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獒群中，总有那么几个“意见领袖”，它们对獒王并不惟命是从，而獒王也会注意倾听、尊重它们的意见，它们有着更高的地位，在遇到情况时，也常常为獒王所倚重。
藏獒的主见性是很强的，即使是对于獒王，它们也常常能够提出自己的独特意见。事实上，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他的独特性，包括独到的见识和行动（应变）上的特立独行。但是，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依然坚持信念到底，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一个社交聚会上，会中话题转向最近报上经常出现的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所有的客人都持相同的看法，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礼貌地避免加入讨论中，直到有一个人直截了当地问他的看法。“我原本希望你不会问我，”他微笑着说，“因为我的看法跟大家截然相反，而这是个社交场合。但是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我的看法。”随后他大致说出他的看法，立刻受到了围攻，但他毫不让步，即使没有任何支持者，他仍然坚守立场。虽然他没有赢得任何人的赞同，但他却赢得了尊敬，因为他在大可干脆附和多数人的看法的时候，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不久之前，美国人还必须靠个人的决断以求取生存的机会。那些驾着驿车向西部进发的拓荒者，遇到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机会找专家来帮忙解决困难。无论是多么危机或多么紧急，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生病的时候，没有医师，他们便只能依靠一些常识或家庭秘方；印第安人来攻击的时候，没有警察，他们便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要想安顿家庭，那时还没有什么建筑公司，完全得靠自己的双手；想要食物，更是得靠自己去种植或狩猎。这些人，每当碰到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时，都得立即下判断、做决定。事实上，他们一直做得都很好。
如今，我们生活在-个到处都是专家的年代。由于我们已经习惯于依赖这些专家权威性的看法，因此便逐渐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以致不能对许多事情提出意见或坚持自己的信念。这些专家之所以能这么轻易取代我们的地位，只是因为我们让他们这样做。
我们现在的教育趋势处处都是先入为主的人格模式观念。例如，为了“领导统率训练”而大忙一场，全然不顾我们大多数人都将是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的事实。我们需要领导统率训练，同时我们也需要被领导，知道如何像个人一样聪明、有思考力地追随领导者，而不是像牛群一样盲目地走进屠宰场。
按照教育家华德巴比的说法，我们的孩子是遵循国家所需要的人格特性来实施训练的，因此都养成了这样的特性——能社交、平易近人、能随时调整自己以适应群体生活等——没有任何小孩可以例外。畏缩性格被认为是不能适应环境的表现，每个小孩都必须参与游戏，都轮流当领导人；每个小孩都必须针对每个问题发表看法，都必须讨别人的欢喜。
他推断说：“如果想从我们的教育制度中产生最快乐和具有最佳潜能的公民，就必须给那些不盲从于一般思想、喜欢阅读胜过于打棒球、喜欢音乐胜过于足球的孩子一个立身之地，必须容许这类孩子与众不同，而不被当作惟命是听的孩子看待。”
在一些公立学校，那些敢于慷慨陈词，能为自己子女的教育方式提出看法和意见的父母，的确需要勇气。因为通常别人会告诉他们，最好把这些教育上的问题留给那些具有资格的专家去处理。但是，我认识一位住在城郊的年轻人，便勇敢地站出来为自己儿女的教育方式讲话。他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并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不断提出问题，而且独自与一般公众意见奋战。一年后，许多人受到他的影响，遂选他出来当社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如今，不但他自己的子女受益颇多，更有数百名学子因他所提出的意见而连带受到好处。
小儿科医师告诉我们如何喂食、养育、照顾孩子；儿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何培养孩子适当的行为模式；商业顾问告诉我们如何经营事业；政治上，我们极少以个人的身份投票，而是以某个政党党员的身份投票；甚至我们最亲密的关系——爱情生活——都已经被专家侵入，它被观察、制成图表，然后详细地向大众公布说明，而大众消化了那些结果之后，就断定这一定是适合一切情形的福音。
大部分人（无论男女），都不会想到自己其实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专家——在他们自己本身、家庭或事业的世界里，他们决定去做某些事，只不过是因为一些“专家”这么说，或者是因为那是一种流行，于是跟着做算是凑个热闹。
爱德加莫尔经常用所谓的“群体状况”来告诫我们——他认为盲从会扼杀人类个性中最珍贵的价值。
“这种扼杀，正如同令人痛恨的纳粹政权一样。”莫尔在《周末文艺评论》中写道，它鼓舞了人性中的残暴和专制成分，这正与美国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美国的立国精神不仅在维护国家的独立，而且要使人民在国家中受到尊重。如果美国人因受威胁、贿赂，或被教育成不具独立人格的族群，那就难怪他们也会群集起来反对政府了。”
莫尔在文章的最后做了如下结论：“虽然人类还无法达到天使的境界，但这却并非是他们必须变成蚂蚁的理由。”
不可否认的，我们今日最难要求自己达到的诫命便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在这个充满了大众产品、大众传播及流水线教育的当今社会，了解自己很难，要维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更难。例如，我们常常用一个人所属的团体或阶层来区分他们的属性，如“他是工会的人”、“她是上班的已婚妇女”、“他是自由派”、“他是反动分子”等等。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贴有标签，也毫不留情地为别人贴上标签，这很像是小孩玩的“官兵捉强盗”的游戏。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罗德W杜斯十分关注顺从与不顺从相抗衡的问题，因而用“身为个人的重要性”作为他对1955年6月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的训词题目。
“无论你受到的压力有多大，让你不得不改变自己去顺应环境，如果你真正具有个人的特质，你就会发现，无论你怎么尽力将屈服合理化，你都无法成功，除非你抛弃你的最大资产——自尊。想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可以说是人类具有的神圣需求，是不愿当别人橡皮图章的尊严表现。随波逐流虽然可以得到某种情绪上的一时满足，却也时时会干扰你内心的平静。”
杜斯校长最后做了一个很深刻的结论。他指出：
“人们只有在认清自我的时候，才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到这个世界上来、要做些什么事、以后又要到什么地方去等这类问题。”
澳大利亚驻美大使波西史班德爵士，在1955年6月受任为纽约联合大学的名誉校长时，也发表了如下演讲：
“有了生命，我们方能尽量发挥各种才能。我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都有应尽的特殊义务，接受这些义务是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希望生命活得更有价值，就必须履行适当的义务。但是接受这些义务——没有这些义务，就不可能有让我们表现才能和个性的有秩序的社会——我们就有权利和机会在为自己、也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同胞、全人类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特性。”
只有成熟的心灵才能感知这种人类最光荣的潜能；只有成熟的人才能怀着“比天使低下一点”而不是比猿猴高-点的骄傲心情活下去。对于这样的心灵、这样的人来说，顺从——担惊受怕者的避难所——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字眼而已，因为他跟爱默生一样，认为个人心灵的保全是最神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