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伯 雄我们现在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学生在一些通史类的课程中投入的力量太大，四年下来，除了看几本教材，很少或基本上不读古书，这怎么行呢？历史研究要以史料为基础，一切观点、认识、概念、命题，都是从史料中得来的，而所谓史料，对于研究中国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的人来说，主要的就是古书。不读古书，就无从直接接触史料，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研究，不会有真知灼见。而且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学习、研究历史，总要有一种“历史感”，就是对古代社会、文化、思想的熟悉与理解，而这种理解，不是只看几本教材或者现代人的什么专著、论文能够达到的，必须大量地阅读古人的著作，使自己具备一定的古代文化的修养，俗话称有了一定的“书底”，才能够真正与古人“对话”，才能够具备陈寅恪所说的对古人的“了解之同情”。当然，在大学期间，不可能要求学生读太多的古书，但起码应该给学生以读古书的训练，引导并鼓励学生主动去阅读、钻研基本古籍，要让他们知道，中国都有哪些古书，古书都有哪些门类，各门类大致情形是怎样的，哪些书是比较重要的，哪些是可以缓读的，研究某个问题，大致应该到哪些古书里去搜寻材料，等等，这些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在大学期间是应当获得的。
有鉴于此，我们学院自2004年秋天起，开设了“历史文献学基础”课，院领导让我来担任这门课的主讲教师。这门课每周两节，上18周或19周。我多年来给研究生开设历史文献学课程，侧重于讲目录与校勘；如今给本科学生开课，课名加上了“基础”二字，意在强调讲解基础知识，同时也想不受正规的历史文献学学科范围的限制，增加一些与阅读古书相关的知识。但这门课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如何在这三十几堂课里给学生打下较好的文献功底（或者说是国学功底），达到使学生了解古书、熟悉古书，进而能够很好地利用古书的目的，这些问题还是让人颇费斟酌。
历史文献学中的“历史”二字，不应当理解为有学科的意义，就是说，这个“历史”，不是一般所说哲学、文学、历史那种学科意义上的概念，而应是指“古代的”，“历史上的”，因此，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其实内容是基本一致的，都是关于古书的学问。一般讲历史文献学（或古典文献学），大多以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这三大部分为骨干。这固然不错，但我们今天开课，还是应有一定的针对性，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目录学当然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的读书人，历来有重视目录的传统，清儒早就说过，目录之学，乃是学中第一紧要之事。目录明，方可读书；目录不明，终是乱读。当年张之洞感慨良师之不易得，曾对向他求教的学生们说，“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术门径矣”。这一诀窍，至今并不过时。好的目录书，确实能够引导学人入门，使人在茫茫书海面前，能够分清路径，抓住头绪，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在课上用了比较多的时间讲解目录书的体制、种类、用途等等，对较为重要的目录书，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提要》等介绍不厌其详，特别着重讲解这些书对于今天学者治学的指导意义。在课上，我特别举出著名学者陈垣、余嘉锡等人的例子，讲解他们是如何从目录入手，通过自学而有所成就的，激励学生钻研目录，主动把目录视为“引导之资”。
在我看来，今天给历史专业的学生讲目录学，不单是要讲中国古典的目录书以及古人所做的目录工作，不单要讲怎样利用目录书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且还要讲目录书里著录的内容，也就是要讲一讲古书本身，按照经史子集的分类，讲各类古籍的基本情况，各大类之下又分哪些小类，每个类别都有哪些重要的著作，使学生熟悉古书的基本情况，知道哪些书在研究什么问题时可能会用得到，哪些书在使用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等等。
历史系的学生读古书，不能只盯着史部的书看，眼界应该开阔一些，经部、子部、集部都应涉猎。特别是经部书，许多治史学的人不读经书，以为离自己的专业过远，没有用，其实不然。你要了解古人的行事、思想，就应了解那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否则就很难理解古人的行为与思维的方式，更谈不到探索那个时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了。所以治史的人最好能够熟悉古代的基本经典。我在课上讲目录书里著录的古籍，经、史、子、集四部都讲的，特别是经部，用力更多一些，因为我感到现在学生们比较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在其他课程中也比较不易涉及。例如《周易》究竟是怎样一部书，《易经》是什么，《易传》又是什么，《易》类古籍大致分为哪几种类型，《易》学在历史上发生过哪些变化，这些问题读史书时会常常碰到，但又没有专门的课程加以讲解，所以我想利用“历史文献学基础”这门课做一些简要的介绍，使学生掌握相关的基本知识。又如《尚书》，大家都知道是上古文献的汇编，但《尚书》中的一些问题，在使用《尚书》之前必须有所了解，各篇的时代问题、真伪问题，今文与古文的流传、授受问题，不知道这些，你就无法利用《尚书》中的史料。我想，讲授这些东西，在“历史文献学基础”课里，恐怕不能算是多余。还有《诗经》，许多学历史的人不重视，以为那是文学类的书，跟史学关系不大，其实不然。《诗经》里有些篇章属于史诗，本身就是历史；也有大量的可作为史料看待的东西，从中可以看到那时的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诗经》是古代读书人的基本文化修养，其温柔敦厚之旨是儒学的灵魂，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应该涉足其中，不唯涉足，而且应当涵泳其文，体认其义，这样方有可能逐步接触到中国文化的精髓。《诗经》也有许多文献学的问题，例如风、雅、颂的时代问题，由此而产生的各部分的史料价值问题，《诗序》的作者问题，三家诗与毛诗的异同问题等等。我在讲课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都有所涉及。当然，对经部古籍的讲解，并不要求学生深入地钻研经学问题，但这些作为国学的基础知识，大学历史学科的学生是应该具备的，在目前的体制下，让“历史文献学基础”这样的课程来承担此类国学基本知识的教育，我想还是合适的。
目录学及相关的内容占用的课时比较多，其他内容相应地就要有所压缩。例如版本学，本来也是文献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今日的大学生来说，毕竟距离稍远一些。因为今天常用的古籍，大多都已有整理本或影印本，大学生们很少有直接接触线装书的机会，而且版本这个东西，非经眼过目，不足以为功，单凭口说毕竟有些隔膜。因此我在授课中，这一部分讲得就比较简略，只是着重介绍了一些常用的版本学的名词概念，使学生了解一些有关版本的基本知识，同时利用电化教学的手段，给学生看一些不同版本古籍的图片，增加一些感性的认识。这样将来接触到古籍的时候，对什么刻本呀、抄本呀，聚珍版呀、殿版呀，善本呀、殘本呀之类的概念，不致太过陌生，这样也就可以了。校勘学也是如此。校勘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没有多少理论好讲，做好校勘，除了细心之外，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文史基础知识，而这却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实现的。因此，我讲校勘，主要是介绍几种常用的校勘方法，然后就是用实例示范，告诉学生做好校勘应具备哪些知识，应如何注意积累这些知识。
除了传统的目录、版本、校勘这文献学的三大主干之外，我认为在“历史文献学基础”这门课程里，还应该包括有关古书的其他知识，例如古书形制与体式的演变、古书的分类、古书的辨伪、古书的辑佚、古书的注释、类书与丛书的利用等等。这些对于学生将来的读书治学都有很直接的意义。例如古人注释类的著作很多，什么是传、笺、注、疏，什么是章句、集解，同样是讲解字义，什么时候称“读为”、什么时候称“读若”、什么时候称“谓之”，这些概念词语之间有什么区别，文史系科的学生是应该弄清楚的。古代的某些重要的注本，像《三国志》裴注、《文选》注、《世说新语》注等重要注本的价值，学生也应有所了解。又如人们常称丛书是一座宝库，但为什么称之为宝库，究竟应该怎样利用丛书，如果没有老师的引导，学生自己恐怕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才能够找到门径。而我们做教师的，有责任在他们大学阶段给予他们以必要的指引。我想，“历史文献学基础”这门课，就应该是学生走入学术殿堂的一盏引路之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