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五年（1045），王安石已经在扬州任上干了三年，他的任期已满。由于和知州韩琦相处的并不融洽，因此任期一到王安石便立即离开了扬州，回京师述职。按照宋代的制度，进士高第（前五名）后，是可以献文向朝廷请求任馆职的，因为那个时代重文轻武、特别是馆职，能够进入那里的都是被认为文采一流的人物，这也是一条更能快速升迁的道路。但是王安石并没有选择这条路，他认为自己缺少实干的经验，工作阅历也不足，他想先寻找一个地方来试验他的想法，因此主动要求外放至地方。
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被任命为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知县。这一年，王安石27岁。虽然这次他做的不过是一个小县的县令，但这也足以让他很兴奋了，因为他不再是别人的幕僚，而是可以自己做主了。接到任命后，王安石怀着激动的心情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这个沿海的小城。刚一到任，他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鄞县是王安石从政后的第一块试验田，他在治理鄞县的时间里，把自己多年以来积累的想法和抱负统统用在了这里，此地也寄托着他莫大的期望。在鄞县任上时，王安石做出了相当卓越的成绩，他把鄞县治理得井井有条，一派繁荣之景。王安石在鄞县任上做出的成绩最为令人称道是在那里兴修水利。初到鄞县的王安石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现全县只要一到旱季就极度缺水，尤其是农业用水。按说鄞县是个水源十分充足的地方，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于是，王安石决定要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再决定解决方案。
他的这次考察共用了13天，走了数百里路，所到之处王安石都详细记载了当地农田水利的现状。通过这次走访，他对当地水利建设的总体有了一个客观真实的认识，并得出了结论。王安石发现，鄞在五代时期曾重视兴修水利，还曾设置营田官吏专门负责疏浚河道，因此此地的人民一直没有干旱的烦恼。但是到现在那些原来的设施都已经荒废了几十年，而本地的官员们却都不顾民生，根本不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导致鄞县今天这个状况的不是因为老天而是因为人的不作为。既然找到了事情的原因，王安石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解决这一问题。他召集部署制定了一套兴修水利的方案——开渠、筑堤。
就在鄞县任上的第一年，王安石组织全县乡民投入到了兴修水利的工程中去。各地乡民听说新来的知县要兴修水利，都非常高兴，他们纷纷主动报名，干活也十分卖力。他们知道，这是在为自己利益干活，一旦建设好了就再也不用担心旱涝灾害了。经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得以顺利完工。为了纪念王安石的功绩，乡民们把其间修建的一条长达15公里的海塘命名为“王公塘”。自此之后，鄞县县民再也不用一到旱天就发愁了。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王安石还施行了青苗法。今天，许多人只知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当政时曾在全国推行过青苗法。却不知早在他担任鄞县知县之时就已经对此有了成熟的想法，并加以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王安石很早就发现，一到灾荒之年，农民就不得不向地主借粮、借款度日，进而就要忍受地主的重利盘剥，最终只能卖房、卖地、出卖劳力，甚至最终导致家破人亡，农民为此苦不堪言。在鄞县上任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更让他揪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王安石决定在全县推行青苗法。
所谓青苗法，即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由官府开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了秋收之后再由农民把粮食还给官府，并支付少量的利息。这样一来，就能有效解决灾荒之年农民的境况。这一方法一方面缓和了日趋紧张的社会局势，同时还能使官仓里的粮食得到更新，可谓是一举两得。这次成功的实验给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这也为他在多年以后主持的改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
好学的王安石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自然毋庸置疑，他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对于社会的重要性。要振兴国家，首要在于人才，而人才之兴全在教育。王安石的这种重视教育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曾有过明确的阐述，庆历八年（1048）王安石作《慈溪县学记》，其中有“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一句。
他打破传统，大胆地把鄞县供人祭拜的孔庙改成县学，并四处找寻名师任教。王安石得知慈溪有一人名为杜醇，字台石，此人在当地道德学问名声颇佳。于是王安石便亲自去见杜醇，与杜醇详谈之后，他认为：“而吾所见其邑（即慈溪）之士……杜君者，越之隐君子，其学行宜为人师者也。”为了请杜醇出山，王安石先后两次亲自写信给他。在《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中，他声称：“君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君，臣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臣。……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不适于义而唯谤是恤，是薄世终无君子也，唯先生图之。”最终他的真心打动了杜醇，杜醇答应了入县学任教。因为王安石的重视以及名师的教导，一时间鄞县县学异常繁荣，入数多达200余人。县学的开办为鄞县培养了大批人才，教化了风气，对当地的教育事业可谓功德无量。
在醉心于工作的同时，王安石没有忘记一件事：父亲王益还没有正式下葬。于是，就在他上任的第二年，王安石抽出时间回到了江宁把父亲下葬。已经去世9年的王益此时才正式安息于牛首山，据说此地是他生前就已经选定好的。安葬了父亲后，王安石还请挚友曾巩为父亲作了墓志铭。这样，多年萦绕在王安石心头的一件事终于解决了，他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了。
在鄞县任上的三年，王安石兢兢业业，以富民强县为己任，短短数年间鄞县地区的生产、生活面貌已经发生了极大地改观，社会矛盾缓和，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相对提高，在当时一枝独秀，令人赞叹。这时我们在他的身上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王益。王益早年为官之时总是能够做到一心为民，所到之处皆有政绩，这对早年的王安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时已到而立之年的王安石终于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了。
多年以后，鄞县地区的百姓在鄞县“东八十步”修建了荆公祠，又名实圣庙，以纪念王安石在此地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祠内一直香火不断，至清朝仍存。鄞县地区现在还有安石乡等与王安石密切相关的一些名称，可见王安石在当地的影响之深。
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在鄞县任期已满，他回乡探亲并等待朝廷的任命。第二年，即皇祐三年（1051），朝廷的任命状下来了，王安石被任命为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通判，加殿中丞。其实就在这一年，王安石还是有机会任馆职的，但是他仍主动放弃，赴舒州上任去了。
舒州，即现在安徽省潜山一带，地理位置相对比较闭塞，但却有种当年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的味道。当时王安石坐船而来，上岸以后，漫步走在山间小路上，路两旁的繁花野草争相斗艳，树木郁郁葱葱，蜿蜒立于小路旁。远处雾气迷漫了整座青山，好似进入了仙境一般。虽已初夏，却有丝丝凉意，王安石深深吸了一口山间清气，顿觉沁人心脾。
三国时的周瑜就是潜山人。王安石一到，便兴高采烈地到处询问：周公瑾故居在哪里？但当地人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都说不认识，只有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头瞪大了眼睛听王安石问了半天，终于恍然大悟，明白过来了。他急忙拉着王安石衣襟向前指点道：“这里我年龄最大，见识最广，你算是问着了，除了我知道，没别人知道。前面再走三里路，转过山梁，那棵老槐树下面，就是周公井，水好着呢。”
王安石在舒州，毕竟不是一把手，做什么事情总是要请示一下上级，自己不便越职言事，所以，王安石就偶尔抽出时间去山里转一转，写了不少诗，今录其一首《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围。
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
王安石在游玩的同时，还四下走访，了解山中百姓的生活，发现他们都很穷困，王安石曾感慨作《感事》长诗，诗中写道：
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
虽无剽盗起，方一且不久。
这首诗表现了王安石对当时百姓的穷困现状相当担忧，并进一步描写农民的凄惨情况：农民们如此穷困，官吏们却为所欲为，到处敲诈勒索。而农民们田地里的庄稼没有收成，肚子都吃不饱，更拿不出钱来，他们一味地哀诉乞求，得到的却是官吏的鞭打棍敲。冬天天冷少粮之时，许多老弱病残者就会悲惨地死去。但官府的粮仓却紧紧关闭，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王安石来到这个荒凉落后的州郡为知州的副手，大事不能自己做主，不能替百姓分忧解难，心里常常惭愧内疚。虽然对农民有哀怜同情之心，却又拿不出十分有效的办法。
诗的最后，王安石提出，希望同僚和朋友也与自己一样，为百姓担忧和感伤。尽力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诗写的平淡朴实，虽然没有“大江东去”狂放与豪迈，但却是王安石内心真情的自然流露。面对农民窘迫的生活情况，王安石向知州王琪提出在舒州放青苗钱救民，但却被一口拒绝。
王安石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官府不愿出面，王安石又想到了另一条途径，就是请民间有能力的富豪大户出面借钱救困。因为各地大户的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良田美地，应该有这个能力。
大宋对土地兼并的政策很明确：“本朝不抑兼并。”在这种情况下，富人越来越富，往往“富有弥望之田”，而穷人则越来越穷，“贫无立锥之地”。
王安石在地方工作多年，对这一现象了解很深刻，曾作《兼并》一诗。王安石在诗中建议必须对兼并之家加以制裁和打击。在《兼并》诗成之后，王安石还写过一首题作《寓言》的诗。
在《寓言》中，王安石说：如果谁家遇到婚丧嫁娶却无钱操办，政府就应该借给他钱以解除其忧愁；如果谁家无钱种地，政府也应借给他粮食种子以帮助其度过危机，等到万物丰盈时，再收回本利，物质缺乏时我再拿出来帮助百姓；如果做官的不明白这些道理，只是空谈抑兼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由此可见，王安石抑兼并的本质就是救困、扶危、养民。
为了能向大户借钱救困，王安石到处奔波，但并没取得什么结果。因为这里的人都很穷，没有人能出得起钱。
在王安石科举高中直至任舒州通判的这些年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情是欧阳修上书推荐王安石。王安石的好友曾巩虽然两次科举落第，但是他的才华深得朝臣欧阳修的赏识，两人的关系较为亲密。王安石中科举后，曾巩就曾向欧阳修推荐过他，曾巩称：
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欧阳修当时的态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据常理分析，欧阳修赞赏曾巩的学问，而曾巩又如此抬高王安石，欧阳修自然不会等闲视之。嘉祐元年（1054），欧阳修上书推荐王安石，称其：“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
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时的有一个叫陈襄的官员本着为国求贤的目的，向朝廷呈上《上荐士书》，书中推荐的人才中就有王安石。陈襄称其：“才性贤明，笃于古学，文辞政事，已著闻于世。”
值得一提的是，那篇著名的游记《游褒禅山记》就是在舒城任期内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