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是一种可以移动的器物，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被人们带着流动。除了在使用它的民族之间流传以外，还通过掳掠、赏赐、贡纳、买卖等手段传播到不是使用铜鼓的地区去。这就使我们看到，除了我们前节说的铜鼓分布区内的铜鼓之外，在铜鼓分布地区之外的许多国家，许多城市也有铜鼓遗存。
明清以来，铜鼓被携往他方的事也很多。江苏吴县人吴大澂在广东湖南任巡抚时，曾将铜鼓转送给他的朋友汪鸣銮，并将铜鼓运回江苏老家。据郑师许《铜鼓考略》所载：20世纪30年代收藏于上海市博物馆的8面铜鼓，就是吴大澂在广东湖南做官时搜集的。据《福建通志》记载，福建晋江县文昌庙中的一面铜鼓，是“乾隆中吾乡人得于广西怀集(今属广东)县者"。又福建《南安县志》记载：南安县黄龙新步乡的一面铜鼓，是乾嘉间，生员吴锦骏“在广开张广兴元记典铺，郊行，适大坡，县民掘得铜鼓二，……以重金购一面运之归家，筑铜鼓亭以藏之，遂世守为传家宝器"？从而流传到福建去的。
山东临沂市博物馆所藏的一面铜鼓，据说原为临沂市东村世族大家王殿麟后人所藏。王殿麟是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的进士，“以知县需次广西"，先后在武缘(今武鸣)、昭平、隆安等地做官，这面铜鼓很可能就是他从广西弄回山东的。山东苍山县图书馆收藏一面铜鼓，据说原是苍山大族宋家之物。据《临沂县志》记载：宋澍之外甥王寿，“以县令分发广西，历任柳城知县，擢龙胜通判，平乐同知，借辅云南镇雄州知州，置大理知府"。王寿“宦游四十年"，所到之处都是铜鼓产地，这面铜鼓可能就是他从广西或云南带回山东作为礼物送给他的舅父宋澍的。
上海不是铜鼓的分布区，但上海博物馆已收藏铜鼓230多面，其收藏铜鼓数在全国博物馆中仅次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名列第二。上海所藏的铜鼓无疑都是从我国西南流传过去的。自50年代以来，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铜鼓，不断作为废杂铜卖给废旧物资收购部门，然后调拨到上海、北京、天津、株洲等大城市。这些作为废杂铜调拨出去的铜鼓，有的被回炉溶化了，有的则被当地文物部门抢救了出来，仍得加以保存。上海博物馆的铜鼓，除了一些是解放前留下来的以外，很大一部分是解放以后从上海冶炼厂的废杂铜中鉴选出来的，这些被当作废杂铜调拨到上海冶炼厂的铜鼓，绝大部分来自广西、贵州。有一面编号为38235号的铜鼓，在鼓身内壁保留了一段墨书文字，记载了这面铜鼓的来历：“蒙垌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刘明荣、顾绍雄在1962年4月20日下午2时半在尿岗堆岭嘴开荒种木薯挖出。"这面铜鼓厚重坚实，满布云雷纹，是两广地区南部特有的大铜鼓。查此“蒙垌大队"，隶属广西贵县(今贵港市)桥圩公社(今桥圩乡)。说明这面铜鼓是从广西来。
北京不是铜鼓分布区，有许多研究机关珍藏铜鼓，这些铜鼓当然也是外地来的。故宫博物院有铜鼓24面，其中大部分是皇宫旧藏，有的已见《西清古鉴》和《西清续鉴》著录。另外，编号40，622、40，623、40，641三面铜鼓都是解放后广西博物馆送给故宫博物院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有铜鼓79面，其中在它的通史陈列部展出的一面五铢钱纹铜鼓是1953年在广西岑溪县城修公路时挖出的，1959年上调到北京，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开馆大展，此后就成了该馆的珍藏晶。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西汉铜鼓墓出土4面铜鼓，其中1面翔鹭纹铜鼓于1989年也上调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了该馆的珍藏。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有铜鼓10面，其中编号7/15，292号铜鼓是中央民族调查团从壮族地区征集到的，8/15，283号铜鼓是中央民族调查团从苗族地区征集带回北京的。北京民族文化宫有铜鼓3面，其中一面是贵州送展的，一面是广西博物馆拨交的，一面是50年代初从广西宾阳县黎塘区合作社收购的。
台湾也不是铜鼓分布区，但也有铜鼓十多面。其中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的一面铜鼓是从海南岛昌江县峻灵王庙移去的；另一面铜鼓与广西浔江流域出土的冷水冲型铜鼓相同，应来自广西浔江流域。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铜鼓都是前中央博物院接收奉天行宫的古物，其中451号大铜鼓鼓面除有4只青蛙塑像之外，还有立鸟一双，显系广西浔江流域之冷水冲型铜鼓。台湾历史博物馆的3面铜鼓是1942年10月从云南禄丰征集到的。据说那面大铜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云南宝山出土的，为黄强将军所得，携往台湾，赠给历史博物馆。台湾省立博物馆旧藏6面，据登记册，乃日据时期从广东地区搜购的。其中编号1713号铜鼓，鼓面边沿有3蛙3牛，光芒7道，疑是云开大山区的铜鼓；
编号960号铜鼓，鼓面有“万代进宝"、“永世家财"铭文和“道光六年置造"铭文，应是从广西西部或贵州东南部流传过去的。其它4面都是游旗纹铜鼓，也应是桂黔地区的铜鼓。台北李成发家藏1面铜鼓，鼓面有三叠式4蛙，应是缅甸铜鼓。其它的铜鼓当也来自云南、广西和广东。
澳门艺术博物馆收藏1面铜鼓，鼓面边沿环踞6蛙，蛙身瘦削，鼓耳是圆茎环状耳，鼓身饰雷纹，是典型的北流型铜鼓，应是从两广地区南部流徙过去的。
武汉、南昌、南京、杭州、福州、厦门、合肥、济南、潍坊、郑州、新乡、安阳、西安、天津、沈阳等大城市的博物馆、大学或其它研究机关里收藏的铜鼓，毫无例外也都是从岭南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去的。
19世纪以后，一些本不是使用铜鼓的国家也开始收藏铜鼓。
位于东亚的日本不是铜鼓的分布区，但在日本的许多博物馆和大学里收藏有铜鼓。据日人松崎复在其所著《慊堂文集》第二卷中《铜鼓考》一章所载，日本宫川领主堀田侯旧藏铜鼓1面。中国学者自80年代以来陆续访问日本，据他们考察。日本各地博物馆收藏铜鼓至少有14面，其中东京国立博物馆7面、东京国学院大学考古资料馆、东京庆应大学、东京上智大学、东京出光美术馆、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大阪市美术馆、冈山县仓敷市大原美术馆等单位都有铜鼓收藏。从这些铜鼓的形制来看，有北流型的、灵山型的，有冷水冲型的、麻江型的，也有西盟型的，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也有来越南和泰国等地的。如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面北流型铜鼓是从中国海南岛流过去的，一面西盟型铜鼓是1901年从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大勐龙收集到的。出光美术馆展出1面冷水冲型铜鼓，腰部有清嘉庆年间錾刻的铭文，从铭文得知，它原是中国广西茗盈州(今属大新县)某神殿的供品。日本学者乌居龙藏于20世纪初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也曾在贵阳附近得一铜鼓带回国去，收藏在东京帝国大学理科教研室。现仍在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教研室的文物标本库。
印度不是铜鼓分布区，其加尔各答的印第安博物馆也有铜鼓收藏。
随着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东进，铜鼓也和其它财宝一样，从中国、越南和东南亚其它国家远渡重洋，源源流往西方欧美世界。
早在公元1705年，荷兰人罗姆菲尔士就从印度尼西亚带了一面铜鼓到欧洲。1880年，奥地利伯爵韦尔泽又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古董商手里买到一面铜鼓，送往维也纳青铜器展览会上展出，从而引起了欧洲学者对铜鼓的注目。1885年，一面从中国出土的铜鼓又被送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博览会。越南和平省沱江地区出土的一面铜鼓，也于1889年被送到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然后归法国吉梅博物馆收藏。著名的开化鼓原出土于中国贵州南部，先为云南开化府苗族酋长收藏，后来被河内古董鉴赏家莱奥波德？吉莱取走，卖给了奥地利博物馆，就一直流落在维也纳。奥地利学者F？黑格尔花了10多年时间为维也纳的皇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搜集铜鼓，通过驻上海领事哈斯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收购铜鼓，转运到欧洲。到20世纪初，在奥地利维也纳自然历史博物馆、维也纳商业博物馆、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德累斯皇家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汉堡民族学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海洋博物馆、吉梅特博物馆、第尔努史博物馆、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南肯兴顿博物馆、汶德索尔王宫、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等有铜鼓收藏，大的一个馆就多达一二十面。越南的富川鼓是1907年修水渠挖出的，原为富川县长占有，后经法国学者戈鹭波斡旋，卖给了瑞典学者安特生，最后转到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陈列馆。瑞士的苏黎世，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意大利的罗马，乌克兰的基辅，美国的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里都有铜鼓。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特有的铜鼓，自此珠散星落，遍布于世界各大都会。
它们作为东方古老民族骄子中的浪儿，远离散土，长期侨居于异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