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应该是发展民族工业的大好时机。事实却不然，首先是“接收关”就很难过。
战时敌占区内的工矿企业，有的被敌占领，有的被日寇掠夺，有的被“租用”，有的被日本人单方面挂上“合作”的招牌……所有这些，统统被戴上“敌产”的帽子。在“接收大员”们眼里，沦陷区到处是“敌”，“敌”愈多，他们好处愈大，所以，不是“敌”也会被打成“敌”。
“接收大员”们接管北平、天津时，宋子文本想将抗战期间没有停业的金城、大陆等银行定为“敌产”，没收全部资财为“官有”。但这些银行都手眼通天，有更强硬的人物撑腰，无法得逞。不得已求其次，就由财政部下令，勒令中孚银行全部停业。
中孚银行，是安徽寿州孙氏家族通孚丰企业集团的产业。抗战爆发时，这个集团的主要负责人，上海阜丰面粉厂兼天津中孚银行总经理孙豫方，在上海沦陷后逃往香港，但香港沦陷后他被日军掳回上海，担任敌伪粉麦管理委员会主任，所以接收大员以此为借口，论定中孚是“逆产”。经过孙氏家族多方奔走，据说还搬动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财政部长俞鸿钧等人，最后还是“最高当局”的一位“亲信”起了决定性作用。
据云，这位“亲信”是如此说服“最高当局”的。他说：“我年事已高，不愿再当官，但现在手无积蓄，如能允许中孚复业，即以此作为我晚年栖身之所，于愿足矣。”于是“最高当局”下手谕批准中孚复业，这家银行前后停业达9个月之久。复业后就由那位亲信担任董事长，孙氏家族中的孙多钰任副董事长，但营业一蹶不振，只能勉强维持而已。将沦陷区的民营企业，作为赏赐老部下的筹码，就像一碗红烧肉，赏你一块，赐他一块，如此“接收”，只能令人慨叹“呜呼哀哉”了！
再如，天津周氏家族久安资本集团的青岛华新纺织厂，曾被日军占领，交日商经营，胜利后周氏花了43亿法币，将厂房设备赎回，厂里原棉等材料，都被官办的中纺公司调运一空。被日军占领的民营工厂，战后物归原主，都要经过很多周折，破费巨额钱财，才能拿回本应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很多接收人员都发了大财，所以人们普遍称“接收”为“劫收”。
战时，很多工厂的主要设备被日军拆运回国，当民营工厂的资本家索讨这些被掠夺的设备时，政府不闻不问，因为这时日本由美军军管，他们怕得罪美国人。所以一般企业主都自认倒霉，只当战争中被炮火炸毁了。但也有少数不买账的，“永久黄”企业集团的侯德榜、李烛尘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
他们经过调查，得知南京永利厂制造硝酸的先进设备已被劫往日本，而且还在继续使用。永利立即向政府要求追回原物，但政府各部门都推托由盟军总部统一处理，拖延不予解决。无可奈何，李烛尘只好上南京，以参政员身份求见“最高当局”，要求通过盟军总部办理追回手续；侯德榜为《大公报》撰文，题为《向日本拆回被劫去的硝酸装置》，将事情的始末公诸于众，取得社会舆论的支持。1947年7月初，侯德榜亲赴日本，要向盟军总部讨回公道。
作为一介平民，侯德榜为了民族尊严和企业权益，在拥有百万雄兵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面前，直面对仗，不卑不亢，坚持要求归还被劫设备。以后他又在处理日本战后经济的远东经济委员会上，唇枪舌剑，不屈不挠地据理力争，终获全胜。1948年4月11日，满载制造硝酸设备的“海鄂号”，到达南京永利厂码头。可见，只有窝囊的政府，没有窝囊的人民。
战时，侯德榜曾帮助印度塔塔公司改建米达浦碱厂，当1947年他第三次去这家碱厂时，米达浦按照他的设计，产量大增，质量提高，塔塔公司聘请他为总工程师，年薪1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何况此时国内烽火连天内战正酣，物价飞涨，生活艰难，办企业更加不易。但侯德榜却说：我协助塔塔，是秉承范旭东先生生前的旨意，永利、塔塔都具实业救国之志，我们都受苏尔维集团技术封锁之苦，现永利虽已充分掌握纯碱技术，我们不愿他人再受垄断之害。
“我是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我的祖国需要振兴工业，发展经济，我的事业在永利，我决不能离开自己的祖国和20多年来苦乐与共的永利同仁而留在印度，很难接受你们的好意，请原谅。”
在半个多世纪后重读侯德榜当年的这段讲话，仍然激动不已。老一代的实业家始终保持人格和财富的均衡，始终把民族利益置于重要位置。多少年来有些人对“实业救国”总是嗤之以鼻，仿佛他们口袋里装满了治国平天下的锦囊妙计。近代的实业不能救国，是因为中国实力太弱，但实业并未卖国、误国，卖国和误国的，倒是那些政客和军阀。
抗战胜利后，最得势的，是那些以“劫收”中饱私囊的政客和军人，发“国难财”的投机倒把起家的“暴发户”。战争中元气大伤，一直处于逆境中的中国民族工业，虽然已远非战前的规模，但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想在战后和平环境里重起炉灶，大展宏图，他们大多具有一种坚忍不拔的开拓进取精神。
例如，荣德生在抗战后期曾拟订了新的实业计划，准备创建比茂新、福新、申新规模更大的“天元实业公司”，他将申新三厂扩展为当时江苏省最大的棉纺织厂，在废墟上重建茂新一厂，成为战后我国设备最先进的面粉厂。同时，他引进国外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在无锡兴建天元麻毛棉纺织厂和开源机器厂。然而，由于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严厉管制和疯狂榨取，他痛苦地抱怨说：“事事限制，不啻无形之梏桎；层层苛税，何异万民之锁链”。
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成了战后工商界的注目人物。1946年，他利用申新六、七两厂的一些旧机器，在浦东新设了鸿丰纱厂，收购芜湖的裕中纱厂，经修理添机，很快投产，产品畅销苏、赣、闽各省。1947年，他又在浦东增设鸿丰二厂，收购国光印染厂，并将国光与申六合并，更名为“申新纺织印染第六厂”，成为上海少有的纺织印染全能厂，他还购下上海一家旧面粉厂，更名为鸿生面粉厂。此外，他还投资新办了鸿丰铁工厂、鸿茂仓库、建新航业公司等企业，他雄心勃勃，高效率地发展实业。但一两年后，厄运和灾难一个又一个降落到他头上，他“振兴实业”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常州大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抗战胜利后，就突击修复被毁厂房，购进纺织机锭，于1946年增资法币7.5亿元，1947年又将资本总额增至法币22亿元，资本比战前的1936年增加了7.5倍。常州市的纺织染工厂已有115家，是战前的3倍，生产能力相当上海民营纺织厂的50%，仅次于上海和无锡。但到了1948年，原料受限制，要买黑市棉花，流动资金周转靠借高利贷，一半以上的纺织厂停工。
“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抗战胜利，是更大灾难的开始，从此民族工业进入万山之围，跌跌撞撞，直到元气伤尽，无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