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引论
本书关心的问题是优良社会治理秩序形成与维系之机制。本书将要提出的命题是，优良社会治理秩序之基础乃是美德。未必所有人具有同等的美德，但社会中至少有一群人具有一定的美德，惟此，优良社会治理秩序才有可能。那么，何为美德？美德从何而来？我将援引儒家之经典论述，对此问题略作阐述。
德行与德性，伦理与道德
首先需从概念上区分德行与德性、伦理与道德，因为，当下关于中国文化之性质及诸多现实问题的讨论，都混淆了这两者。
《尚书·舜典》中记载，帝舜命夔担任典乐，但还让他承担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汉儒孔安国解释说：“胄，长也，谓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诗蹈之舞之，教长国子中、和、祇、庸、孝、友。教之正直而温和，宽弘而能庄栗。刚失入虐，简失入傲，教之以防其失。”（1）
这段记载说明，孔子开办私学之前，华夏古典教育的基本形态是乐教，目的是养成君子之德。
《皋陶谟》中，皋陶则说，“亦行有九德”：
宽而栗：性宽弘而能庄栗。
柔而立：和柔而能立事。
愿而恭：悫愿而恭恪。
乱而敬：乱，治也。有治而能谨敬。
扰而毅：扰，顺也。致果为毅。
直而温：行正直而气温和。
简而廉：性简大而有廉隅。
刚而塞：刚断而实塞。
彊而义：无所屈挠，动必合义。（2）
皋陶清清楚楚地说明，这九德是“行之德”，也即行为所具有的属性，当然是优良的属性。换言之，九德是“德行”。这九德显然是从《舜典》所说的四德发展而来，四德同样是德行。
德行不同于德性，汉儒郑玄注《周礼·司徒·师氏》云：“德行，内外之称：在心为德，施之为行。”（3）德行就是行为所表现出来的优秀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四德、九德的主体都是行使着治理权的君子，他生活于封建秩序中，有自己的臣、自己的君、自己的民。因而，君子之德也就是君子对待臣、对待民、对待自己的君的优良行为模式。
这样的德行也就是君子之位对于君子的内在伦理性要求，君子惟有具有这些德行，才能恰当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当然，与君子相对的人同样也需具备与其身份、也即社会角色相对应的德行。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系列“义”，《礼记·礼运篇》提出“人义”说：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义者，宜也，合宜也。“十义”就是对十种社会角色的合宜行为之伦理性要求。这十种社会角色是两两相对的，每一个都生活在与他人的相对关系中，扮演着一种角色，每个角色对承担者之行为模式会有一组特定要求，“十义”就是对最为重要的十种社会角色的要求之抽象，也即十种人应当具有的基础性、根本性德行，也即十种基础性伦理规范。惟有合乎规范，处于特定的相对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行为才是恰如其分的、合宜的。每一方都让自己的行为合宜，双方就可维持良好的关系。这也正是孔子所说“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含义。
到孔子那里，德的含义发生了微妙而重大的变化：
第一，从主体来说，德开始平民化。
周代君子是等级制意义上的，他自然地就是治理者，所以，德行就是等级制意义上的君子之德。到孔子时代，礼崩乐坏，等级制意义上的君子衰微，孔子要从平民中养成君子。这是孔子关心的核心问题。这些平民得通过“学”养成自己为君子。由这一点也就催生了自觉的伦理学，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概念的分化。
第二，首先是在德行之外出现了德性，或者说在伦理之外出现了道德。
封建秩序是由一个又一个特殊的相对关系联结而成的，双方之善、恶就见于相互对待的具体关系中，也即，此时唯一重要的就是作为优秀行为模式的德行。君、臣、民始终在与具体的他人的相互关系中追求优良行为模式，因而他们所追求的始终是伦理。
孔子开始讨论“性”的问题，他说过一句流传广远的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4）孔子所说的“性”究竟指什么，两千多年来众说纷纭。也许孔子所说人人相近之性，就是“仁”：“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5）“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6）孔子一方面主张“复礼”，另一方面主张“依于仁”。礼关乎古典的伦理、德行，仁则催生出道德、德性。
道德区别于伦理、德性区别于德行之处在于其相对的主体性、自足性。德行、伦理关乎他人，一定见之于与他人的行为中。道德和德性却未必如此。仁内在于我，以我为主体，“为仁由己”，由此，君子回向自己内心，扩充仁心。所以，后世儒家一直强调，心性之学乃是“为己”之学。这样，德就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具体的伦理、政治关系而存在。孔门四科首列“德行”，但此时的德行已具有“德性”的含义，因为，颜渊等人之德并没有机会表现于现实的治理实践中。由此，“人不知而不愠”才成为一种美德。这样的内在之德性有待于外在的机缘，才可以呈现为实践的德行。于是，君子的“出”、“处”问题也就成为后来始终纠缠儒生的问题。
第三，德性与德行之分，催生了私德与公德之分。
三代封建时代，社会治理是混融的，没有政府与社会之分，也就没有公、私之分。尤其对于君子，其职责就是治人以及治于人，所以，只有混融的德行。到孔子时代，初步出现政府、社会之分离，也即出现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分立。与此同时出现了德、位之分离：有位之人经常无德，有德之君子却又无位。此刻的君子之德就更多的是内在的德性，即便有所表现，也主要呈现于家庭、友朋、乡党等私人的社会生活领域中，也即为“私德”。惟有当士君子进入政府领域，才涉及公德。
从这个角度看，孔子所讨论的德比古典时代丰富、复杂。比如，孔子经常说的“智、仁、勇”三达德，或者“仁、义、礼、智、信”五常，比起了舜之四德、皋陶之九德，就多了一些内在性，也多了一些私人性。
简而言之，孔子既关注见之于特定人际关系中的伦理，关注实践性德行，也关注人的内在的道德，关注作为一种精神状态的德性。当然，伦理与道德、德行与德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这一丰富性贯穿于历代儒家理念中。如《周易》“乾”卦《文言》曰：“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大学》三纲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贯通无碍的。
当我们谈论儒家之德时，必须高度注意这一点。现代以来一种常见的倾向是简单化看待古代伦理学，误以为儒家只关心道德、德性。诸多对于儒家的批评，均针对这一点。这样的批评是荒唐的。因为，儒家向来并不只关心内在的道德、德性。实际上，儒家所说的德治、礼教，都主要关乎伦理，关乎君子之德行。（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