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岁以上的人应该记得战后那混乱的景象：
一个被称为“敌产”的单位，一下子涌来那么多“接收人员”，中央的，省的，县的，其中又包括：政府的，银行的，税务的，公安的，还有直接接收的国营专业公司，各路神仙，勾心斗角，有时武戏文唱，一会儿又成了“全武打”……
市面上到处听到洋泾浜四川话，这似乎是胜利者的语言，顶不济的，也会诌上两句：“格老子”、“龟儿子”或“要得”！仿佛人人都是“八年抗战”的“有功之臣”。没有功的，大概就是那些沦陷区的平民百姓。但是百姓也有功，听！“我家娘舅的表弟，就是从重庆来的，战前他还在我家吃过一顿饭。”附炎趋势，一下子就变成了很多人丑陋的共性。
在这乱糟糟的后面，通货膨胀的魔影在一步步地逼近。
后来的青少年不了解什么是“通货膨胀”，他们困惑地问：“钞票印得太多，有什么不好呢？”是的，这一切距离现在已那么遥远。但在60年前，它却是普通常识，就像鱼骨头不要卡在喉咙里那样普通。日寇发动侵略战争遭到财政崩溃，靠滥发纸币，把灾难转到占领国百姓头上。从1941到1945年，沦陷区的物价就上涨了100到1000倍。战争结束了，人们总希望物价稳定，过上太平日子。
但战争不仅会摧毁无数财富，同时也需消耗大量军费，随着政府统治的地盘越来越小，军费支出越来越大，官僚蛀虫越来越多，不打光也要被蛀空。内战期间，稀奇古怪的事多了，社会现象光怪陆离，有些是历史少见，堪称为“世界之最”：
一是财政赤字为当时“世界之最”。据官方统计数字，1947年政府收入为13万亿元法币，其中包括公债、库券和联合国救济总署救济物资折款。而财政支出为150万亿元，还不包括4.3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也不包括几年来积累的130多万亿元的财政赤字。收支相抵悬殊几十倍，如果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家庭，早就倾家荡产，人亡家破了。
二是货币发行为“世界之最”。先是法币、关金券，后是金圆券，为了应付庞大的开支，国内各个印钞厂的机器昼夜连轴飞转，各行各业都减产停产，惟独印钞厂大大增产。国内来不及印，还得掏外币委托美、英两国印钞厂代印，用飞机运来。
三是物价涨幅为“世界之最”。通货膨胀，生产萎缩，必然带来物价飞涨。这个“涨”，不是小涨，而是奇涨，称得上是“今古奇观”。1947年，上海米价年初为6万元（法币）一担，年终每担米价涨到150万元，这意味着：买100斤大米，需要携带大面额的10元法币15万张，光光数一遍就要个把小时。黄金每两从200万元涨到1200万元；美钞从5000元法币比1元美金，上涨到16.5万元法币比1元美金。物价飞涨又回过头来触发货币贬值，法币的票面额从原来最高面值十元，上升到百元、千元、万元、百万元。
在1947年的几家大报上，都登载着一条有趣的物价比较。以1947年物价指数与抗战前的1937年相比：上海上涨14万倍，天津上涨14.2万倍。以100元法币的价值，在1937年能买两头牛，1938年能买一头牛，1941年只能买一只猪，1943年就只能买一只鸡，1945年落到只能买一个鸡蛋，到了1947年，100元法币，只相当于三分之一盒的火柴价格。
据美联社报道，到1948年初，上海白开水一勺200元，沈阳鸡蛋每个20万元，北平元宵一个1万元、油条一根6000元。这家通讯社还报道，天津工厂倒闭80%，青岛民营工厂100%歇业、沈阳关厂70%，广东停业75%，川产联倒闭80%。上海强撑门面的厂家，开工率只有20%。
当时的荣氏企业，就是属于美联社所说的“强撑门面”的厂家。据荣毅仁先生回忆：当时上海1947年统计材料，整个荣氏企业集团的纱锭数，占全国纱厂总数的六分之一以上，粉磨生产能力，占全国粉厂总数的四分之一，仍在全国首屈一指。但南京政府在内战中实行金融管制和物资管制，抽紧银根，停止放款，不准透支，隔截汇款，对粮食、纱布、食糖、食盐、燃料等重要物资都严加管制。例如棉花不得自由买卖，申新各厂存棉最多的只能维持10多天，有的近乎“断炊”，只能靠为政府“代纺”和以纱易棉等方式，使一部分机器转动；茂新、福新各厂主要靠为政府代磨军用粉和“救济粉”以苟延残喘……物价飞涨，人们领工资领到的是唬人的成捆成捆上千万、上亿元根本不值钱的法币，而且必须马上去抢购实物，否则，手里捏的纸币，不知要贬值多少……
荣氏集团是当时国内有影响的企业集团，荣氏企业尚且如此，其他民营工厂的遭遇可想而知。在1947—1948两年中，中国究竟倒闭了多少家民营工厂？没有留下精确的统计数字。因为有些工厂在战后申请开创，但未等投产就已停业，而注册厂名并未取消；有些工厂招牌仍挂着，实际上却早已停工，名存实亡；还有些工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原料就开工，绝大部分时间“停工待料”……面对步步陷阱重重危机，很多资本家时刻担风险，有的将资金陆续抽转香港或东南亚；有的由于办工业连最低工业利润都不能保持，就将工业资本转为商业资本……
然而，办工业固然萧条冷落，投资商业又何尝能够“保险”？郭氏家族的永安企业集团，为战后虚假繁荣所迷惑，曾于1946年6月将公司资本增加到法币10亿元，这在当时可说是巨资。但物价飞涨，卖出商品后就无法以原价进货，在几次抢购风潮中，公司货物被抢购一空，所得的纸币一文不值，到1948年，永安的流动资金损失达80%，总值等于4万两黄金之多，这家上海滩历史久远、规模宏大的综合商场，从此一蹶不振。
工业破产，商业遭劫，到处是一派酒筵散尽后杯盘狼藉的景象，少数人花天酒地，多数百姓生计茫然，杂乱，冷寂而萧瑟，深重的战争创伤未治，又增添了顽症痼疾。它使人联想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武陵春·春晓》：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这是李清照写于浙江金华婺江之滨的一首闺怨词，充满着哀怨、伤感和无奈，这种复杂而细腻的心态，一般是很难用笔墨来形容的。正如《西厢记》中的“遍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它说明环境的压迫已使人觉得窒息、麻木，只能独自忍受，“欲说还休”。
这时中国民族工业所面临的，是活不下去的空前困境，小小“舴艋”，如何载得动它们的绝境忧患、万千愁绪？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辛弃疾：《摸鱼儿》）在中国民族工业呱呱坠地后的半个多世纪，很少碰到“恨花开早”的良辰美景，更多的却是经历了凄风苦雨中“落红无数”的惨遇。
战争，使局势糟糕得不可收拾。回顾1948年的街头即景，很能使人了解那个时代的畸形状态：
工厂“铁将军”把门，连门房都被打发回家吃“老泡”了，俗话说：“门可罗雀。”但此刻已无雀可罗，民营工厂主落得个“四大皆空”：厂空、库空、人空、财空。
米店前排着长长人流，人们半夜三更前来排队，虽然“无米供应”的牌子早已挂出，他们仍存着侥幸的希望，不愿意马上散去。
商店山架橱窗里空空荡荡，柜台上积着薄薄的灰尘。一旦传出一个消息：“某百货店有草纸供应。”不到20分钟，商店门前就人头攒动，你推我搡，大哭小喊，如潮水般地涌向柜台，那场景称得上是“惊天地，泣鬼神”。
一个中年汉子垂头丧气地推着自行车在街上走，那刚领到的工资足有2尺多长一摞钞票，只用绳子捆一捆，挂在自行车龙头上，荡呀晃的，甚至也不用报纸包一下。赤裸裸的钞票招摇过市，路人并不觉得奇怪，因为2个小时后，这就是一大堆废纸。
大街小巷，叮叮当当到处听得叫嚷：“大头小头，小头大头”、“大头三百万，小头二百五……”大头，是镌刻着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小头是孙中山头像的银元。物价飞涨，开始有些百姓害怕货币贬值，将多余的钱去买几块银元存放，以防万一。很快就有人觉得这银元一买一卖之间，颇有“油水”，于是在三百六十行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行业，“银元贩子”。
菜场上只有可数的几种蔬菜，看不到半点荤腥，但在早市昏黄的灯光下，晃动着簇簇人影，他们拉住买菜主妇们的篮子，悄声问：“要肉吗？”“要鸡吗？”……然后领着买菜主妇走进附近小巷，在大门前，在屋檐下，进行黑市交易，好像是“二战”中的间谍。这不能怪卖菜的农民，因为这些鸡肉鱼蛋，一旦放在菜场公开出售，很快就会被警察或当兵的拎走，一文钱都拿不到，弄得不好还得挨拳头，或者加上一顶“投机倒把”的大帽子。
……
如此世道，如此市场，民族工业家纵然神通广大，纵然使出浑身解数，又能够有什么作为？过去，他们和洋商比价廉物美以取得市场，向官府据理力争求得合法权益，向银行低声下气获得企业贷款。但现在求谁都不行，各条活路都已被封死，而无形的绳索却从四面八方套来，只有靠打“太极拳”求得“空手脱困”。
卖掉一台机床，半天功夫，只能买到一只黑市鸡，这生意怎么做？这是“官逼民穷”，它是“官逼民反”的前奏。这不是没有先例，在抗战初期，上海一家小厂——利用五金厂的厂长沈鸿，搬到武汉，他们已经山穷水尽，当二次撤退时无力迁移，他跑烂脚板没人理睬，于是就索性将工厂迁到延安。但一般民族工业资本家却缺乏沈鸿那种勇气和毅力，产业越大，包袱也越重，他们只能独坐愁城，听天由命。
这正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可悲之处，他们从来就是在险恶的风波中受冲击遭洗刷，他们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
正如北宋苏东坡在一曲《临江仙》中所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那种“倚杖听江声”的孤寂，“江海寄余生”的无奈，正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工业资本家的无助和灰心。何况，当时的中国民族工业所经受的灾难，远远不止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原料枯竭、市场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