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卫 国本科教学中的教与学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笔者本无深入研究，也说不上有什么经验，只因有些在海外求学的经历，有所感触，遂就所见所闻及个人的一些切身体验，谈谈海内外本科教学中的相同与不同点，或许可以从中看出中外教学方法的差异，从而有所借鉴，使我们能更好地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
记得二十多年前本人上大学时，对于我们这些刚进大学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上课做笔记，将教师课堂上讲的原原本本地记下来，虽然有教材、参考书，也不如教师讲的重要。而下课就是对笔记，若无法上课，借来同学的笔记，抄抄即可。考试前则背笔记，因为考试的内容基本上不出教师讲授的范围。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讲授的好坏、知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水平。学生只是被动地记笔记、对笔记、抄笔记，考试前背笔记。这样基本上能够考出不错的成绩。但是，这样的教学并不能说是成功的，因为没有发挥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何处理好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关系，应该是判定教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本科教学中的教与学，教师与学生当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双方。我们很重视教师的讲授，这当然非常重要。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是最为重要的，所以教师的负责与否非常重要。具体而言，教案写得是否完备，上课讲述是否条例清晰，板书是否得当，可能都会影响教学效果的好坏，这些皆是最为基本的东西。而许多教师在讲授本科课程时，也往往在这方面花费许多的时间与精力。这些当然是确保教学效果好坏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这些，似乎还不足以使教学效果达到完美的程度。
在教学时，利用各种电子设备，充实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更多更好地接触新的知识，这都是提高教学水平、改善教学质量的办法。笔者在哈佛大学旁听东亚系给全校本科生开设的基础课“中国历史与文明”，主讲教师是东亚系两位大牌教授：中国思想史与宋史专家包弼德（Peter Bol）教授和清史与中亚史专家欧立德教授（Mark Elliott）。包弼德教授主讲元朝以前的部分，欧立德教授主讲元朝到近代以来的部分。选课的学生大约百余名，一个学期的课，主讲教授几乎很少写黑板，因为他们用大量的电子资源，每次课都有大纲，上课前给每个学生都会发一份大纲。同时，用幻灯将其打在投影上面，同时电脑内的许多资料在另一个投影屏幕上放出来，教师讲到什么问题，相关的文字资料与图片资料会一一出现，就像放电影一样，这样学生在听课的时候就是一个全方位的感觉，接受一种全方位的电子化教学。其效果自然是好的。
在利用电子资源的教学方面，我们正在朝着这方面努力，不过，我们还是在发展阶段，与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这种差距不仅是教学课件的缺失，而且并非所有的教室都配备了相关的设备。所以要真正实现全方位的电子化教学，不仅是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我们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建设。
与此同时，跟海外相比，我们的教学方面还缺少一环。我们本科教学主要是课堂讲授为主，下课以后，如果学生不积极主动提问，师生之间互动并不太容易。而海外除了课堂教师主讲以外，还有一定的课堂讨论时间。即以香港科大为例，人文学部的教师要给全校的本科生开设人文学科方面的课程，每个理科专业的本科生，必须修满至少十八学分的人文学科的课程，所以人文学部开设的课程几乎都是大课，一门中国史的课每每有上百名学生，这样就给教学造成了一定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主讲教师外，还配备了由博士生或硕士生担当的助教若干名，基本上，本科生的课每二十个本科生会有一名助教。而上课时间也有不同，一门课程三个学分，上三个课时，但并非一次上完，而是分三次上，每次上一个小时。而每两周六次课中，会有一次是由助教辅导的小组讨论、答疑课，有这样的答疑课，学生就可以将学习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一一提出来，向助教和任课教师请教。这样，既解决了学生的问题，教师亦清楚学生们学习的基本情况，从而更好地改进教学的内容。学生与教师就可以很好地互动。如果是三五十人的小课，也至少有一名助教，帮助教师处理学生答疑、给学生批改作业等等事情。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与文明”的课程，也有四五位助教，帮助答疑与辅导。用博士生、硕士生当助教，这是海外的普遍情况，这些博士生、硕士生担当助教，当然也就享受奖学金的待遇。这样，一则解决了研究生的经济问题，而同时他们可以帮助教师辅导教学，给本科生答疑解惑，是沟通本科生与教师之间的极好的桥梁。这种制度无论是对本科生、研究生，还是教师都是有利而无害的，而本科的教学效果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保证。而我们的教学中恰恰缺少这样至关重要的一环，为了弥补这样的缺失，实现学生与教师的很好的沟通，这就必须要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
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也是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处于我们这样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学生有多种途径获得知识，如果教师能够择取一些正确的知识，加以正确的引导，对于学生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现在无论是什么课程，可能都会有众多的参考书，所以调动学生在积极听讲的同时，认真阅读参考书，进行多方面的比较与思考，加强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对于学生来说，上课听讲只是学习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课下阅读参考书，充实课堂上教师讲授的内容，才能真正确保教学质量的高水准。同时，教师尽可能地设计一些合适的选题，让学生去思考，查资料，写课程论文，给他们锻炼的机会，在积极引导的同时，也给学生增加一定的学习压力，尽可能地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有了教师的积极施教，学生的主动学习，双方的配合，一定可以提高教学的质量，使学生都能增长知识、提高能力，真正做到教有所用、学有所得。这样我们的教学水准自然也就得到提高了。
但是要很好地实现师生之间的互动，除了师生双方的努力之外，其实需要许多重要的配套措施，例如图书馆的配合就相当重要，因为教学的好坏，是否有足够适当的参考书，也是影响教学质量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当今因为各方面的限制，我们图书馆的资源相当有限。我们在教学中常常感到一些重要的参考书，无法从图书馆得到，或者图书馆虽然有一两部参考书，但因数量少，需要的人非常多，而无法周转过来。这样就造成了教师虽然想给学生提供最好、最新的资源，但是因为没有图书馆的配合，而无法实现。这样的问题当然在海外也同样存在，但是，据笔者的观察，他们都有解决办法。这就是图书馆专门成立一个阅览室，就是教学参考室（Reserve Reading Room），图书馆配备专职人员负责，专门为全校教学服务的，这实际上是服务于全校教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正因为有了这个部门，教师可以不必为如何使学生得到应该看的参考书而苦恼，学生也可以很容易得到相关的参考资料。具体做法是，每个学期开课前一两周，任课教师都会给教学参考室一份本课程的参考资料书单，图书馆的人员遂迅速从图书馆的书库中将所需的书籍拿到参考室，这些书在该学期中就全部陈列在教学参考室内。开学以后，每个同学可以借阅相关的书籍，但是每次借阅不能超过三个小时，否则就得罚款。当然，如果三个小时以后没有人要借，原来借阅的读者可以续借。这样既可以缓解图书馆图书不足的问题，又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保证了教学资料的优先使用，给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学期结束以后，教学参考室内的书又全部还原到原来的书架，新学期开始，有新的课程，再调进来新的参考书籍。教学参考室的书籍随着学期的变化，开设课程的变化而变化，它的宗旨就是为教学服务的。无论是本科生课程，还是研究生课程，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要求图书馆提供教学所需参考资料。香港八所大学皆有这样的机制，而哈佛大学近百家图书馆中，不仅皆有教学参考室，因为资源的丰富，更有一个专门的图书馆（Lamont Library），是为全校本科生服务的，这个图书馆除一些特定的假期关门外，学期中每周开满7天，每天开馆24小时，也就是本科生在24小时内，随时可以进入这个图书馆阅读、学习，借阅图书资料，这样就提供了强大的后盾，为教师教学的安排与学生学习的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总之，我们在讨论本科教学中的教与学的问题时，在关注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同时，如果也能够从我们的体制上加以改进，借鉴海外的经验，从各方面提供条件，而不只是仅仅强调任课教师的责任问题与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问题，也能很好地发挥图书馆的功用，甚至也可以适当配备一定的助教人员，也许我们的教学水平皆能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