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哪个民族来统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郑氏家族作为明朝残余势力的代表，一直在为推翻爱新觉罗的统治而斗争，然而天下大势已定，郑家的反抗终于以投降而告终。
郑成功，乳名福松，原名森，字名俨，号大木。祖先来自光州固始县（今河南首潢州县），而后迁至福建，再至广东潮州，最后定居于泉州南安县。其父亲郑芝龙因来往于中日之间经商，成为巨商，而后与平户侯之家臣田川某之女（为郑成功之母亲）结婚，并于1624年（明天启四年）7月14日（阳历八月二十七日）生郑成功于日本平户千里滨。
北海冰嬉图反映了入旗士兵滑冰的场影郑成功于1631年与母亲及幼弟前往中国。那时的明王朝已是奄奄一息，崇祯皇帝于1644年自尽，明朝宗室迅即在南京拥立福王即位成为弘光皇帝。可是，郑芝龙所支持的南京政权，抵挡不住清军攻势，仅维持一年而亡。郑氏又在翌年1645年于福州拥立唐王为隆武帝。此时已廿一岁的郑森去拜谒隆武帝，皇帝授言：朕以无女可赐妻与你为憾，应勿忘朕、尽忠义。并赐给明王朝的国姓朱，名字也改为成功，这就是国姓爷郑成功的由来。
1646年8月，清朝将隆武帝捕掳，以授官职为条件促郑芝龙投降。虽经郑成功反对，郑芝龙于同年11月答应投降。但是清王朝背信反将郑芝龙送往北京幽禁，其妻田川氏则受清军凌辱而自尽。获知此噩耗，郑成功在孔子庙前烧烬象徵士大夫的儒巾及儒服，立誓曰：“即日起，决心不做读书人，要做一个军人，为君国及父母报仇。”知隆武帝死亡的讯息，逃亡在广东肇庆的桂王于1647年即位，并改国号为永历。身为明王朝最后一位皇帝的永历帝，被清军追迫辗转各地，1653年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于1661年亡故。明王朝寿终正寝之后，郑成功及其族人仍继续崇奉明朝的正朔永历而不变，表示不承认异族满清，立志“反清复明”。郑成功后来颠覆荷兰的台湾统治，迁移台湾，目的是为实现复兴明王朝的计划，结果给台湾带来新的命运转机。
郑成功转战中国各地，但是徒劳无功，终于1611年被迫陷入固守福建的厦门、金门两岛的窘况。此时，台湾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通事何斌避债逃到厦门，对郑成功陈述台湾土地丰饶劝其进攻，并献上海图。郑成功将金门及厦门的守备交托长男郑经，以何斌为向导，亲自率领四百余船只及两万五千名将兵，同年四月首先占领澎湖岛，继而将目标指向台湾。对荷兰人抱着愤懑，尤其是郭怀一事件后敌忾心加深的台湾移民对郑成功的军队表示欢迎。郑成功回避面临海峡的遮兰奢城，袭击防备薄弱的普罗民遮城，轻易而得手。郑军更进一步包围热兰遮城，因而荷兰人笼城固守等待巴达维亚援军。台湾长官一方面向巴达维亚求援，另一方面要求原住民支援。但是，由巴达维亚派来的援军错失时机，而原住民的支援尚未到达以前便被歼灭。结果，荷兰于1662年2月向郑成功投降，撤退至巴达维亚。由此荷兰在台湾长达3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
郑成功到台湾未满一年，反清复明的壮志未酬，便于1662年5月结束了充满波折的生涯，享年39岁。获悉郑成功死讯后，在厦门的郑经立即赶往台湾。郑经在台湾一旦完成继承安排后又回到厦门，但遭到清朝和荷兰军队的联合攻击，于1664年1月带领约七千名将兵及其家属迁台，这是郑氏一族所代表的反清复明势力由中国的总撤退。
郑氏一族迁移台湾以后，清朝政府立刻对台湾实施封锁，即所谓迁界、海禁政策。迁界是把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东南沿海五省的居民从沿岸往内陆迁移三十里，中间不但不准居住或农耕，连进入也被禁止；海禁则是禁止渔船或商船的出入港规定。但是此封锁政策，反而使与中国的走私猖獗，促进了台湾海上贸易的发展。台湾成为对中国走私贸易的一大据点，贸易的利益因而大增。而且饱受封锁政策之苦的中国沿海，尤其是福建、广东的居民纷纷迁台定居，成为台湾人口急遽增加的原因。随着人口增加，台湾的开发逐步有进展。北部淡水、基隆，今日之台北的一部分，还有桃园、新竹、大甲、苗粟、鹿港、彰化、北港、斗六、嘉义、新营、左营、凤山、高雄、恒春等中央山脉西侧一一被开拓，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地扩大起来。粮食生产显著地增加，不但使台湾居民粮食能自给自足，而且也确保了郑氏政权对清朝作战必需的兵粮充足有余。一方面开发，另一方面郑氏政权为筹措财源，向台湾住民徵税不遗余力，其苛酷比较荷兰统治时代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底，清朝平定了三藩之乱，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大陆基本统一，台湾继续孤悬海外，不利于多民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和统一。因此，统一台湾势在必行。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暴死，其长子郑克臧继位。不久，郑经部将冯锡范等杀死郑克臧，郑经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塽即位，袭延平王，仍奉南明为正统。此时，台湾郑氏集团内部发生了长幼争立的内讧，政治日趋腐败，内部分崩离析。再加上随着全国大陆的统一，“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失去其号召力，大陆士兵纷纷思归，郑氏集团内部人心惶惶，继续割据的局面已经很难维持。
但清廷内部在是否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上颇有分歧。朝廷一部分大臣认为，天下初定，“凡事不宜开端，当以清静为主”，主张缓征台湾。福建地方的水师提督万正色也上奏认为“台湾断不可取”。福建海防长官宁海将军喇哈达等也持反对态度。许多朝中大臣“咸谓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力主放弃武力征讨。一部分朝廷大臣还对康熙帝重用郑氏集团降将施琅不满，认为如果派施琅出征，“去必叛”。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福建巡抚吴兴祚等力主乘机攻取台湾。康熙帝在经过一段犹豫之后，最后下决心攻取台湾，以“底定海疆”，实现其一统海内的宏图。康熙二十年（1681年）六月，他发布诏令：“郑锦（经）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并令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诺迈、万正色等，与将军喇哈达、侍郎吴努春“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康熙二十年，一方面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不主张攻取台湾，另一方面，内阁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等极力保荐施琅，认为“他是海上（指郑氏）世仇，其心可保，又熟习海上情形。其人还有谋略，为海上所畏”。因此，康熙帝决定再度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作为攻台主帅，“委以独任专征”大权，到福建统领军队进取台湾。施琅到福建后，迅速组织起一支由原郑氏降兵及福建新练水师为主的水军，这支军队既熟悉海情，又有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同时又配备有精良大炮的高大坚固、行驶迅捷的战船，只待选择战机，准备渡海作战。台湾海峡尽管宽只二三百里，但风险浪恶，气候变化无常，渡海作战仍有不少困难。施琅充分估计到各方面的困难，并从困难条件出发制定作战方案：第一，以攻取澎湖作为第一个战略目标，先取澎湖“以扼其吭”。澎湖既可作为清军可进可退的基地，又可控制制海权，封锁郑军的通道。第二，选择西南风始发季节作为渡海进兵的战机，一改过去东北风盛行时渡海的传统打法。这样既能出其不意，又使水军能抛泊海上，选择准确的进攻机会。第三，兵分三路，东西两翼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于中路，与敌军主力决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战船300余艘，水师2万余人，自铜山出洋。第二天上午，战船即陆续到达澎湖海外。十六日曾发生小规模海战，双方各有损伤。二十二日清军分三路出击，与郑军决战，施琅亲率主力担任中路主攻。清军利用“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风上流之势，压攻挤击”，一鼓作气，经过七八个小时激战，大败郑军。刘国轩率所剩几只小舟逃回台湾。澎湖为台湾门户，一旦失守，台湾即失去了屏障。施琅派员到台湾劝降，联络刘国轩。刘国轩见大势已去，于是派兵监视郑氏统治集团，郑克塽、冯锡范只得上表求降，八月清军胜利进驻台湾。由于郑氏集团政治腐败，所以清廷统一台湾得到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清军至台湾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师”。由此看来，台湾人民是迫切希望国家统一的。
清廷尽管攻取了台湾，但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朝野之间存在分歧，康熙帝亦处于动摇犹豫之中。朝廷和闽浙地方的不少官员主张放弃台湾，守澎湖。施琅力排众议，主张坚守台湾。他认为台湾是“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在国防上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且“野沃土膏，物产利溥”，经济上亦大有开发的前途。特别是他很有远见地意识到若弃而不守，西方殖民主义者必利用台湾，“窃窥边场，逼近门庭，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遗患后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施琅认为台湾“即为不毛荒壤，必借内地挽转运输，亦断断乎其不可弃”。施琅恳切陈辞，阐述利害，得到大学士李蔚、工部侍郎苏拜、都察院左御史赵麟等人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康熙帝始决定坚守台湾，在台湾设台湾府，下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福建省。台湾、厦门合派一道官管辖。并派兵8000人驻防，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澎湖亦派副将一员统兵2000人驻防。这样，台湾重新统一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辖。
统一台湾，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中，这不仅对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对台湾的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后来事实证明，台湾经济、文化的进一步振兴，正是在台湾重新统一于清朝中央政权管辖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