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羊”，是驰名全国的商标，半个多世纪以来，“抵羊”牌毛线畅销不衰。一个名牌的形成，决非一蹴而就，“抵羊”毛线的出台，就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祖国的大西北盛产羊毛，但以羊毛为原料的毛线（旧时俗称“头绳”），却要依靠进口。农家自织的土毛线衣，是将剪下的羊毛先漂洗一番，请弹棉花的工匠弹上一遍，再由老太太们用“拈棰”慢悠悠慢悠悠地手拈为毛线，然后再织成毛衣。
我穿过那样的毛线衣，毛线粗细不匀，颜色灰不溜秋，成衣疙里疙瘩，穿在身上头一年还感到：“这是毛衣。”到了第二年，洗过一次就“板”成一块，毫无暖意。但就是这样的“毛衣”，却仍是农家御寒的“高档衣着”，成为几代人的传家宝。从20世纪初开始，外国毛线充斥市场，其中驰名的，有日本“麻雀”牌毛线，英国的“蜜蜂”牌、“学士”牌毛线。在当时城市家庭里，如果有一件英国博得运毛纺厂“蜜蜂”牌毛线织成的毛衣，就很够主妇们向左邻右舍炫耀好一阵子的。
美国留学生、山东益都人宋蓒卿回国后，决心发展毛纺事业，他于1922年向外商购买毛纺机械设备，但外商只肯卖出一套粗纺机，纺出的毛线没有弹力。于是他于1926年派他弟弟宋宇涵去美国专攻毛纺技术，准备将来再干。1932年，他筹集创办资本32万元，到天津组建“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4月开业，年底生产出第一批800号及831号机织粗纺毛线，只可用于织粗呢和毛毯。他们向英国订购了两套480锭绒线机，还是旧货，到达天津后就立即生产毛线。
东亚纺出的第一批毛线，命名为“东亚毛线”。1933年，他们开始生产出100号、200号等四六股绒线，宋蓒卿提出，毛线应该起一个响亮的名字。为这个商标名称，简直煞费苦心。时值“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爱国热潮高涨，东亚副经理赵子贞提出：“何不就叫‘抵洋’？”“抵洋”，就是抵制洋货，因为当时东亚的目标，是要战胜那些“麻雀”、“蜜蜂”和“学士”。总经理宋蓒卿和副经理宋宇涵一想，觉得词义太显露，可能会招惹麻烦，还是隐讳一点好，于是将“抵洋”改为“抵羊”，一语双关，彼此心照不宣。
“抵羊”商标确定后，请画师设计图样，画了几稿均不理想。据赵子贞后来回忆：当时他们从一张印有山海关图样的彩色明信片上，剪下山的图形，又在画报上剪下两只羊，使它们在山前相抵，以山为背景、羊为实体。在绘制详细图形时，他们告诉绘图的意大利工程师，将右面的羊画得强而有力，左面的羊稍弱，以预示“抵羊”必然战胜对手。
但另一种说法是，东亚从山东益都一个牧羊人那里借来两只羊，经过训练使之相抵，拍成照片，最后经加工绘制而成。
不过，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反映了东亚老板们在商标的命名和绘制时，动足脑筋，狠下工夫。对商标的重视，就是对产品声誉的珍惜，像爱护新生婴儿般地爱护品牌，并借此表达出以洋货为对立面、期望一炮打响的初衷。
以后，他们在全国各地大肆宣传“抵羊”品牌，在各大城市的繁华市区，都有“抵羊”的大幅路牌、灯箱广告，像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楼顶，迎面而来就是巨型的光彩夺目的“抵羊”图案霓虹灯广告。
遗憾的是，东亚厂头几批“抵羊”产品，质量不佳，显然是“关老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抵羊”毛线线毛粗糙，线条不匀，颜色暗淡，远远不如“蜜蜂”牌毛线，当时日产量5000磅左右，但库房里却积压了10多万磅，资金周转失灵，企业面临危机。经过研究，他们购买了毛衣编织机，将粗质毛线织成毛衣裤成品，由赵子贞跑到济南找山东军阀韩复渠，韩同意给部队官兵每人发一套毛衣，一下子就销出去几万套。他们用回笼资金增添机器和更换零部件，采用进口原料澳洲毛条，并以重金聘请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启承教授担任公司化学试验部主任，对原料、水质、染色等进行科学化验，改进了拣毛、洗毛、纺毛、染色等各道工序，“抵羊”牌毛线质量大大提高，在市场竞争中，可与“蜜蜂”、“学士”媲美，个别型号还超过了它们。
质量上去了，但和洋商毛线比较，税收高，运费大，成本居高不下。宋蓒卿以“保护国货”为名，派赵子贞赴南京请求免税。赵子贞首先找到内政部长、山东老乡赵丕廉，给他送去一套细羊毛内衣，赵丕廉很高兴，说明那时官员的“胃口”比10年后的官儿们要小得多。他帮助出主意，以给“东亚毛线厂”题字为由头，介绍他去拜访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送了一套毛衣给他，从而使后人了解当时书法市场的“行情”，还没有达到“一字千金”。再由林森写“八行书”，介绍赵子贞去见财政部长孔祥熙。进衙门得讲究“正规”，赵子贞写了呈文连同林森介绍信递呈财政部，一个多月后才被传见。孔祥熙出身于商人世家，在商言商，讲究实惠。以下是孔和赵子贞的对话：
孔指一指办公桌上东亚的呈文说：“免税影响国家财政收入，难以批准。”
赵子贞据理力争，他说：“如果政府不准免税，就不能和洋货竞争，我国就没有国产毛线。我们初办厂，现在政府养我们的‘小’，将来工厂壮大我们养政府的‘老’”。这时是30年代初期，全国人民对列强侵略正同仇敌忾，“抵制洋货”十分时髦，倘若在10年以后，赵子贞的这番话，当局就无人肯听了。显然孔祥熙对“养老”、“养小”很感兴趣，忙问：
“你养政府什么老？”
“现在政府帮我跟洋货竞争，将来抵羊牌风行全国，我再给国家拿大税，不是养国家的‘老’吗？”
孔祥熙沉吟了一下，说：“好了，过几天听信吧！”赵子贞惯于同官场打交道，当然不肯放过时机，忙说：“我见部长不容易，要求部长把公事批到司里，我直接去接头。”于是孔祥熙写了一张便条，要他去找总务司高春如和参事李青选联系。
东亚“免税”一事，就在“养小”和“养老”的话题中解决。人们都说道家的哲理玄奥，其实官场谈话的玄奥大大胜过道家。不久，东亚广泛招股，孔祥熙、赵丕廉等都成了股东，这不知和他们闲扯的“养老”是否有关？
拿了孔祥熙的便条，赵子贞到财政部总务司洽谈，10多天后，免税事情办理妥当。他拿了财政部免税的批文，到铁道部申请办理减免运输费用的事，跑了几次，才见到铁道部长孙科，经过申述详情，顺利地办到铁路运费减半。经孙科介绍，他又到上海招商局办妥了船运半费的优待。
“抵羊”牌所得到的优厚待遇，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为它打开市场创造了条件。“东亚”声势大振，宋蓒卿不惜一切代价，大造舆论，宣传企业和产品。除报刊、电台、影院长年广告和各大中城市车站、码头设广告牌外，凡有各种国货展览会，东亚公司必参加，出售产品，传授编织技术，并通过出版《方舟》家政杂志、举办编织毛线衣培训班，扩大影响。几年内，“抵羊”牌毛线，家喻户晓，尽人皆知。1932年东亚毛线销售商只有天津国货售品所一家，年销量5万磅；1933年以后，在北平、上海、汉口、重庆、济南、长沙、广州、汕头等大中城市，代销处达650多家，到1935年，年销量已达到120万磅。“蜜蜂”牌、“学士”牌毛线，屡战屡败，最后几乎退出我国市场。
东亚声誉鹊起，决定广泛招股以扩大再生产，宋蓒卿雄心勃勃地提出：“东亚股东要遍布全国。”每股只有100元，“不怕股份小，就怕股东少”，所以东亚股东一下子扩展到1万多户。其中包括军政要员、金融巨头、社会名流，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齐鲁大学校长林济青、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等，都成了东亚股东；东亚厂的工人也踊跃参股，从而缓和了劳资矛盾。
如今，宋蓒卿等人的名字，早已被人们忘记，但“抵羊”商标却名声长驻，可见品牌效应，较之人的生命要久远得多。但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对品牌变得淡漠了，那也难怪，物质匮乏，商品按计划分配，“皇帝女儿不愁嫁”，还管什么品牌？可是，当物资供应逐渐丰富，百姓购物有了选择的余地，过去“不愁嫁”的“皇帝女儿”受到冷落，人们又想起了品牌。
于是，过去被糊里糊涂以廉价卖给“老外”的商标品牌，现在又以高价“赎”了回来；于是，原来被“砸烂”了的老店店名和商标名称，如今重新又恢复过来；于是，“创名牌”、“加强品牌意识”等又成为时髦口号，被有些人成天挂在口头高唱……
品牌，是富裕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工业文明的标志。它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每一个名牌的背后，都有着一番颇不平常的经历。东亚公司总经理宋蓒卿的生活道路曲折而多变，最后于1956年客死阿根廷。但他和他的同伴创“抵羊”名牌的往事，却留给人们多方面的思考，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