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工业界，曾经流传着刘鸿生的一句名言，这位精明而正直的大企业家愤慨地说：“我到重庆后，很快发现了一条规律，所谓大后方的企业，事实上是由官僚资本控制的。我原来在上海是大老板，到了重庆却成了大老板的伙计。”这确实是入木三分的由衷之言。
其实，乘战时民族工业之危，逐步渗透、控制，最后实行吞并，是当时政府的“既定方针”。早在1937年10月1日，在“最高当局”的办公桌上，出现一份有关办理战时工业的条陈，这个条陈建议：“轻重工业之工厂、矿场分别以救国公债收买，移入内地积极经营”。“最高当局”批了4个大字：“认真考虑。”就将这份条陈转给负责筹建战时工业的军事委员会第四部。
这是一把“如意算盘”，企图用几张公债券把众多的民营工厂变成“国营”企业。这是件大事，第四部不敢轻易决定，因此在批复中指出：这样做“无异没收民营产业改归国营，殊属磗格难行”。（档案：《关于以救国公债收买工厂矿场迁移内地的呈文》）这个“绝密”文件表明，在当时的最高层，都把民族工业看作“唐僧肉”，只是一种意见要在内迁中一口吞下去（实际上在浙江省已这样做了）；而另一种意见是，现在还吞不下，不要“羊肉吃不着，惹上一身膻”。
在刚迁抵西南后方的头两年，民营工业曾有过一个短暂的发展时期，在1939到1940两年中，产量持续上升，新建了一批工厂。这是因为战争阻碍了“洋货”进口，政府需要利用民营工业产品来满足军需民用。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外交通完全断绝，后方经济更加困难，政府以牺牲民营工业来维持官僚企业的生存，加强了对民营工业的控制和掠夺，他们开始分吃垂涎已久的“唐僧肉”了。
当时他们并吞民营工厂，无疑是“小蛇吞大象”。据官方经济部的统计，1941年全国民营工业产品总产值达100亿元（包括港、沪），而公营工业的年产值不满10亿元。然而，他们不是按照市场经济法则、而是用行政手段来兼并民族工业，从渗透、蚕食到鲸吞。例如，他们利用物价、金融、税收这些杠杆，滥发货币，强制限价、增加苛捐杂税、收缩信贷、提高贷款利率等等，迫使对方就范。这，无疑是变相的掠夺。
1942年起，后方物价狂涨，但对很多民营工业规定3到6个月才能调整一次价格，民营工业的有些进口原料要买“黑市”，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内迁企业无法维持，他们多次向政府提出请求，在捐税、资金、原料、运输与管制方面给予照顾。但此时的政府正想如何“烹制”和“消化”民营工业，所以等于是与虎谋皮。1944年，工矿调整处给他们的回答是：“你们只顾自己，我们代表政府，不是商人。”（颜耀秋《抗战期间民营工厂内迁纪略》）一语道破天机，自古以来，官和商从来就不在一个等级线上，官决定商的生死存亡，根本不存在照顾和不照顾的关系，需要时慰勉几句，就算是给你面子，不需要时一脚踢开，就像扔掉一只烂草鞋。
例如刘鸿生办中国火柴原料厂时，官僚们馋涎欲滴，财政部提出以投资作为贷款条件，强行加入官股100万元成了主要股东，并改为官商合办的“特种股份公司”，官方派宋子文的老弟宋子安担任董事长，创建人刘鸿生只担任了一名“常务董事”。这家公司开工后获利丰盈，但利润的“大头”都进入了官僚资本的荷包。
刘鸿生父子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将他们原来上海章华毛纺织厂的全套设备，虎口夺食，从日寇眼皮底下绕道越南、缅甸偷运到重庆，筹建中国毛纺织厂。这就更加引来了成群的苍蝇，各种“特殊关系”分食“唐僧肉”，请看当时的一张入股名单：
西南运输处5000股、经济部5000股、粮食部1000股、川盐银行800股、美丰银行500股、川康银行800股、交通银行1200股……
这些都是“关系户”的“干股”。“关系户”，好像是中国特产，辞书上的解释是：“在工作或其他方面的交往中，相互可以得到某些利益或某种便利条件的单位和个人。”这样解释毕竟太烦琐，不如这样理解：企业股票上市，凡对新股上市出过力的人，都馈赠一批“原始股”，只象征性地出点钱。这样的对象，就叫“关系户”。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小意思。当刘氏父子花2年时间将国外购进的设备运回，准备开工时，缺乏流动资金，这时财政部提出四项条件：一，如果工厂不在一年内开工，全部财产将由财政部处理；二，开工后若产品为市场需要，官方资本有优先投资权；三，董事长由官方派员担任，财权由官方派人掌握；四，刘鸿生任总经理。就这样，在企业中，官股占五分之四，企业上下都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亲信，刘鸿生说得一点不错，他成了“大老板的伙计”，而且是一名被架空了的、没有一点实权的伙计。
不等开张，中国毛纺织厂就落入官方手里。
著名企业家刘鸿生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内迁企业更不在话下。一些重要内迁企业几乎全部被迫接受官僚资本投资，进行“官商合办”。例如工矿调整处，只是经济部下面的一个部门，不算“大衙门”，但它直接管理内迁民营工厂，“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小衙门就投资了34家大中型内迁民营企业，例如吴蕴初的天原电化厂，资金总额1000万元，工矿调整处的资金就占到470万元；著名企业家胡子昂的中国兴业公司资金总额1200万元，工矿调整处占100万元；金城银行总裁周作民建办的永利化学公司，资金总额为800万元，工矿调整处占300万元……
他们见缝插针，雁过拔翎，如中央信托局吞噬了内迁的上海的最大造纸厂龙章造纸公司，改名为“中央造纸厂”；中央、中国、交通、农业4家银行，吃掉了贵州企业公司；工矿调整处收购了遂宁纺织厂和五丰面粉厂……
只有几张“冷板凳”的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哪有那么雄厚的实力去兴风作浪翻云覆雨？这是因为在他们背后操纵着的是一个官僚财团（人们称为“四大家族”），一个挂着“国家”招牌以权谋私的官僚群体。
时光，又仿佛倒流到了清朝末年洋务派办实业的时期，那时官办实业混不下去，企图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来摆脱困境，但当时的工商界人士一个个敬而远之，从而使纯民营的民族工业脱颖而出。这些民族工业的企业家在凄风苦雨中苦斗了近半个世纪，他们力挫“洋商”，苦度困境，但最后仍旧挣不脱官僚们的魔掌，仍旧落入“官商合办”、“官方独办”的陷阱。
两相比较，何其相似。不同的是，清末洋务派官僚是顶戴花翎，朝珠补服，他们为了挽救即将倒塌崩溃的封建大厦，使出“官商合办”这一招，企图将富商们拖进那永远无法挣脱的泥潭。而抗战时期的官僚们，却是西装革履，洋味十足，他们不像旧官僚那样只是“钓鱼”，而是采用种种手法，硬将民营工厂夺过来，变成挂着“国营”招牌的私产，他们厉害得多！
所有这一切，就像是一个周而复始、亘古不变的“魔圈”，转来转去，仍旧在那个怪圈之中，这是一个“官本位”社会中东方式的“魔圈”，它给破产的企业家带来灾难，却给全民族留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