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木难成林，众人的支持是成就大事的基础。那些想有所作为的君主们在获取民心方面总是会采取很多措施，以期待万民归心。拥护的人越多，统治的根基也就越稳。
颜元像中国古代号称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但社会上的四民之外，别有贱民，即地位特别低微的社会群落。他们或因民族异同，或受政治迫害，或因社会上莫名其妙的陋习，被列入贱籍，终生不许脱离，也不允许和正常人通婚，不容许参加科举，只能从事一般人不愿干的职业，还不能自由改变身份。
解放贱民虽是仁政，但是不实施之前，经常也不会有太多人去提及，好像这是一个不存在的群体。因为贱民只是一个少数、弱势的边缘群体，亦即一个偏于“沉默”的群体，他们的痛苦没有表达的途径，一般人也不去理会，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很少见诸史籍的原因。
他们是被侮辱和轻蔑的一群人，也是被遗忘的一群人。中国号称以仁治国，但历代都产生与人道原则相违的贱民，迟至雍正一朝才给以法律上的完全革除，这不能不令人生发出中国社会改革过于迟缓的感慨。
雍正元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求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民的贱籍。晋陕乐户的祖先原是明朝永乐帝夺天下时，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永乐成功后，关的关，杀的杀，除了加害这些政敌本人，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作为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以作为对政治异议者的残酷惩罚。
这些贱民想脱离卑贱处境，因身陷乐籍，政府不许，而地方上的缙绅恶霸更以他们为蹂躏对象，也不容他们跳出火坑。他们的苦难已持续了几百年，却不能解脱。年熙奏疏说，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忠义之士的后代，却沉沦至今，无由自新，太悲惨了，请求雍正开豁他们的贱籍，准许他们改业从良。
年熙为年羹尧的儿子，雍正又把他赐给隆科多为子，这时年羹尧还在川陕总督任上，而山西也是年羹尧的势力范围。年熙的建议可能跟他生父商量过，他又同雍正关系不一般，也可能事先了解雍正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所以才投其所思，有此动议。他将条议上呈之后，雍正十分赞同，便令礼部议行。大臣们秉从旨意，说“压良为贱，前朝弊政。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
雍正就批准乐户改业从良，同时命各省检查，有如此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于是其他省区的贱民也得以开豁。
值得一提的是，乐户除籍之议很可能发起于年羹尧，而得到雍正的大力支持。因为年羹尧犯罪后，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劾他，说他将皇上乾纲独断的乐户出籍的事据为己功，且向泽州乐户窦经荣索取谢银十万两。年羹尧辩白说：改乐户为良，是“圣主首端风化”，哪里敢掠夺为己功云云。山陕乐户削籍的同时，雍正命令除豁京中教坊司乐户。清初定制，凡是重要场合的奏乐，均由教坊司演奏。
雍正命乐户从良，另选粮通音乐的良人，充当教坊司乐工，专职演奏。这使教坊司的乐人改变了属籍，成为良人的职业了。七年，雍正又把教坊司改为和声署，由内务府管理，官员由内务府、太常寺、鸿胪寺官兼任。“教坊司”改名为“和声署”，就说明它是良人充役的机构，名实相副。这一改，进一步巩固了乐户除籍的成果。
不过，当时贱民的种类十分多，除去乐户之外，还有浙江的惰民，广东的旦户，徽州的伴当等等。因此，仅仅解放乐户还是远远不够的。元年七月，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趁着乐户削籍之机，上奏折请求豁免浙江绍兴府惰民丐籍。惰民的来源是宋代罪人的后代，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惰民籍属丐户，不得列于士农工商四民的名藉，是为贱籍，不许改变。他们从事的职业是士农工商所不愿干的，男子作小手艺和小买卖，塑造土牛、木偶、编机扣、捕蛙龟、卖汤饼，或者当吹鼓手、演戏、抬轿子，女子则做媒、当伴娘、卖珠、做接生婆。他们从事的是服务性的工作，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第三产业”。光从“惰民”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社会对他们的歧视。所谓的第三产业，却被当时农业社会所鄙视，社会地位十分卑贱。
政府不许惰民读书应举，不能做官，不得充当吏官、里长，不准与良人通婚，也不得与良人平等相处。作为一种侮辱性的习惯，惰民们的居住地区，房屋式样，穿着打扮，行路乘车等方面，都有规定，不能随便改变。因此惰民同乐户一样，毫无任何政治权利，没有人格尊严，是最受侮辱、损害和压迫的人群。
噶尔泰认为应给惰民自新之路，请求照解放乐籍的前例开豁。雍正命礼部议奏。礼部认为捕龟、卖饼、穿珠、做媒是贫民糊口职业，假如削除其籍，就是不许他们再做这些事，他们反倒无法谋生了，不同意削籍。
雍正说除籍“亦系好事”，礼部不要反对了，于是令惰民放弃原来职业，别习新职，脱离丐籍，转为民户，按照良民纳税服役。
此外，在江南苏州府常熟、昭文二县有种丐户，他们的籍属、社会地位与浙江的惰民完全一样。八年，江苏巡抚尹继善以他们业已“化行俗美，深知愧耻，欲涤前污”，请求循乐户、惰民事例，除其丐籍，列入编户。雍正同意了他的请求。其实早在五年，雍正就亲自提出安徽宁国府“世仆”、徽州府“伴当”的从良问题。雍正认为“伴当”、“世仆”这两类贱民，许多不是由于政治因素或债务关系沦为贱民的，而是出于茫然不可考的因素，是一种地方陋习演变的结果。
雍正提出让这些贱民从良有两个好处：第一是使他们向上，也就是说，除去其自卑感、悲苦感，给他们以过正常社会生活的希望；此外，也使他们的子女以平等的地位，不致于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这两点也是十分符合儒家乐生、平等的人伦道德的。雍正命令安徽巡抚魏廷珍查核，提出处理意见。魏廷珍议请区别对待如下：绅衿家典买的奴仆，如果有文契可考，还没有经过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应听从主人使役；即便已经赎过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有主仆名分；奴仆在赎身之后所生子孙，与原主没有也不应再有主仆名分，准许豁免为良；年代久远，没有文契，也不受主家豢养的，统统不许以伴当、世仆对待。
世仆、伴当所受压迫，同惰民一样，习鼓吹、抬轿，不与大姓联姻，不准报考。雍正认为他所议“允当”，也就是公正恰当，便批准执行。雍正这一措施，使他们从此免受了不少凌辱。
广东沿江沿海有一种“旦民”，早在宋代就采集珍珠，向政府纳贡。到了清初，在广州河泊所下辖的，每年按户纳鱼课，少数人已粗通文字，上岸居住。雍正于二年亲书朱谕，命将旦民编立埠次，加以管理。六年，向广东督抚发出上谕：“旦户即苗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通省河路，俱有旦船，生齿繁多，不可数计。粤民视旦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旦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于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深可悯侧。旦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摈弃之处，且彼输纳鱼课，与齐民一体，安得因地方积习，强为区别，而使之飘荡靡宁乎！”
雍正指出，陆地居住的广东人将居船的旦户视为贱民，是不合理、不人道的，应以旦户们交纳鱼税为主要事实，把他们当作平民百姓，不让他们被社会排斥，在江海之上飘来荡去，无所依靠。他指示广东督抚：“凡无力之旦户，听其在船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栖身者，准其在于近本村庄居住，与民丁同编列甲户，以便稽查，势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驱逐。并令有司劝谕旦中，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共为务本之人。”这就是说，旦户们能够上岸、愿意上岸居住的，地方官应为他们开辟地盘，一视同仁，防止地方土豪恶棍欺侮他们，鼓励他们耕田谋生。不知延续几个世纪的旦户问题第一次提到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得到了初步的解决。雍正在短短几年中，从法律和道德上解决了数百年来存在的问题。
丐户、乐户、旦户、世仆、伴当等贱民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几百年来，为何没有人像雍正一样来触动它们，甚至很少听到知识分子为他们呼吁的声音？
明朝人沈德符就曾对此不解地说：何以自宋迄今六百余年，惰民“不蒙宽宥”？深析起来，促使雍正这样做则有一系列相关原因：
首先，最值得重视的一点，这是和雍正整体宏伟的治国思路相贯穿的，是制度化、全局性的大手术，不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冲动。在雍正朝，执行打击不法绅衿的政策，而贱民们主要是受绅衿的控制，为他们服务。如果贱民要脱籍，就会侵犯地方绅衿的利益，他们自然不乐意，定会千方阻挠。所以雍正除豁贱民的法令中，才包含进禁止“绅衿土棍”阻拦贱民出籍的条文。据此可见，释放贱民，是中央同不法绅衿、地方恶势力的一场角力，此举有着深远的意义。这是雍正力革前朝弊政，推行改革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是压制地方绅权，提高中央威权，这同摊丁入粮、耗羡归公、改土归流等项政事一样，是雍正整体治国思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也是争取民心的策略。
根据记载，当乐户除籍令颁发的时候，乐户们都激动得涕泪俱下。噶尔泰很能恰到好处地赞美皇帝，他说，雍正皇帝此举“使尧天舜日之中，无一物不被其泽。使生者结环，死者衔草，即千万世之后，共戴皇恩于无既矣”。虽有不实之处，也可见释放贱民确实是一种仁政，可以提高皇帝的威望。
在雍正初年，统治尚不稳固，特别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确立一个有作为的中央政府的形象，这也是雍正忙于处理贱民问题的原因。当时社会观念对待贱民的态度有两种：一是以地方绅衿为主，要维护既得利益，要坚持等级制度，奴役贱民；一是像雍正朝的君臣，主张部分地释免贱民，而后者显然更符合儒家道德。
雍正也是这么想的。他说：“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令贱民改业从良，就是“励廉耻而广风化也”。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贱民的解放，也不完全是一个好皇帝的恩赐，其中也有历史的必然性。
任何解放都不可能完全是由上而下的解放，一定要有自下而上的争取，解放才可能展开，受苦的人才能最终脱离苦海。贱民所受的压迫，迫使他们产生反抗情绪，时或爆发反抗斗争，这是他们能够获得解放的重要因素。
贱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会引起社会动乱，统治者必须想办法“息事宁人”。正好同时雍正又要打击绅权，就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开豁贱籍可消减贱民的对抗情绪，又是取消不法绅衿特权的一个方法，可谓一举两得。
雍正此举是符合当时社会斗争的趋势的。然而，从贱民自身的角度来说，这还不是完全的解放，任何一种解放事业都必然是艰苦而漫长的，是社会性的事业。
雍正的除藉令下达之后，少数贱民改业，从良，摆脱了屈辱的地位，多数贱民依然如故。苏州的丐户还要应承迎春扮演的差役；宁波府没有得到削籍的十分多，矛盾严重，终于在光绪三十年发生第二次除豁事件。安徽贱民与绅衿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绅衿顽固地制驭世仆，不容改业，如析门县的周姓为李姓世仆，嘉庆十四年，按雍正例开豁为良，但李姓不依，仍然要周姓服役。道光元年，有个叫李应芳的，强迫周觉春充当吹鼓手，以致闹出人命案子。并且清朝政府对从良的贱民十分苛刻，这都影响着贱民真正摆脱奴役地位。所以雍正的一纸命令和某些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拯救贱民。
这是因为贱民的解放并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事情，它决定于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比如他们要求社会给他们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可雍正时代并没有提供这个条件。在讨论噶尔泰的建议时，礼部就指出惰民的就业问题不能解决，是考虑实际问题。事情也确实如此。在大多数贱民没有新的谋生之道之前，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从良。
尽管如此，雍正的开豁令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给贱民解放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削籍令是政府宣布放弃对贱民的特殊控制法，使贱民有了离开贱籍的法律依据。贱民只要依用政府的条件申请改业从良，就可以按照正常社会成员的方式进行生活，一定时期之后还可以应试做官。如果同平民发生纠纷，可凭良人的身份出现，不会像过去那样因是贱民而遭受不应有的歧视和打击。
招财进宝图加图《二十四史》的690的S2403贱民的除籍，使他们几百年的积郁有所舒张，生活信心有所增强，奴性有所消减，从而使他们受到压抑的创造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这也是对这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产力的某种解放。
另外，雍正实行摊丁入粮制度后，人民的封建隶属关系有所削弱，贱民的除籍正与这一历史趋势相符合。雍正朝这一自上而下的“阶级解放”政策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十分开明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