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爆发了。世界上有些人总喜欢用战争来解决争端，因为他们总以为自己会赢，而打赢了战争，对他们来说，是“战争自有千钟粟，战争自有黄金屋，战争自有颜如玉”。这不知是天性如此，还是职业毛病，正如和尚不念经就会打瞌睡，杀猪的没猪杀就会手痒。
战争策划者的思路，总是集中思考能否打赢，很少想到国力消耗、国民生计，认为攻城掠地占领敌国，就什么都有了，其实并非如此。希特勒“吃”进了整个法国、东欧、北欧和半个俄罗斯，还“捞”进半个非洲，但战时德国的生产能力却每况愈下。即使在战争节节推进、希特勒最为得意非凡的年月，德国的煤炭生产也停滞不前，钢铁产量低于战前水平，停电事故不断发生，设备老化，大量使用老弱和“外国奴隶”做苦工，劳动生产率下降。到了战争后期，对外掠夺来源被切断，原料储备枯竭，断粮缺煤，以1944年秋和1938年比较，生产资料生产指数下降了56%—70%，消费品生产指数下降了72%—82%。最后，很多城市成为废墟，700万德国人被夺去了生命。
火，不是那么好玩的！日本人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是这个岛国寡头们梦寐以求的事，但掠夺并没有使它们发财致富。
从1937—1941年日本军费开支是500亿日元，相当于前五年的5倍，而国家税收只能抵补三分之一左右，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造成物价飞涨，5年中物价上涨一倍。到1941年，日本国内和被它占领的国家生产的石油，加起来只够满足消费量的18.4%、铜43%、铁矿石42.4%、煤炭88.3%。棉布产量从1937年的40亿米，减为1941年的11亿米。
到了1944年，日本国家支出达934亿日元，比1941年增长了4倍。从1941年起，成年人每天只能领到二合三勺粮食，合中国0.66斤，大麦、山芋、干菜和橡子面成了主粮。在战争中，日本死伤人口达646万，美机的轰炸，使2200万日本人失去家园，45%的财富毁灭于战火，从而把国家和民族推向了毁灭的深渊。
然而，要吸取这些教训很不容易，理由是“我不是希特勒”，“我不是东条英机”，但结局也都大同小异，难兄难弟而已，因为“玩火者，必自焚”。事实上是抗日战争一结束，中国就蕴藏着新的内战危机。1945年9月底，在遭到日寇蹂躏的刚接收过来的城乡，就贴出布告豁免当年田赋，农民们都“山呼万岁”。但过了几天，10月初就下令责成各地“劝购军米”，在当时的中国，真正用“劝”来办事的是不多的，“劝购”，实际就是“强征”。当时，米价每石市价为6000元左右，而军米“劝购”价一律规定为每石5000元。这涉及到民营食品工业、粮商、米店、堆栈和万千农家，是政府带给沦陷区老百姓的第一个“见面礼”。一些脑筋活络的朋友马上就意识到“又要打仗了”！
果然，又打仗了。几百万军队的军粮要供给，以后每年换个说法，从“劝购”到“增购”、“征借”、“洽借”，口气一天比一天软，城乡粮食也一天比一天少，到1948年11月，作为全国4大米市之一的无锡，堆栈稻谷总存量只有34万担（折米23万石），仅相当于战前存粮的7.67%。从而造成了人为的“粮荒”，奸商囤积居奇，投机活动猖獗，以粮食为“龙头”，带动百物飞涨。
接收，增加了官僚资本的财富。战前，在长江三角洲的中等城市，一般只有三四家官办企业、银行、铁路、邮电；城市电厂有的是私营，有的是“官商合办”；公路航道运输全属民营。官办企业可怜得很。但战后就大不相同，“四行二局一库”的官办企业，如蛛网般地密布各地，在苏锡常镇扬通杭嘉湖这些江浙城市，一般均达到三四十家，是战前的10多倍。他们办公司、买工厂、设盐号，仿佛一旦为官，就精通百业，搞实业更是“游刃有余”。其实他们对发展民族工业丝毫不感兴趣，只是哪样赚钱干哪样，这些中国官僚资本在各地的代理人，实际是投机倒把的后台。
我领略过这些经济官僚的嘴脸，他们是战后的新贵，是畸形社会里的畸形产物。他们官气十足，但没有“官体”；市侩气息浓郁，但缺乏“商格”。例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电影中的主角张忠良，大体就是此类人物。这部著名的电影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上下集，通过此类人物的滋生、麇集、蔓延，写出了中国百姓对抗战胜利的彻底失望。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满城百姓争看《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影片常映不衰，因为万里长江流的不是“春水”，而是流淌着饱受苦难的中国百姓的血泪和汗水。人们以善良的愿望期待着国家实力的增强，但也害怕官僚资本的卷土重来，所以在有一个时期反“官倒”的呼声那么强烈，因为它往往是酿祸之本，灾难之源，只有生活在最底层的百姓，才会有如此刻骨铭心的痛苦体验。
政府通过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发展所需的能源、原料、资金和市场加以控制。工业用煤实行配给制，从1947年春颁布的“煤管”办法，民营工厂所需的用煤量，只能配给十分之一不足。很多工厂开始自发电，以高价买黑市煤，增加了成本，工业利润越来越低，甚至到无利可图或亏本。
当时纺织厂的原料棉花和棉纱，分配给和黑市之分，两者价格悬殊。以常州这样一个工业城市来说，当时拥有纱锭11.2万余枚、布机6774台，漂染能力日产5000匹，周围农村共有织布机8000台，常州城区每月产布35万匹、乡区月产4.5万匹，但每月只能配给原棉280件，差距几十倍。纺织厂用棉用纱，不得不仰赖黑市，或者以纱换棉、以布换纱来维持生产。所以，很多生产工厂都成了加工企业，官僚资本吃肉，民营工厂喝汤啃骨头，“代纺”、“代织”、“代磨”、“易丝承缫”……正如刘鸿生在重庆所说的那样，在更大的地区范围内，在更多的民营工厂中，原来的“大老板”，都成了官僚资本的“小伙计”。
即使如此，民营工厂也无法生存，常州在1946年底共有纺织厂115家，但到1948年底，仍勉强能维持开工的，只有30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