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的上海冠生园，在八年抗战中，业务兴旺发达，在众多的内迁企业中，它是幸运儿。
在“八一三”后的上海工厂内迁大潮中，要人大员们忙着抗战，果腹为公，偏把“吃”的事情给忘了，所以食品业不属于政府所规定的内迁之列。但冠生园的创建者冼冠生，不愿在日寇铁蹄下从事经营，在局势危急关头，决定把工厂迁往内地。他联合了上海几家食品厂的老板们赶往南京，直接去找军需署，提出内迁要求。
上海冠生园创建于1915年，以生产糖果、糕点、罐头食品驰名中外。冠生园点心，是当时上流社会家庭食橱里必备物品，来了客人，礼貌性地端出一盘，一般不吃，只是看看，那是代表了一种“档次”。记得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物品匮乏，粮票金贵，一位出差上海的同事带回一个冠生园大面包，花了16块钱6两粮票，而当时普通面包每只1角钱1两粮票（只是无货供应），16块钱相当低薪者的半个月工资。斯时也，大家围坐办公桌旁，就像吃人参果一样，用筷子一点一点地夹着吃，满足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可见冠生园食品在20世纪的影响，确实非同小可。
所以，当冼冠生等一行出现在军需署，那些专管军队将士“开门七件事”的将校们，自然而然就会想起夹心饼干、奶油蛋糕和装满异国风情的各种罐头食品。结果不需多花口舌，双方就签订了一份协议，由冠生园在后方生产各类军用罐头食品，军需署则预付一笔订货款和搬迁补助费，并拨给一批原材料。
联想荣氏兄弟、刘鸿生等工商界代表人士，联名写信给“最高当局”要求内迁，结果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而冠生园等食品工厂只是去找了军队系统的一个部门，却取得比一般指定内迁企业优厚得多的待遇。可见，“走门路”根本毋需去找“大人物”，而是要找“实权派”，要“对口”。
几天后，军政部就急电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急电”指出：“……查上项工厂与军用携粮及副食品关系至巨，现值全面抗战，是项食品需用万分急切，拟请贵会提前设法将该厂等即日迁汉，以增军食资源。”
既然事关“军食资源”，自然“万分急切”。于是冠生园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内迁行列。但是，冠生园的内迁也不太顺利，第一批雇用了一只满载15吨机件的大船，于10月9日出发，顺利地到达武汉；第二批两只木船于10月底出发，装载着刚进口的马口铁皮、各种罐头食品及几百袋加拿大面粉，此时苏州河已断航，只得由内河转芜湖入长江，而日军已抢先占领了芜湖，价值十几万元的内迁物资全部损失。
抗战初期，武汉人口骤增，食品业生意特别兴旺，冼冠生一到汉口，就找地建起临时厂房，临时装配机器设备，匆匆投入生产。但不久日寇逼近武汉，在二次内迁中，冠生园分两路内迁，一路往重庆筹厂办店，很快顺利开工；另一路往湖南桃源产牛区，由军需署所属部门协助建厂，生产牛肉罐头。然而开工不久，敌军压境，被迫经贵州逃往重庆，沿途机器设备大都损失，贷款建厂购置设备，直到1947年才正式建成。
巴蜀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底蕴丰厚，自成体系。四川风味，常使饕餮之徒馋涎欲滴，川西老店糯而不黏的“赖汤圆”；“龙抄手”的名吃，那只有两个拇指大的粽子，碧绿的箸叶包着薄薄一层雪白的糯米，中嵌一块鲜红的火腿，宛若精致的工艺品。就以大众食品来说，一盘晶莹的白玉版铺着火般的红油，名曰“麻婆豆腐”；在灯下仔细品味能照见自己的鼻子，叫做“灯影牛肉”；那细若丝缕风味独异的“鱼香肉丝”；小火炉四围布满烟垢、但锅中食品却鲜嫩、多样的“重庆火锅”。正如大诗人白居易诗中所写：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那种风味，那种情趣，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文化。正如历史上赵宋王朝南迁，汴梁城内一些著名的茶肆酒楼也迁到杭州一样，随着重庆成为战时“陪都”，京沪一带的名点名吃，也都麇集重庆街头，粤菜、沪菜、鲁菜、淮扬菜、京菜……仿佛是华夏美食的浓缩。而内迁的要员很多，也都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美食家”。冠生园一向以生产高级糕点著称，它供应的广东风味的菜点，使不少四川人第一次知道巧克力，第一次知道大蛋糕上可以插小蜡烛，第一次知道鲜鱼、皮蛋还可以煮粥喝……所以，冠生园一开张，就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很快，冠生园就在重庆设立2家分厂、4爿支店。不久，西南很多城市都有它的分店，1939年建立了昆明分店，1941年建立贵阳分店和泸州分店，1943年建立成都分店，每个分店都设立一批支店、食品厂和饮食部。
冠生园扩大规模，都仰仗地方势力的“庇护”。如重庆分店店址是从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舅子那里租来的，并聘请一位“袍哥大爷”“关照”，每月干薪50大洋；昆明分店的房主，是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大舅子、财政厅长；在成都，他们向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的侄儿租了店房。这些房屋都地处闹市区，而且又为企业弄了个“护身符”，没人敢去找麻烦，房租自然也十分可观。
当然，吃，也应该有“度”，不能滋长“奢靡之风”。1941年，政府说是“国难当头，不得铺张浪费”，下令各大餐厅每天只准购进猪肉30斤，每天营业额最多不得超过15桌，还不准卖酒。冠生园违反了这一规定，被罚款2000元，停业3天。显然，一家高档饮食店一天只能做15桌饭菜生意，其收入无论如何不能应付日常开支。但政府规定颇具“弹性”，常常会“网开一面”，例如，为政府显要承包筵席不在15桌范围之内，这就表明，此规定只是对“民”，而不是对“官”。因为官儿们抗战辛苦，虽然“国难当头”，“铺张浪费”一点也不算什么。
冠生园趁承包筵席之便，通过当时政府主席林森的随从，弄到一张政府证明，说是冠生园华侨顾客甚多，不宜限制，照常营业，于是冠生园得以维持生意。找主席不一定能行的事情，找随从却“一通就过”，这正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自古皆然。结果被限制的，是那些小饭馆和平民食客，每天小饭馆前要排着长龙似的队伍——等饭吃！
但冠生园并不是单纯满足上层社会奢侈消费的企业。在战时，它以重庆为经营与生产基地，为发展西南食品工业作出贡献。例如，四川内江原来生产的白糖，很不干净，溶解后还有沉淀和渣滓。冠生园想方设法进行提炼，加工后的白糖洁白、溶化快，甜度高，命名为“洁糖”，作了专利注册。“洁糖”在后方风行一时，每天产量达2吨左右，中国银行乘机介入，和冠生园合资在内江建办了“中国炼糖厂”，这种机制白糖改名“晶糖”。
到抗战后期，冠生园在后方的很多县镇，都设置了代销点，效益很好。到抗战胜利，冠生园恢复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杭州等地的分厂和分店，先后从重庆汇出法币1亿多元、美金2万零5百元、黄金近200两，由此可见其战时盈利的丰厚。
在八年抗战中，和其他内迁企业极端艰难困苦的处境相比，冠生园算是一帆风顺的。当时西南后方流行着一句话：“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这固然是含有讽刺意味的谴责，但其他行业萧条冷落，食品业却“一枝独秀”，正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消费的低层次。
冠生园在战时的机遇，和当时的官场习俗、社会风气、消费品位、购买能力等都息息相关，是一种发人深思的社会现象，我们姑且称它为“冠生园现象”。这种现象表明，当时的中国是消费型的，不是生产型的，这是中国历代官本位社会的“痼疾”，消耗多于创造，物资的消费高于财富的积累，其结果国弱民穷，不堪外人一击。
§§第十一章 名花零落
内迁民族工业的结局，大部分都很悲惨。
记得抗战军兴，这些民族工业资本家冒着生命危险，蒙受浩大的损失，千里迢迢，在漫天烽火中迁移，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办厂，他们用生产来支援前线，保证大后方国计民生的需要，后方庞大的官僚群主要靠他们的纳税，才得以在峨眉山下“发号施令”。然而，过河拆桥，在中国多的是！当统治机构逃到后方，惊魂甫定，政权初安，他们又将贪婪的目光，投向民族工业，从限制、排挤到兼并，内迁的民族工业在一天天萎缩……
据统计，到抗战胜利，重庆市登记在册的1800余家民营工厂，就有344家停业；四川中小工厂联合会所属的1200家工厂，关门者占五分之四以上；迁川工厂联合会的390家会员厂中，开工的只有20家。
例如，大鑫钢铁厂，从上海内迁武汉再迁四川，和重庆民生机器厂合资建成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设4个分厂。它最早投产，先生产军火，后制造各类机器设备，每月出灰口铁140吨、各种铸钢100吨。但就是这样一家对抗战作出过贡献的企业，受官办企业的排挤，受物价飞涨的冲击，政府的限价，造成连年亏损，到抗战胜利，它只能生产一些烧饭的铁锅和家用铁钉，炼钢厂变成了铁匠铺！
新中工程公司本是上海机器行业中有名的大企业，内迁湖南后生产军火，生产各类当时急需的工作母机，研制跨江大桥钢梁，名噪一时。在二次内迁中损失惨重，到抗战结束，只有几台机床还在运转，报纸上惊呼：“散立在重庆的机器厂的烟囱上，小鸟在筑巢了。”
……
一切是那么惨！这使我想起800多年前陆游写的《病起》：
山村病起帽围宽，春尽江南尚薄寒。
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
断香漠漠便支枕，芳草离离悔倚阑。
收拾吟停酒碗，年来触事动忧端。
志士凄凉，名花零落，忧怀百端，欲吟无诗，正是抗战胜利前后内迁民族工业困境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