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引论
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是人群之组织问题，组织之关键又是潜在的成员中有人具有发起和领导组织之意愿和能力。在中国文明传统中，这样的人被称为“君子”。“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1）君子组织民众，构建制度，生产和分配公共品，塑造和维持秩序。而君子之形态在数千年间也有过变化。今日中国欲重建优良秩序，并承担其世界历史之使命，亦必以君子群体之养成为先务。
君子之起源
在中国，化成君子是贯穿五千年之基本文化理想。《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夔“典乐”，又以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这就是最早的君子德行养成科目。可以说，华夏文明之自觉始于君子养成之自觉。
文明养成君子，君子又创造文明，由此而达至华夏文明的第一个巅峰——周代。作为经书之首的《诗经》所再三讽诵者，正是君子。这样的君子乃是完整的人，他们同时具备德行、技艺与威仪：
第一，君子须具备德行。《左传》、《国语》记载了诸多周代贤哲关于这种德行之论述，而《周礼·春官宗伯》谓：“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至关重要的是，德行不只是内在的德性，而必须见之于外在的行，见之于待人接物与家国治理之实践中。
第二，君子须具备技艺，才可以呈现自己的君子之德。君子需掌握各种知识，但光有知识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将知识付诸实践的能力，理性地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君子绝不是闭门静思之哲学家，也不是专心侍奉神灵的神职人员，而是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行动者，其所依赖者，乃是实践之技艺。
第三，君子也具有威仪。“威仪”一词出现在周代，尤其是春秋时代，君子们都追求自己的威仪。那个时代的人们公认，卫国多君子。《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卫大夫北宫文子曾经这样界定威仪：
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卫诗》曰：“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
由此可以看出，“威仪”并非后世皇帝对大臣、官僚对民众那种居高临下的“威”。并非只有君才有威仪，君与臣、上与下各有其威仪。君子威仪所关涉者，乃是君子与人打交道的方式，因此对于凡是能够被他人所感知的行为举止，君子都应当予以控制，遵循一定规范。由此，君子才能够保持自己的合宜形象，一举手一投足，皆合乎自己身份。
威仪的背后是敬慎的精神状态，具体表现为，在所有公共场合，举手投足庄重而得体。“威”并不是威风之威，而是庄重之意。庄重是内心的严肃认真态度之外在表现。君子对待任何人、任何事情都认真、敬慎，所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2）。周人认为，君子应当稳重、庄严，孔子也说：“君子不重则不威”（3），切忌轻浮、油滑。只有这样，君子才能具有良好形象，处理好事务，获得别人敬重。
周文明最大的贡献也就在于，通过其礼乐体系养成了一批又一批同时具备德行、技艺、威仪之君子。这样的君子就是周“文”之人格化载体。正是这样的君子缔造和维持了社会之优良治理。并且，也正是君子中之贤且哲者，促成了中国思想、价值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突破。孔子就是伟大的君子，孔子的弟子以及当时各邦国之创制立法者，就是君子之典范。
儒学就是君子养成之学
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等级制意义上的君子群体败坏、溃散。原来以君子为中心的小型封建共同体纷纷然崩溃，士农工商皆游离而出，成为平等而自由流动的个体。中国进入平民社会。
这样的个体如何重新组织起来，如何在平民社会重建优良治理秩序，是孔子思考的核心问题。孔子立教之根本目标，正是在传统君子衰落之际，重建君子之教，在新的环境中养成君子，以为优良治理秩序之本。儒家思想的关键词就是君子。儒家之学就是君子养成之学。《论语》全书正是以君子开头、又以君子结尾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4）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5）
这两段话之间有深刻的关联。儒家之宗旨透过这一文本结构，已经再清晰不过地呈现出来。
孔子之后，君子不再是等级制意义上的，而意味着一组特定的品质，也即德行、技艺和威仪。跟此前的区别在于，当此平民社会时代，这样的品质不是先天的，也不可能在早期生活中习得，而必须通过“学”习得，所谓“学而时习之”——这当然是指孔门之学、儒家之学。
此处之“学”，不光是学习知识，更需要养成德行、技艺和威仪。因此，颜****仁，孔子告诉颜回“克己复礼”（6），“克己”正是自我约束利欲，自我提升德性。《大学》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则是更为详尽的克己、修身之道。德治首先是君子自治其身，自修其德。
这样的“学”一定是群体性的。学的基本形态是来自各方之友朋会聚一堂，相互切磋。也就是说，“群居”乃是君子养成之基本形态。对这一点，曾子说得更为明确：“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7）历代大儒都在聚徒讲学，官方也开办学校，儒者又在官方学校之外办学，尤其是宋明儒之书院，极具特色。在这样的“群居”组织中，潜在的君子相互切磋琢磨，而提升德性，养成技艺。透过这种群居而学之机制，平民社会之普通人也可以具有治理社会之德行、技艺和威仪，从而成为君子。
关于君子之标准，孔子的话最为简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后世儒者之论多不出此范围。如《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这样区分士与民：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这里的士大体上就是君子，士君子，民则是前面所说的小人。士君子“从其大体”，“先立乎其大者”，也即更多地关注心，集中于省思仁、义、礼、智之“四端”。因此，他们可以做到“忧道不忧贫”（8），即便没有恒产也依然能够保持恒心，也即，心不为外在的物质所动。相反，一般庶民之“思”的能力较差，则很容易蔽于物，如此，若无恒产就可能行为失当。
董仲舒答江都王之语，意思与此相同：“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之第三策中有更为详尽地论说：
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好邪而俗败。
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9）
总之，孔子之后传统中国社会的君子，就是平民社会中具有较为强烈之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和较高治理技艺之积极公民。君子的根本特征就是超越于理性经济人的成本-收益计算，而以仁义，也即以仁爱和正义作为自己判断、取舍、行动的标准。
君子之自然性
然则，君子从何而来？社会一定会有君子吗？不妨重温孟子关于君子-小人之分的讨论，《孟子·告子上》说：
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
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
孟子所说的“大人”就是君子，“小人”就是庶民，凡人，常人，普通人。孟子相信，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或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据此，人皆可以为善，均可成为君子。就这一点而言，人人平等。但是，人与人又有差别，“思”的意愿与能力不同，也即反思、省思内在之“四端”的意愿和能力不同。由此，人将在知识、德行和技艺等方面形成差别：有些人愿意思，善于思，也即善于养心、收放心，而成就为君子；另外的人做不到这一点，则只能处于“小人”之位置。
也就是说，君子之出现乃是一个自然的社会现象。君子是自然涌现的。君子也可以划分为不同层次。《论语·季氏篇》记载：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孔子所说之“上”就是圣人。圣人以天纵之聪明向世人阐道，赋予共同体以核心价值，让文明定型。他们是永恒的指导者，如中国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
“学而知之”所成就者乃是贤人。上天赋予每个人以“学”的能力，那些具有最高之学的意愿和能力的人，可成为贤人，比如孔门七十二贤。历代也都有贤人迭出，在思想、政治等领域为华夏文明之存续、扩展作出巨大贡献，如汉儒伏生、董仲舒、司马迁、诸葛亮，宋、明儒范仲淹、王安石、二程、朱子、王阳明、黄宗羲等，以及现代伟人曾国藩、孙中山、梁启超、张謇、张君劢、梁漱溟等。
社会中更多的是“困而学之”而成就之普通君子。这个君子似乎又可以划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士君子，他们跟随师儒学习圣贤之道，并将其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第二层则是基层社会的绅士，他们仅接受过初步的儒学教育。这两类君子在道德、价值的社会性建构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分散在在不同领域、大小不等的共同体中，以自己的道德权威，发挥价值导向的作用；他们又以自己的治理技艺，发挥组织发起、资源分配之作用。
值得注意的，君子之涌现未必受恶劣的政治、文化环境之影响。尤其是圣人、贤人，反而都生于患难之中，在旧秩序崩溃之际涌现。他们的伟大也正在于，当此文明彷徨、国家解体、人民涂炭之际，透过立德、立言、立功而力挽狂澜，重定乾坤。
当然，普通君子之形成，可能受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较大，因为，如果没有相对宽松的环境，那些陷于“困”境的人也就没有机会“学”，从而无法成为君子。而这又会让这个时代的治理状态继续恶化。此时，圣、贤之涌现，对于社会治理架构之革新、新生，就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