恂在其所撰写的《岭表录异》中，清楚地描绘了铜鼓的形象。他写道：
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力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
这本书还记载了两则从地下出土铜鼓的故事。
咸通末(公元874年)，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剌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于延庆禅院，用代木鱼，悬于斋室，今见存焉。
僖宗朝(公元874～888年)，郑绍镇番禺日，有林蔼者，为高州太守。有乡野小儿，因牧牛，闻田中有蛤鸣(蛤即虾蟆)，牧童遂捕之，蛤跃入一穴，遂掘之，深大，即蛮酋冢也。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阙。其上隐起，多铸蛙黾之状，疑其鸣蛤即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见存焉。
唐代龚州即今广西平南，地跨浔江两岸；唐代高州即今广东高州，地处云开大山东南。从这两则记载可知，广西的平南和广东的高州，在9世纪就已有铜鼓从地下出土了，而这种铜鼓的鼓面都是有青蛙塑像的。
唐代，南方铜鼓已进入诗人的视野。中唐诗人白居易，不但写下了“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和“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等名句，而且在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亲睹骠国(今属缅甸)歌舞团使用铜鼓伴奏的演出后，写下了著名的《骠国乐》诗，说明铜鼓作为乐器，已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
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诗人李贺，则用诗歌形式记述了铜鼓用于战阵的史实：
雀步蹙沙声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镞。
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
彩巾缠踔幅半斜，溪头簇队映葛花。
山潭晚雾吟白鼍，竹蛇飞蠹射金沙。
闲驱竹马缓归家，官军自杀容州槎。
这诗题为《黄家洞》，黄家洞亦即黄洞，在今广西境内，是少数民族“西原蛮"居住的“溪峒地"。西原蛮多次起义反抗唐王朝的血腥镇压。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西原蛮使用落后的弓弩石镞，在充满巫术色彩的气氛中与官军周旋的战斗情景。“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声摇箭"，再现了当年民族酋首摇旗击鼓，集合部众，跨山越涧，穿云破雾的生动场景。
诗人陈羽深入到使用铜鼓的民族地区，在四川岷江畔写下了触景生情的《犍为城下夜泊闻夷歌》诗：
犍为城下，空冢滩西贾客舟。
此夜可怜江上月，夷歌铜鼓不胜愁。
犍为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开西南夷时设立的一个郡。此郡辖夜郎、故地，是沟通巴蜀、夜郎与南越的要道。隋唐时期在这里设犍为县，居住在这里的僚人是使用铜鼓的民族。他们在朦胧的月色之中敲铜鼓，唱民歌，撩起诗人客乡的无穷愁绪。
晚唐写到铜鼓的诗人还有许浑和温庭筠。
在唐代诗人的眼中，铜鼓只不过是没有开化的民族的一种娱乐工具和赛神用器。他们只听到铜鼓的声音，似乎还没有见到铜鼓的“容貌"，所以缺乏直接描述铜鼓外形和纹饰的写实材料。
宋代，金石之学兴起，记载铜鼓的著作多了起来。这些著作记载铜鼓的主要内容已包括铜鼓在何地出现，哪个民族使用铜鼓，铜鼓的外形和纹饰，有的进而引用汉代以来的史书，对铜鼓相关问题作一些推论。
曾在桂林做过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兼静江知府的南宋诗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写道：
铜鼓，古蛮人所用，南边土中时有掘得者。相传为马伏波所遗。其制如坐墩，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两人舁行，以手拊之，声全似鼓。
比范成大稍晚，做过桂林通判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中，对铜鼓的形制、大小、纹饰，作了详细的记录：
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状若烘篮，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据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簟，或为人形，或如琰璧，或尖如浮图，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环成章，合其众纹，大类细画圆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交趾尝私买以归，复埋于山，不知其何义也。……或谓铜鼓铸在西京以前。此虽非三代彝器，谓铸当三代时可也。亦有极小铜鼓，方二尺许者，极可爱玩，类为士夫搜求无遗矣。
在宋代人的眼中，铜鼓造型美观，纹饰精细，蟾蜍形象富于变化，生动传神，能给人以美感，“可以玩好"，已引起士大夫们的搜求兴趣。可以说，这时的铜鼓，在文人贵族心目中已是一种有着很高艺术价值的艺术品了。
铜鼓使用习俗和铜鼓地名的出现。也已引起地理学家们的重视。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记载了许多州郡的铜鼓地名、使用铜鼓的习俗和有关铜鼓的传闻。如记录了广西象州、融州、郁州，广东肇庆，四川泸州、营山、名山、昌元、乐温等地的铜鼓山；
广西浔江、四川南溪的铜鼓滩，广西博白的铜鼓潭，四川庆符的铜鼓渊，等等。
宋代正史还将出土铜鼓作为祥瑞载入史册：
熙宁元年(1068年)至元丰元年(1078年)，横州(今广西横县)共获铜鼓一十。……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宾州(今广西宾阳)获铜鼓一。
《宋史·五行志》
《宋史·蛮夷列传》还记载了广西南丹少数民族首领向中央王朝进贡铜鼓的史实。
明、清以降，正史、野史、笔记小说、诗词歌赋，有关铜鼓的载籍更是不胜枚举。
它们从不同角度记录了铜鼓的发现、流传及其有关的风俗民情，展现了铜鼓多彩多姿的艺术风貌，以及它与人们生活与精神文化意识的密切关系。
在国外，关于铜鼓的记载则相当晚。越南到了14世纪才有汉字手抄本的《越殿幽灵》、《岭南摭怪》等书，谈到有关铜鼓的神话传说。传说越南李朝李太宗还是太子时，行军路过铜鼓山，梦见山神来请求帮助皇帝平定占城，皇帝凯旋归来后在升龙(今河内)立庙祭神。一直到19世纪初，阮朝时阮光盘的一块木匾才第一次正式记录了铜鼓发现的情况：
清华西面属安定的丹泥乡有铜鼓山，山下有一座古庙，庙内供奉山神。我向附近老乡打听这个山神的事迹，由于时代太久远，文献记载缺乏，铜鼓的真迹已无从考究。庚申年重九节前二天，我偶然在南岸河滩上找到一面铜鼓，宽一尺九寸，高一尺四寸，把它悬挂起来试敲，声音象鼓声而比较宏亮，象钟声而比较短促，象磬声而比较柔和。但不知从何处来。壬戌年春，我又派都尉佐治侯张有佐，左氏郎春和侯阮春把这面铜鼓献给这座庙，春秋飨祀以助庙乐。
泰国在历史文献中首次提到铜鼓也是14世纪，拍照立泰王在他所撰泰国最古老的著作《三界经》里提到：“锣鼓宣天，法螺号响，金钟丁当，铜鼓冬冬。"阿瑜陀耶王朝初期，拍波隆岱洛纳王(1448—1488年)在他制定的“宫廷法"里又一次提到铜鼓。
这部法规在有关仪式里说：“坤西尚宽吹法螺，拍暖杰敲锣，坤达里打铜鼓。"到了曼谷王朝，铜鼓仍然作为宫廷某些仪式的乐器之一。
东南亚其他国家古代铜鼓并不太多，关于铜鼓的文献记载则更少。至于铜鼓分布地区以外的国家，涉及到铜鼓的文字材料更是很晚近的事。要研究古代铜鼓，非熟悉中国古代文献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