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奠基之前，五代十国的乱世，人民流离失所，很难有人能够静下心来读书学习，导致读书人锐减。赵宋王朝建立之后，出于维护皇权的目的，皇帝强力推行崇文抑武、优待士人的政策。官员只要不犯错误，就能平稳升迁，这种政策导向使官员们都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官。达到一定级别，还能让子孙荫官、进入仕途。这样做的好处是：读书人的地位大大提高，引导大家都去读书，文化得以迅速恢复。这样做的弊端，除了全民血性丧失，还使已经过度膨胀的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达到了臃肿的地步。太祖太宗两朝，内外官员不过三五千员，到了宋仁宗皇祐年间，已达到了两万多员。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员们，书读得当然很好，但能不能做事就很难讲了。朝廷给官员们的俸禄还很高，用大把的银子，养着一个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官僚队伍。清朝人赵甄北评论说：“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宋朝财政收支相当混乱。仅官员、军队就已经开支很多，而皇室开支亦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宋代全国分为十五路（后来分为二十多路），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中央派往各路的官员称监司官，每路不是一个监司官，而是四个，分别是：帅、漕、宪、仓。“帅臣”是安抚使，管军队；“漕臣”是转运使，主要任务是把地方上的钱粮输送到中央；“宪臣”是提刑按察使，管司法；“仓臣”是提举常平使，大致相当于省民政厅加省粮食局。安抚使、转运使、提刑按察使、提举常平使各管一摊，将割据的可能性降为零。但如此一来，国家的管理成本成倍增长。各府、州、军、监的官员们需要巴结、打点的上级官员，由一个变成四个，需要出四份常例钱钞。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
宋朝由于未能真正统一天下，因此长期受到北方一些民族的军事压力，也就不得不大量养兵。宋太祖时养兵22万，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增至125万。这还不算，由于赵家的皇位来路不正，皇帝总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总防着武将们，因而采取“将不专兵”的政策。军官的驻地一般不怎么变动，部队却经常调来调去的，防止军官将军队变成私家军，对朝廷构成威胁。但是这样的频繁调动，虽然没有打仗，军费开支却不比打仗少。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就产生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问题，简称“三冗”。随着北宋统治的延续，“三冗”越来越严重。再加上宋朝极为怪诞的“不抑兼并”，到宋神宗继位的时候，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复杂和尖锐。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宋神宗终于下决心起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图强。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就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他为变法做的主要准备工作就是设立了一个叫做“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机构。这是个什么机构呢？还要从赵匡胤篡位说起。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得皇位，所以宋朝对武将的戒备心很强，此外对宰相也防得很严。万一宰相权势过大，篡夺赵家的皇位怎么办？所以北宋一朝，皇权凌夺相权的情况相当严重。北宋的宰相不仅不能管兵权，而且莫名其妙地不能管财权，财权由三司管理。三司分别是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三司不归宰相管，直接向皇帝负责。王安石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管理三个司的司，归自己领导；后来，干脆又把“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入中书省，总算把财权抓在自己手里。
当然，这也说明了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与支持。本来，宰相不管财权，就是皇权限制相权的体现，如果宋神宗不支持王安石的改革，“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根本就不会出现。
“制置三司条例司”并入中书省，王安石也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熙宁变法正式拉开序幕。
变法的过程中，宋神宗充分利用君权的力量保证新法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守旧势力的攻击。司马光攻击王安石变法是“与民争利”、“侵官、生事、征事、拒谏”，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从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面前，宋神宗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对学术、道德上的争论，宋神宗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赞同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主张。
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宋神宗为支持王安石，先后罢免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
而且，熙宁三年（1070）宋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后，涉及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方面的新法先后颁行天下。这些新法涉及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新法的全面推行使变法进入了高潮。
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1074）以前，如果没有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负和锐意改革的决心，保证了变法的顺利实施。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多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明显提高。宋朝又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