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以来，无数事件，以越来越戏剧性、越来越触目惊心的方式向人们证明当代中国相当普遍之人情冷漠、道德沦丧与伦理败坏。
对此现象，恐怕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是，怎么解决？分歧很大。受到过去二十年来盛行的经济学、法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学者、媒体普遍倾向于将道德沦丧、人情冷漠的责任归咎于不合理的制度。他们推论说，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人们不能享有人格尊严和充分权利，相应地，公民的责任感也就比较微弱。
这样的解释当然是有道理的。当下中国各个领域的制度，确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从而不利于人们的道德感之养成与扩展。为此，当然可以呼吁制度变革。但是，制度又如何变革呢？制度难道不是依靠人来变革么？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制度有诸多不合理之处，难道我们就不生活了？就不做人了？
因此，面对当下严重的道德溃散与人情冷漠，呼吁、推动制度变革当然十分重要，但对于美好的生活而言，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诉诸人心。道理其实再简单不过了：既然我们已经生活在不合理的制度下，那么，这个制度是不可依赖的。而不合理的制度框架也必然拒绝合理的制度之导入。此时，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唯一所能依赖的就是人心。这个时候依赖制度，已陷入自相矛盾的陷阱中。
人心也是靠得住的。因为，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看到一个不懂事的幼儿爬向水井口，所有人的心灵都会被触动，产生一种最为深切的同情，而本能地伸手去拉他一把。这不忍人之心就是良心。孟子和整个儒家传统都相信，良心就是人的本能。人类社会正是靠着这种良心而得以存续的。
人皆有良心，则生命的本质就是面向我自有的良知，护持之，扩展之。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由此，个人的气质就会发生变化，多一些善，对他人多一些同情。善是可以传染的，你善待他人，他人也会善待你。人们相互善待，冷漠就会退缩，社会秩序就会好转。不管大的制度环境如何，我们至少可以生活在一个温良的人际关系中。
所以，致良知一点也不难，人人皆可以做到。面对种种冷漠、败坏，不要再抱怨了。这个社会，抱怨之声已经太多了。互联网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它有一个坏处，那就是人们在这里似乎特别容易相互抱怨。每个人都在怪别人、怪社会、怪制度。或许可以说，习惯于抱怨，就是人心堕落之结果。
问题是，如此抱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回到人心。面向自己的良心，对自己的良心负责。法律、制度不合理？但是，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不做那些伤天害理之事。这就是底线。底线是人心为自己划定的。没有人心，就没有底线。没有人心的社会，就是没有底线的社会——其实这就根本不是“社会”。
当然，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人心会被物欲遮蔽，在这个物质主义时代，这种可能性尤其巨大。现代哲学也完全否定人心，因此，大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宁愿物质地生活。知识分子竭力主张的制度决定论，就是这种哲学上的物质主义的必然逻辑。
大约只有古典的复兴，可以从根本上推动人心之重建。首先是儒家之复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中，惟有儒家以人心为本，而致力于发明人之仁心。从台湾社会就可以清楚看到，儒家有助于人心之善。当然，佛教、基督教等宗教之复兴，也都有助于重新收拾人心。事实上，过去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千疮百孔，而没有完全崩溃，很大的原因就是，儒家价值在底层还有一定影响力，并有部分复苏；佛教、基督教也在复兴。
人心之重建，可以实现道德觉醒，伦理与社会之重建。如此，不管制度如何，我们至少可以过上人的大体正常的生活。以此为基础，也可以重建整个制度。如果连正常的生活都没有，即便有民主、法治等制度，又有什么意义？
注释：
（1）《尚书正义》，卷三，虞书，舜典第二。
（2）《尚书正义》，卷三，虞书，舜典第二。
（3）《周礼注疏》，卷十四。
（4）《论语·阳货篇》。
（5）《论语·述而篇》。
（6）《论语·颜渊篇》。
（7）关于这一点，笔者在《重新发现儒家》一书中将有专章予以论述。
（8）《左传》成公十三年记孟献子语。
（9）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edited by Eduardo Nolla，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mes T.Schleifer，by Liberty Fund，2010，vol.3，pp.963-964.
（10）Democracy in America，vol.3，p.931.
（11）Democracy in America，vol.3，pp.933-934.
（12）Democracy in America，vol.3，pp.957-958.
（13）原刊《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
（14）Democracy in America，vol.4，pp.1293-1294.
（15）Democracy in America，vol.3，p.882.
（16）这一点，可以参看先生所著《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
（17）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拙著《华夏治理秩序史》（第二卷），《封建》，上册，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五章，“共同体主义”。
（18）Democracy in America，vol.3，p.882.
（19）原刊《同舟共进》，2009年第1期。
（20）参看[美]道格拉斯·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五章，“意识形态与搭便车问题”。
（21）参看[美]富勒著：《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页以后。
（22）Democracy in America，vol.1，pp.69-70.
（23）原刊《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2日，收入本书时有所补充。
（24）本节写作于2005年9月初。
（25）本节原刊《时代周报》，2011年9月14日。
（26）《孟子集注》，卷三，公孙丑章句上。
（27）《孟子·公孙丑上》。
（28）本节原刊香港《信报》，2011年3月12日。
（29）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55页。
（30）[英]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富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5页。
（31）当代西方杰出思想人物爱德华·席尔斯专门对此进行了讨论，参考Edward Shils.The Virtue of Civility：Selected Essays on Liberalism，Tradition，and Civil Society，edited by Steven Elliott Grosby.Liberty Fund，1997。
（32）本节原刊《南都周刊》，2009年5月29日。
（33）《礼记·中庸》。
（34）Democracy in America，vol.3，p.964.
（35）本节原刊《中国经营报》，2009年5月18日。
（36）《孟子·离娄下》。
（37）Democracy in America，vol.3，p.964.
（38）Democracy in America，vol.3，p.964.
（39）本节原刊《中国报道》，2010年第6期。
（40）俱见《孟子·公孙丑上》。
（41）《孟子·梁惠王上》。
（42）本节内容最初发表于搜狐评论，2011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