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被人家称为“拗相公”，就是说他的为人、文章，所持观点每每与人不同，而且非常固执地维护自己的观点。
首先，他这个人刚正不阿，对权势从不趋炎附势。他不迷官恋权，21岁考中进士时，宁愿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当一小吏，也谢绝朝廷召他入京做官。嘉祐四年，他做了朝廷的三司度支判，上“万言书”要求实行政治、经济方面的变法，但没能引起仁宗皇帝的重视，被迁知制诰，不到两年便借故因丁母忧而解官归江宁待业了。而后，他一直谢绝赴京师做官达25年之久。仁宗驾崩、英宗即位后，王安石由于曾上奏朝廷反对英宗接班，不愿复官。直到神宗即位明确表示对他欣赏时，王安石才重回京师，就任参知政事。
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王安石一上任便颁行新法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先是“清洗队伍”用新人。他竟然把自己编著的《三经新义》中的观点作为科考的题目，还把对变法的态度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一下子，左右御史台被清洗了14人之多，由此，一些深孚众望的大臣开始公开反对王安石。皇帝问：“为什么所有的大臣乃至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王安石回奏：“陛下要师法先王之道，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旧臣。反对新法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不会以陛下善良的愿望而得以避免。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生死之战，关乎国家与陛下存亡，是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问题。”虽然新法实施步履维艰，甚至在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但是王安石那种坚定执著的精神令人佩服，最起码他没有为明哲保身对皇帝唯唯诺诺，也没有睁只眼闭只眼姑息养奸，更没有说一套做一套。
其次，他洁身自好，对历代官员任情放纵、贪污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尤其对当时士子们热衷的纳妾风气嗤之以鼻。有一次，王安石的妻子吴氏专门买了个侍妾进献给丈夫，晚上侍妾前来侍寝，王安石惊问：“怎么回事？”得知该妇人因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她丈夫把她卖掉好凑足赔款，王安石找到她丈夫，命将妇人领回，连钱也没让妇人的丈夫退还。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被苏洵视做“大奸”，说“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其实他哪是什么大奸，只不过是个不碰南墙不回头的理想主义者罢了。
王安石有点清高自大、刚愎自用。其能耐学识方面，同代及后人从无异议，王安石自己也颇为自负：“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
据说王安石在政治辩论急眼时，就会毫不客气地斥责对方“君辈坐不读书”，政敌们也不得不承认他博览群书。
关于王安石的执拗，还有两个小故事。
皇祐六年（1054），在欧阳修、曾巩等人的大力推荐下，王安石进京做了群牧司的一名判官。在当时，地方官能入京城被视为荣耀，而王安石对加官晋爵并不感兴趣。进京时，他头戴斗笠，长袍半新不旧，似乎好久没有洗过了，脚上穿着草鞋，与众大臣的衣冠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加显得与众不同。
王安石上任不久，恰逢阳春三月，群牧司按常例要举行牡丹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此时群牧司的长官是大名鼎鼎的包拯，他向手下的官员一一进酒。由于包拯在朝廷里甚有威望，这些官员开怀畅饮，以示亲密之情。这时和王安石同为群牧司判官的还有司马光。包拯来到司马光面前，斟满一碗酒，请他干杯。这时司马光面露难色，表示自己不胜酒力。包拯只说了一句话，司马光就全喝了。包拯说：“我和你第一次饮酒，怎可推托。”随后，包拯来到王安石桌前，发现他的酒碗是空的，便往碗中斟酒，王安石却用双手盖住酒碗，说道：“下官从来滴酒不沾。”包拯不依，一定要斟上，而王安石涨红了脸，寸步不让。包拯说：“今日为牡丹宴，不多喝，也应该沾一沾。”王安石执拗道：“一滴也不沾！”此时众人前来相劝：岂能不给包大人面子，少喝也行啊。可是王安石一拗到底，就是不喝。包拯扔下酒杯，很不高兴，丢下一句：“真是拗得可以啊。”
嘉祐六年（1061）八月，宋仁宗殿试春闱举人。这一年殿试是选贤良方正进谏之士。这次应试中，就有四川的苏轼、苏辙弟兄俩。苏轼、苏辙颇有文采，许多人都以为第一名第二名非此二人莫属。初试后，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兄弟二人并未夺得头彩，苏轼的考卷录为三等，而苏辙的考卷被视为不合格。原因是苏辙在卷中严厉地批评皇帝不关心西北边防、沉溺后宫、不问朝政，致使朝政日益黑暗，并且在引文方面不够仔细。考官司马光颇欣赏这两兄弟的才能，重新审核后认为合格，列为四等。于是，苏轼、苏辙被双双录取。但是，任知制诰的王安石不给苏辙拟写“告身”（即授官凭信，似后代任命状）。宰相问理由，他说苏辙以攻击圣上而中进士，自己坚决不赞成。于是，宰相反唇相讥：“三年前你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岂非攻击圣上？仁宗皇帝不是依然欣赏你的才能，破格录用你吗？”一句话，把王安石问得无言以对，两颊涨得通红。
但是，拗相公王安石是个做事不回头的人；他想干的事，无论反对者势力如何大，也会坚持下去；他不想干的事，即使众人都说可以做，他也不会做。王安石最终也没给苏辙拟写“告身”。如此倔强的性格，执拗之中却也不失那么一点可爱。
如果是一个小人物，执拗也不是什么大缺点。可王安石是个政治家，这一个缺点所造成的影响就非常明显了。如在他担任宰相期间，大刀阔斧改革，想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家面貌。但是改革最后还是失败了，原因除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反对，以及改革本身的局限外，他的执拗也导致了用人不当，使他的变法变了味，最后失败。如他任命的副手吕惠卿，就是一个见风使舵之徒。司马光早就告诫过他，此人不可重用，但是王安石不听。起初吕惠卿是变法的急先锋，比王安石还“激进”，后来变法失利，吕惠卿反过来倒咬一口，说了王安石不少坏话，还故意出难题难为王安石。当然，这样的人还有不少，比如蔡确之流。
变法把北宋王朝拖入党争的漩涡，朝廷空前分裂。一边是“熙宁新党”，但除了王安石，鲜有正直的人，可以说，宋神宗和王安石带着一群心怀鬼胎的人在做事。另一边是“保守旧党”，非但有司马光、苏轼这样的社会精英，还有韩琦、文彦博这批范仲淹改革时的旧臣。变法开始后，王安石性格里的拗劲，发展成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让他看不到政策执行中的问题。
比方说青苗法，青黄不接的春季，官府低息贷粮给农民，秋收后农民再按息还粮。王安石夸海口说，“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两全其美。但结果呢？一个农民敲开了县衙的大门，官吏说，借粮可以，先填申请表吧。农民是个文盲，花钱请了书吏，交了表，石沉大海。一咬牙，掏钱，给官吏好处费。到了还贷时，一算利息，好家伙，竟然比地主的高利贷还高！
王安石改革至此成了一场黑色幽默。
执著和固执、一往无前和一意孤行，就像硬币的两面。然而恰是这一种“拗”，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王安石可敬又可悲的背影。
壮志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