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下出土的这些铜鼓，大都被认为是稀有之物，“非人间所宜私宝"(《铜鼓记》)，大部分没入省、府、州、县的署衙学宫，也有的流入神祠佛寺和士大夫私藏。这也可以从各地地方志中看到。明嘉靖年间，广西南宁“城隍庙后寝百小铜鼓"(嘉靖《南宁府志·地理志》)，广西浔州铜鼓滩打捞出的铜鼓被放入浔州府文庙，从白石山挖出的铜鼓置于浔州府城清风楼(乐明盛《浔州双获铜鼓记》)。明弘治年间，在博白县治北二十里铜鼓潭获一大铜鼓被解送制府(《博白县志》)。
明代梧州镇左廊悬挂一铜鼓(张穆《异闻录》)，桂林府中有铜鼓(魏浚《西事珥》)。明代多次征剿九丝蛮(都掌蛮)所获的铜鼓中，有10余面存成都府库(《蜀中广记》)。江炳琳在贵州征剿鼻孔山蛮洞所获的2面铜鼓陈设在四川江津县城南门内的江炳琳专祠(《江津县志》)。徐霞客在南宁见府城城隍庙内有铜鼓，并说“闻制各道亦有一二"(《徐霞客游记》卷四上)。正如邝露所言：“东粤则悬于制府厅事。"(《赤雅》卷下)清初，广西梧州府“旧有铜鼓十数面"(乾隆《梧州府志》)。在清代，郁林一县，城东印岭寒山庙，城西南高少堡流表村尚书庙，城西北金顺庙、文昌阁，城北旺水玉皇庙、谷山村三教堂、蒲堂寒山庙、抚康圆珠寺，豸塘岭北帝庙、石脚堡岩岭庙等，都有铜鼓(《郁林州志·铜鼓》)。兴业县石南武庙也有铜鼓(民国《兴业县志》)。北流县的扶来里城隍庙，波一里龙虎寨将军庙，石一里河村泗洲庵、卞三里水村宝兔庵，卞一里岭峒龙山寺，沙埒村护龙寺，新圩玉虚宫，禄厚村三教堂，都有铜鼓(光绪《北流县志》)。平南县的乌江伏波庙，西村永隆寺，六乌圩庙，韦村庙，大中圩观音庙，蓝垌三甲庙等，也都有铜鼓(光绪《平南县志·金石略》)。博白县新文阁、攀龙庙，(道光《博白县志·金石》)，容县南六外水月宫(光绪《容县志·金石志》)，桂平甘王庙(民国《桂平县志》)，崇左城隍庙(雍正《太平府志·崇善古迹》)，龙州玄协寺(民国《龙津县志·金石》)等，也有铜鼓；上林县的五显庙、三圣宫、三教寺、清平寺、莲花寺、演德庵，都藏有铜鼓(民国《上林县志，寺观》。乾隆五年(1740年)七月，灵山县苏村民王邦俊挖获铜鼓，“解贮司库"，乾隆六年(1741年)夏六月，合浦县藤黎村民谭海鳌刨获铜鼓，“藏学宫"(道光《廉州府志》)。光绪间金武祥说：“余道经合浦之六圩(今浦北六镇)及博自之六凤圩，庙中皆有铜鼓"(《粟香随笔》)。
贵州遵义嘉庆十九年(1841年)所获铜鼓，被置放在永安寺，后来典史陈丙将它移置到桃花山晚香阁(《遵义府志》)。贵阳市东门城隅文昌宫存一铜鼓(童振藻《铜鼓考补校》)，水城南城凌虚阁悬一面从铜鼓洞得来的铜鼓(《水城厅采访册》卷二)。
云南木贵寨道光十年(1830)年出土的铜鼓被没入官，置于郡城城隍庙(道光《云南通志》)。
四川宜宾县横江乡水洞坎在嘉庆三年(1795年)掘获的铜鼓，被置放在城北师来山之祖殿；后来又得2面铜鼓，其中一面置城南关帝庙，一面置城北崇报寺(光绪《叙州府志》卷十六)。嘉庆时雷波县天姑密乡人掘地得的铜鼓，黄螂人掘地得铜鼓4面，都存入关帝庙(光绪《叙州府志》卷十六)。嘉庆间，西昌县德昌农人垦地得的铜鼓4面，存会理城东九连寺(《西昌县志》)，西昌县白塔寺也有铜鼓(道光《四川通志》)，芦山县甚至有座铜鼓庙(光绪《雅安府志》卷二)，盐边县(今归渡口市)拉鹿河边出土的铜鼓，置五省庙(《盐边县志》)。
在广东番禺南海神庙有大小铜鼓各一面(清雍正《广东通志》)，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茂名县鹤垌出土的铜鼓，初置城隍庙，乾隆时移入关帝庙(乾隆《高州府志》)，海康县英山出土的铜鼓放在天宁寺(嘉庆《广东通志》)，海康县英灵冈雷庙有2面铜鼓(雍正《广东通志》。肇庆鼎湖山庆云寺有铜鼓，中山县诸葛武侯庙有铜鼓(《香山县志金石》)。罗定县城隍庙也有铜鼓(雍正《广东通志》)。光绪年间，吴川县人曾敏行在贵州威宁任总兵带回铜鼓置于该县康王庙(《吴川县志》)。
湖南岳阳的灵妃庙也有铜鼓(《岳阳风土记》)。福建晋江县人于乾隆时在广西怀集早(现属广东省)获一铜鼓置于该县文昌庙(《福建通志》)。河南安阳天宁寺有5面铜鼓(杨清秀《介绍两面铜鼓》，赵世纲《河南收藏铜鼓简介》)。
一些善男信女还订制铜鼓或购置铜鼓供奉到寺庙里去。1996年我在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看到1面冷水冲型铜鼓。其腰部錾刻有汉字铭文，表明是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茗盈州和全茗州(均属今广西大新县)民众备置敬送给当地某寺庙的。四川会理县九莲寺里那面铜鼓，面上刻了两圈双勾铭文。第1圈是“大清嘉庆戊寅年十月吉日九莲寺住持道本真立"；第2圈是“此鼓因咸丰庚申年州城失守为乡练所得。至同治庚午年同知丁曜南捐银叁两赎回，仍敬献九莲寺。"说明此鼓在嘉庆戊寅年(1818年)为九莲寺住持道本真正式列为庙产，后因咸丰庚申年(1860年)兵乱，被掠出寺外，十年后知州丁曜南捐银赎回，又送回九莲寺。在四川成都武侯祠里有1面铜鼓刻有“汉诸葛武侯制，大清道光元年复制，里尼杨维周敬献"。这是1面麻江型铜鼓，仿诸葛武侯铜鼓复制，只是仿某一铜鼓复制而已。在广东顺德征集到的1面铜鼓上也看到10个錾刻的汉字“沐恩信士罗锡福堂敬送"，原也是一个寺庙的供品。
德国学者黑格尔在19世纪末研究的铜鼓，有许多是从中国寺庙中搜罗的，其中有1面大铜鼓是在长江出海口的银岛上的一座寺庙里发现的。他说，在内蒙古和张家口以北的喇嘛庙中也有铜鼓。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和爪哇迪延高原的寺庙中也有铜鼓。
辛亥革命以后，散见于各地寺庙的铜鼓更多，除上述一些寺庙里的铜鼓，有的继续保存之外，广西还有北流北一里北容高山庙，罗片那排庵，卞二里社垌水口禄隆寺，扶来大嵛冲天观，新圩小学等，也藏有铜鼓。(民国《北流县志》)，兴业县石南武庙的铜鼓被移存入石南宾兴馆(民国《兴业县》)陆川上垌庙(民国《陆川县志·坛庙》)，贵县北里上龙寺、怀西里永兴寺(民国《贵县志·金石》)，岑溪关帝庙、归义文庙、南渡邓公庙(民国《岑溪县志·杂记篇》)，钦州文庙、马侯庙、李家祠、(民国《钦州县志·金石》)，灵山高山大庙、烟墩圩文武庙、茅金圩文武庙、新圩文武庙、平山练阳山盘古庙、宋泰练仇介祠、平力村福成六峰山三清殿，(民国《灵山县志·金石类》)，合浦福旺圩扩民庙，白龙三清庙、天后宫(民国《合浦县志·金石·汉铜鼓》)；防城清惠宫(民国《防城县志初稿·金石》)，象州五显庙(民国《象县志·金石》)，宾阳盐仓岭贤良祠(民国《宾阳县志》)，隆安乔建圩雷霆庙(民国《隆安县志·古迹》)都有铜鼓收藏。云南广南县团保局、昆明昆华民众教育馆、昭通李氏家庙、宣威禹庙、宾川鸡足山石钟寺、腾冲县太平阁、芒市土司衙门、金鲜县川庙，等等都有铜鼓(民国《新纂云南通志》)。据广西省立博物馆在1935年向11个县作的书面调查，当年尚存的铜鼓，桂林县有7面，天河县(今罗城)有3面，邕宁县有2面，岑溪、陆川、桂平、怀集(今属广东省)、凭祥等县各1面。但这种调查是很表面的，没有深入到真正的铜鼓收藏地。前述清代以来寺庙中的铜鼓即使有所散失也不至于只剩如此之数，更何况还不断有铜鼓从地下出土。与此同时，广西博物馆正式征集铜鼓，1936年从南宁、宾阳、永淳(今属横县)、南丹、都安等县征集到铜鼓7面(《广西省立博物馆近况及过去的工作》，载《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到40年代，广西博物馆收藏铜鼓已达20面。
据李卓立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在广东信宜西部采风时所见，信宜县的吴有初祠、李农部祠、李丽川祠、马山祠，黄寮乡铜鼓村洗太夫人庙、岭底小学校，东镇圩尾坤德宫、刘奉祠，麒麟山文昌庙、小水乡大洞口群慈庙、文武庙，飞马村文昌庙、第甲田北帝庙、甘家书楼、左横冈文武帝庙，都有铜鼓(《信宜西部采访记》)。
明清以来，私家收藏铜鼓也渐成风气。光绪《叙州府志金石志》说：“今田间往往耕出之，邑中士夫家购之，以为轩斋之玩。"广东香山(今中山)小榄麦氏藏有铜鼓(道光《香山志》卷五)，重庆杨蔚村至喜堂有铜鼓(《东归录》)，咸丰时，广西贺州信都兴安乡社洞村人柳家槐任西隆州(今隆林县)教谕时，从农民手中得一铜鼓，带回信都老家收藏(民国《信都县志》卷五)。光绪四五年间，在广西合浦白龙城南门外烟墩岭脚先后挖出5面铜鼓，除1面送入白龙三清庙，1面给乾体天后宫外，另3面都被私人取走(民国《合浦县志》卷六)。光绪二十年(1894年)广西灵山大化村人掘出铜鼓，被知县阮萃恩购去，宣统二年(1910年)朱千岁坟铜鼓，高山大庙铜鼓和新圩文庙铜鼓，都被知县马维骢据为已有(民国《灵山县志》卷二十)。
清末做过四川总督的古物收藏家端方也拥有1面“盘古"铜鼓(《陶斋吉金录》)。据罗振玉《俑庐日记》所载：江苏仪征阮氏藏晋铜鼓，后归扬州李维之，周霭曾从广西岑溪得一铜鼓收藏。又据《金泥石屑》载，浙江上虞姚氏咫进斋藏有“建武"铜鼓。《十二家吉金图集》收录的2面铜鼓，属北平孙壮雪园所藏。据德国学者F？黑格尔托人在中国调查，梧州一位官员藏有铜鼓，广州一位姓宋的九品小官竟收藏铜鼓18面，孙寿珊藏铜鼓3面，萨林格、黎显舜、董锡恒各收藏11面，佛山温奇收藏2面(《东南亚古代金属鼓》1902年莱比锡出版)。士大夫既珍爱铜鼓，也常拿铜鼓作为礼品转赠友人，光绪年间，金武祥就接受过陈励庄、文亮卿、徐固卿的赠送(《粟香随笔》卷五)。江苏吴县人吴大澂在广东任巡抚，曾将铜鼓送给他的朋友汪呜銮，并将铜鼓运回江苏老家。安徽合肥刘传绍、陈少白均藏有铜鼓(郑师许《铜鼓考略》，广西钦州大寺冯敏昌家藏铜鼓六七面，冯树萌堂、冯树茂堂、冯荣喜堂、冯坡研斋都有铜鼓(民国《钦县县志·金石》)台北李成发家藏铜鼓主面。新加坡林徐典家藏铜鼓2面、陈之初香雪斋藏铜鼓3面(饶宗颐《铜同鼓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