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从王安石登上相位的那一天，就注定了他要以悲剧收场。在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变法中，皇帝是帅，他是将，按照人们传统的思维，皇帝是天之骄子，圣明如神，是完美的化身。在这场变法中，如果取得了什么成就，首要功劳肯定要归功于皇帝，而如果出现了错误，王安石理所当然地就成了替罪羔羊。
王安石执政前后共计七年，其功过是非神宗最为清楚。在变法方面，王安石对反对派予以坚决反击，或者降官，或者逐出京城，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伟大夙愿，王安石可谓排除了一切困难，积极推行新法。似乎正是因为王安石不信天命而招致的报复，就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日渐深入之时，一场北宋历史上最大的旱灾从天而降，这无疑给了变法当头棒喝。变法的反对者们似乎正在等待这一场大旱，饥民遍野，白骨累累的惨景不知道比他们的多少道奏折都有效。他们认为，这种乱象充分的说明王安石的倒行逆施已经引起了天怒，这更使得原本已日渐平息的反对浪潮又重新高涨起来。饥民的增多，直接引发的就是流民的增多和各地的暴乱。禁军马队，挥动着马鞭到处追逐着饥饿的流民，逃躲追逐之间，马蹄声，斥骂声，鞭打声，哭叫声充斥了京城的每个角落。这更使得变法的推行雪上加霜。每天都会有众多关于流民的奏折和大臣反对的奏折源源不断地呈送给神宗皇帝，即使神宗再怎么信任王安石，可摆在面前真实的证据，让他渐渐对王安石的变法产生了怀疑。
而此时，郑侠的《流民图》震撼了神宗。而一直处于后台的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亦走上了前台，她们在神宗面前痛哭流涕，声称新法变乱了天下。这种情况下，神宗又一次动摇了。尽管王安石几经解释，但神宗皇帝还是心存疑虑。
神宗思索了许久，第二天一大早，神宗皇帝没有征得王安石等变法派的意见，在上早朝之时直接颁布圣旨：在东京城广设粥厂，倾尽官府存粮，赈济百姓；命各地官员迅速详细汇报各地灾情；新法暂停，令天下之人对此各抒己见。
新法的暂停，对王安石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不仅意味着神宗皇帝对他信任的动摇，更意味着他为之付出一生的宏伟事业有可能会付之东流。他不在乎高官厚禄，不在乎荣华富贵，可他在乎的却是百姓的认可，国家的强大。
事已至此，王安石已经没有退路了。他的新法被暂停了，他在朝廷也被彻底的孤立了。他从一个受人瞩目的位置上滑落到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是何等的悲哀啊！此时，不仅满朝的文武百官反对他的变法，连变法的基础老百姓都因他的变法而深受其害，他已没有什么颜面继续留在朝廷，除了辞职，他别无选择。
因为一场天灾而导致变法的失败，这是他在执政时期所未曾预料到的。在王安石看来，他的新法纯粹是为着国家利益着想，他一心装的只有整个大宋王朝。他的新法不是没有错误，不是没有弊端，这些他都承认，可任何事情都不能尽善尽美，有利就有弊。自他执政以来，大宋王朝入不敷出的境况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甚至还有一点结余；在对西夏的战争中，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可是就因为这一次突如其来的天灾，他的新法就功亏一篑，他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他自叹这是何等的荒唐，可是，眼前的这一切已经告诉了他，他失败了，输得很彻底，已经没有任何翻身的余地了，他满心苦涩，无奈地摇了摇头。
辞职的奏折很快就呈上去了，可一直没有回应。其实，新法虽暂停了，但神宗并没有罢免王安石的决心，毕竟王安石是他深受尊敬的老师啊。他们拥有共同的理想，拥有共同的抱负，为了实现这些理想和抱负，他们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相互勉励。而今，要罢免昔日的挚友，神宗皇帝又于心何忍呢？而且，罢免王安石就意味着自己几年的一切努力全都付诸东流了，他能下得了这样的决心吗？
神宗暂罢了新法，王安石心里有抵触，变法派的吕惠卿、邓绾二人进宫面奏神宗，请求继续推行新法。神宗犹豫不决。吕惠卿声泪俱下地说：“几年来，陛下废寝忘餐，推行新政，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天下百姓也一片赞颂，怎能仅凭一个狂夫之言，说废就废呢？如此一来，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
而此时的邓绾附和吕惠卿，也劝说神宗继续推行新法。变法图强，本来就是年轻的神宗皇帝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理想，才有了对王安石的提拔，才会有了后面这许多的风雨。他下令暂罢新法，也只是看到流民图上那悲惨的一幕，让这位从小生活在深宫之中的人的心灵为之深深震撼。但静下心来仔细一想，觉得将推行多年的新法全盘否认，实在是心有不甘。他不想就这么承认自己的新法失败了，一方面是不想新法失败，另一方面也是想为自己挽回一点做皇帝的自尊。见两位大臣苦苦相劝，变法图强的意识在思想里又占了上风，于是同意了继续推行新法。两人领旨而出，新法继续推行，而且力度比以前更大。
此时，在王安石一再坚持下，神宗皇帝接受了他的辞呈，并叫王安石推荐接替他的职务的人选。此情此景我们不难看出，神宗虽然免去了王安石的宰相之职，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富国强兵的理想，而是要继续推行新法。
王安石推举了两个人，一个是前宰相韩绛，一个就是曲意奉承的吕惠卿。
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正式罢相，出知江宁府。
大宰相王安石秉政七年有余，大张旗鼓地推行新法，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改革风暴，许多人都被这场风暴刮出了政坛，刮出了京城，甚至丧命，最后却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掀翻了。
王安石离京之后，韩绛和吕惠卿迅速被提拔重用。韩绛任同平章事，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负责。至此，神宗已经将变法的希望放在了这两个人身上。起初，两人深感王安石的提拔之恩，所以继续实行王安石制定的方针政策，真正是萧规曹随，一点儿不肯改违。因此，京城的一些人送他们二人两个美号：韩绛称为“传法沙门”，吕惠卿唤做“护法善神”。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吕惠卿是个极具野心的人，且极善于钻营。王安石在位时，为了取得王安石的信任，以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他极力鼓吹变法如何如何好，曾被视为是王安石变法最得力的助手。王安石离开之后，他妄图取代王安石的地位，为了达到目的，提拔族弟吕升卿、吕和卿等人，以此来扶持自己在朝廷的势力，打击变法派内部的其他成员。此时的吕惠卿已经完全由一个变法的拥护者转变成了一个变法的利用者，他打着变法的招牌，肆意妄为。吕惠卿执政以后，因为之前与三司使曾布有嫌隙，便想利用现在手中的权力拔去这个眼中钉，真可谓是“官报私仇”。恰在此时，曾布上表请求废除市易法，认为此法不良。吕惠卿便趁机抓住这个借口，以阻挠新法罪弹劾曾布，将曾布逐出京城，贬到饶州去做了知州。
吕惠卿采用吕和卿的建议，创行手实法，具体内容为：命令民间的土地、房屋、宅基地、牲畜和所有资产，都要据实估价报官，官府按估价总额抽税，凡隐瞒不报者，重罚，举报者有赏。这实际上就是征收资产税。如此一来，民间寸土尺椽，都要纳征，养鸡饲牛，都要纳税，老百姓苦不堪言。
吕惠卿的所作所为激起了郑侠的愤慨，他再次画了一轴画，题名为《正人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在这幅图中，他将唐朝的宰相进行分类，其中魏征、姚崇、宋璟等，称为正人君子；李林甫、卢杞等，号为邪曲小人；将冯京比做君子，吕惠卿比做小人，借古讽今，呈献给神宗皇帝，并附上一道奏折，弹劾吕惠卿。吕惠卿绝不容忍郑侠对他的攻击，在他一手操办下，郑侠被贬谪到偏远的英州（广东英德）。本来，吕惠卿要置郑侠于死地，但被神宗阻止了。神宗说郑侠谋国而不谋身，忠诚可嘉，不可重罚。皇帝都这样说了，吕惠卿也只能见好就收。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一直不赞成哥哥的新法，但却丝毫不影响兄弟间的感情。为此，他曾特别提醒过哥哥王安石，要时时刻刻提防吕惠卿。有一次，王安石正在和吕惠卿商量政事，王安国见势，故意在屋外吹起了笛子自娱自乐。正在兴头上的王安石冲着外面的弟弟喊道：“停此笛声如何？”王安国应声回敬道：“远此佞人如何？孔夫子曾说，驱郑声，远佞人。哥哥如能远离这等阴险小人，吾便停此笛声。”兄弟俩的一问一答，实际上王安国是引用了孔夫子的话告诫王安石远离吕惠卿，这令处在一旁的吕惠卿甚是尴尬。
虽然吕惠卿当时没有说什么，但怀恨在心，时刻想寻找时机报这一箭之仇。恰巧，郑侠流放英州之后，吕惠卿便以王安国与郑侠交往甚密为由，撤掉他的职务，贬回老家去了。吕惠卿总算松了一口恶气，报了一箭之仇，这也在无形之中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在将郑侠、王安国逐出京城之后，吕惠卿依旧觉得不解气。对上他一味阿谀奉承，对下四处走动，拉帮结派，慢慢地在朝中建立了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处事更加独断专行，很少同宰相韩绛商量。但最令他担心的还是王安石的复出。虽说王安石早已远离了朝政，但皇帝却时刻没有忘记他，总想找机会再请他出山。他怕王安石的复出抢了他的风头，更害怕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地位就因王安石的复出而瞬间崩塌。索性他一不做二不休，对恩师王安石开始下黑手。
当时，山东有一个谋反案，主犯是一个亲王，犯罪团伙中有一个人早年是王安石的朋友。本来，这件事与王安石八竿子也打不着。吕惠卿欲置王安石于死地，便以此为依据，诬陷王安石与这起谋反案有染。
吕惠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包括宰相韩绛在内的朝中大臣的诸多不满，很多人强烈要求王安石复出，他们认为，只有王安石才能控制吕惠卿。宰相韩绛向神宗上了一道密折，请皇上罢免吕惠卿，起用王安石，同时，他派人给王安石送去一份密函，说吕惠卿欲控告他谋反罪，叫他在七天之内赶到京城，七天之内，他可保这件事不爆发。当时，谋反罪是灭九族的大罪，只要与此有一丝的联系，不但自己人头落地，九族之内的亲人也要跟着自己陪葬。王安石接到韩绛的密函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连夜从江宁出发，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果然在七天之内赶到京城。进京之后，连夜进谒神宗。
神宗皇帝自从王安石出京之后，似乎失去了主心骨，变法随之停滞。加之吕惠卿执政后，处事毫无章法，弄得朝中大臣怨声载道。他明白，长此以往，他一直希求的宏伟大业就会功亏一篑，他便开始想念王安石了，似乎也理解了王安石离职的用心。自从韩绛告诉他，王安石不日将进京，神宗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气，开始重视起变法大业。此时的吕惠卿不断地把控告王安石与谋反案有染的奏折送于神宗那里，希望神宗能尽快治王安石的罪。神宗哪还会相信他吕惠卿的话，因而将他的奏折压而不发。
王安石进京的当天，神宗便接见了他，君臣二人彻夜长谈，惺惺相惜，以往种种误会烟消云散。第二天，王安石官复原职。
王安石的复职并没有使吕惠卿就此放弃自己的野心，他不仅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处处设置障碍，处处为难王安石，处处指责变法的弊端，妄图一举搞垮王安石，取而代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吕惠卿做梦也没有想到，正当他算计别人的时候，有人已将矛头指向了他，而这个人，就是他曾经的政治盟友邓绾。
王安石复出之后，朝中的很多大臣开始取媚于他，企图通过支持变法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其中御史中丞邓绾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人物。邓绾本来是王安石变法的助手，王安石罢职后，他倒向吕惠卿，成为吕惠卿的政治盟友。此二人狼狈为奸，飞扬跋扈，对王安石落井下石，做下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王安石复出之后，邓绾的处境非常尴尬，他清楚地知道王安石与吕惠卿两人的嫌隙已生，他不可能在两人中间左右逢源，必须从中选择一个人作为自己最终效忠的对象。他知道吕惠卿不是王安石的对手，于是选择了王安石。直接投靠王安石已是不太可能，那样只会弄巧成拙。邓绾是个聪明人，既然直接倒向王安石已是不现实，便从王安石身边的亲人入手。他背着王安石，暗中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商量，控告吕惠卿勒索华亭商人铜钱五百万缗。为了弥补以前的过失，重获王安石的信任，邓绾反戈一击，出卖了吕惠卿。至此，吕惠卿和邓绾的为人可见一斑。
御史蔡承禧也欲取悦王安石，于是上表弹劾吕惠卿，说他欺君玩法，结党营私。神宗此时已对吕惠卿充满了厌恶，看了邓绾等人弹骇吕惠卿的奏折后，一怒之下便将吕惠卿贬出京城，出任陈州知州。三司使章惇也为邓绾所劾，贬出京城，出任潮州知州。韩绛是王安石复出的功臣，除去了吕惠卿这等奸佞小人，两人本可以共同完成这宏伟基业。奈何韩绛与王安石的意见却始终背道而驰，而此时的韩绛已萌生去意，便托病请求离职，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他出任许州知州。
就这样，王安石重新独揽宰相大权。
尽管王安石又重登了相位的宝座，可摆在他面前的路并非像之前那么好走。辞相之后朝政被吕惠卿搞得乌烟瘴气，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还要王安石来收拾。这次他遇到的就不仅仅是变法的问题，还有如何改善黑暗的朝政状况。王安石的复出使得变法派重拾信心，而对反对派来说，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已白费，但他们仍不甘心，因为他们明白，只要出现类似上次的流民事件，再次罢黜王安石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确，尽管王安石的复出使得当时朝廷的风气好了很多，可是摆在他面前不争的事实是，他和神宗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关系变得很微妙，无论他再怎么努力，只要神宗的一句话，王安石的变法就有可能付之一炬。这也是王安石一直担心的。
王安石在自己的相位上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出一丝错误会影响到变法。尽管如此，反对派还是抓住变法带来的不良影响不放，只要一有机会，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扳倒王安石。反对派的人不停地上书给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诉说着百姓们的生活是如何的凄惨，乡间田野是如何在议论变法，如何议论王安石。原本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经过反对派的添油加醋以后就歪曲了事情的真实面目。为了扳倒王安石，反对派无中生有，硬说王安石变法违背了列祖列宗的遗愿，若继续实行，江山最终将毁于一旦。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在经受了反对派群臣的苦谏后，也为大宋江山着想，不断地劝说神宗皇帝废除新法，贬斥王安石。
太皇太后是仁宗皇帝的皇后，姓曹，已是七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了。尽管是一届女流之辈，但她无时无刻不关心着朝政。有一天，神宗和母亲高太后，弟弟岐王赵颢一起去看望她。聊了几句家常之后，曹太后立即切入了正题：“听说百姓苦于新法，确有其事吗？”已经为此事焦头烂额的神宗听到这话很恼火，他只好悻悻地说道：“行此法非害民，而是利民。”曹太后接着道：“王安石固有才学，然百姓苦于新法已久，若不对此作出交代，何以对得起天下百姓？”在一旁的弟弟赵颢也按捺不住说道：“还请陛下三思。”
神宗忍无可忍，大发雷霆说道：“你的意思是说朕无能，败坏了宗族法制吗？那朕不干了，这个皇位你来坐吧。”听了这话，赵颢气得失声痛哭，场面十分的尴尬，大家都不再说什么了，一场家庭会面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神宗虽然没说什么，可太皇太后的话还是给他敲响了警钟。他也知道，太皇太后平常说话很有节制，不到万不得已，她不会有此举的。神宗亦明白，如果不对此事作一交代，他有何颜面对得起列祖列宗，有何颜面对得起天下百姓呢？即使再怎么不舍，可他也不能为了一个王安石而得罪天下人。他必须做出抉择，纵使有千般万般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