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驾崩，神宗即位。宋神宗还在藩邸（亲王府第之称）当太子时，就对王安石的贤名有所耳闻。当时韩维任王府记室参军，常给颍王赵顼讲论经义，得到了赵顼的赞赏。每当他在神宗面前讲的观点得到称赞时，就说：“这其实都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观点。”由此，赵顼对王安石的印象极佳。后来，韩维升为太子庶子，便推荐王安石做王府记室参军。
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万言书”也是十分赞赏的，刚继承大统的宋神宗还没有亲眼见过王安石，但是王安石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是非常高大了。推行变法，富国强兵，这也是刚刚当上皇帝的赵顼的强烈愿望，于是他决定起用王安石。为了察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国的才能，宋神宗先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几个月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不久即召王安石入京。王安石看到神宗是一位能有所作为的皇帝，等到诏书一到，即心情急迫地起身赴京。
宋神宗一听王安石到京了，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面谈。这一著名的君臣会，标志着王安石变法的序幕缓缓拉开。一个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王，一个是满腹经纶的才子贤臣，为了同一个目标坐在一起，问答间时时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王安石已经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书生了，面对宋神宗的询问，王安石胸有成竹，侃侃而谈。
宋神宗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答：“首先要选择方法。”宋神宗又问：“唐太宗如何？”王安石答：“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便、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学者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神宗对王安石的回答非常满意，叮嘱他全心全意辅佐改革。在又一次召见以后，宋神宗将王安石单独留下来，咨询变法措施，王安石提出要坚决清除反对变法的人。在听取了王安石关于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变法改革主张之后，宋神宗被其深深折服，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共创大业，让宋朝中兴的治世人才，而王安石亦被宋神宗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宏大志向所感动。宋神宗最后对王安石这样说：“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意思很明白了，就是说，让我们一起为大宋中兴、强国富民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吧！
宋神宗初登大位，志气非凡，富于朝气。他自幼就对皇祖屈服于辽和西夏耿耿于怀，不满朝廷软弱无能，也看到了宋太祖时所建立的行政官员人事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一方面重用文人借以排斥武将，大开科举，录取官员；另一方面，基于南北朝时期就有的门荫和恩荫制度，很多高官子弟不经科考就可以做官。因此，到北宋中期官员冗余的情形逐渐严重起来。另外，由于军队不断扩充，大量农民被征入伍土地无人耕种，到了神宗时期，军队人数据说已经达到百万之众。数量庞大的吃皇粮者给朝廷的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官员们文恬武嬉，军队战斗力低下，在与辽国和西夏国的战争中屡次战败。神宗锐于学，励于志，早有强国雪耻的愿望。当年还是太子时在东宫听讲学，常不满足于伴读讲解，经常出其不意地提出问题，穷根究底，使讲经史的伴读紧张得直冒汗。日过正午，学而忘餐，内侍（在皇宫服侍的宦官）为此常常催促：“恐饥，当食。”而赵顼却回答说：“听读兴致正浓，不感到肚饥。”直到英宗皇帝再派内侍传令休读才作罢。
宋神宗亲政以后，急于物色理国的英才。他对大臣们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为了使大臣们重视战备，他亲自改太祖创立的景福库名，用自己作的一首三十二字的诗，一个字代表一个库，加以命名。这首诗引录如下：
五季失固，猃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
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
诗的大意是，五代丧失幽云边塞，中原暴露，边防无险可守，北方的夷狄遂肆意侵扰。太祖建国的时候，有征服外敌、收复失土的宏图，为此在朝中设立内库，作为招募征士的经费。曾孙赵顼守之护之，岂敢忘记先祖遗志呢？
宋神宗的确颇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和皇室成员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通常是些空洞无聊的死板教条，这无疑令他非常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27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甚至有不少人根本不支持宋神宗的做法，还给宋神宗泼冷水。
据史书记载，有一天，20岁的年轻皇帝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皇太后看到皇帝英武挺拔，欣喜之余却郑重告诫年轻的皇帝：“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身着戎装表明神宗对汉唐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国盛兵强的渴望。可惜当时宋神宗周围的人，不论是太后还是朝中大臣，大都不理解他富国强兵的想法，根本提不出有效的、建设性的意见。宋神宗有一次询问大臣关于富国强兵的政策，一个大臣说要修德，一个大臣答要修身，所有这些人全都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他爱养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选贤任能，要他疏远奸佞，要他持重安静，要他恪守祖宗成法。这些空洞的答案无疑让宋神宗无比郁闷，修德修身固然重要，可是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大宋王朝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快要支撑不下去了，怎么办？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怎么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样除掉辽、西夏的军事危险？怎样夺回燕云十六州？怎样让大宋王朝扬眉吐气，布天威于海内？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答案，甚至愿意和他讨论这一切的人都没有。
当时的大臣韩琦、富弼、文彦博等，自从在庆历新政中败下阵来后，都已经磨光了锐气，变得畏难保守，不赞同神宗富国强兵、养兵备边、主动制敌的政策。朝中的大臣死气沉沉，安于现状，不图革新，既然从他们身上得不到富国强兵的良策，宋神宗只好将目光投向了京城以外，急切地希望能找到能安邦治国的良臣，最终王安石进入了神宗的视线。
王安石在仁宗和英宗二朝，虽未受到重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很多人都赞扬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称赞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官职为意；钦佩他好学多思，深通经术，自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舆论，以金陵（安石）不作执政（宰辅）为屈。”
宋神宗即位这一年，河北大旱，国家财政由于救灾费用剧增而出现紧张局面。十一月，朝廷举行祭天活动，神宗让学士们议论救济的方法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起来。司马光主张缓变，而王安石要剧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宋神宗很赞赏王安石的魄力，最重要的是，王安石锐意改革的精神，和神宗励精图治的心相通，于是，宋神宗下决心排除各种干扰，支持王安石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