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出身的民族资本家，从“洋霸”与“土霸”的夹缝中钻出来。他们没有洋商所享有的多种特权，也很少能像官僚、地主转成的资本家那样，受到封建势力和官僚政权的庇护。他们较多的是受市场竞争和价值规律的支配，为了站稳脚跟，他们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刻意追求质量，精确核算成本，在市场竞争中求生存。
洋商们说他们“算盘太精”，官僚们嘲讽他们“小家子气”，然而，他们都是些务实的人，是“正宗”的企业家。被同行们誉为“不倒翁厂”的丽新布厂，厂训只有四个字：“智爱勤慎”。他们把“智”放在首位，就是说，办好企业，以智取胜，这似乎很能反映当时民族工业的特色。
丽新布厂创始人唐骧庭、程敬堂及其主要股东，原都是绸布商人。他们了解市场纱布行情，但不懂得棉纺织生产技术，所以初创时聘请的外国工程师，年薪6280元，而当时丽新全厂职工（包括经理）年工资总数只有4999元。后来厂里增设漂染部，请来的漂染工程师英国人汤麦斯，每月薪水350元，当时清华大学学生每月伙食费只有3块大洋，早点已可吃豆浆、油条、肉包子另加一只荷包蛋。唐骧庭召回在大学读书的次子唐君远，做汤麦斯的助理，几年后就任厂长。
洋工程师聘用期都不长，合约期满就被辞退。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大学毕业又有实践经验的中国工程师，改“工头制”为“工程师制”。如南通纺院毕业、原任上海考工的沈哲明任纺部工程师；德国留学生吴诗铭任染部工程师；杭州工专毕业生王一德主管整理部……这些主要工程师主管一个部门，从人事、管理到工艺，有权支配一切。每年年终，根据实绩奖以股票红利。如工程师张佩苍于1930年底奖到股票2000元，到1931年，他就可从已得股票和工程师红利中得到股票4500元，而当时的4500元，可买大米750石，每石为150斤。
丽新还实行半工半读的练习生制。他们从中学毕业生中招考练习生，白天在车间做工，晚上由工程师上课，工作效率和学习成绩统一考评。几年后，大部分人被提升为职员，其中少数“尖子”被保送出国深造，从而使这些青年人感到“为企业‘卖命’，苦一些，累一点，但是，有指望，有‘奔头’”。
经过几年的“人才经营”，丽新逐步形成一个与工厂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人才群。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本就狭窄得可怜，除仕途那条羊肠小道外，几乎条条都是死胡同。现在有这样的企业可供自己施展抱负，当然也就会分外珍惜，很多人都乐意为此“鞠躬尽瘁”，“士为知己者用”。如织部工程师张炳春解剖外国映条织物，用“正反手纱”交织“鸳鸯府绸”，在海外成为热销货；印花工程师冷光等利用烧碱会使布面起皱的原理，研制成功“泡泡纱”，为工厂创造了巨额利润。正是依靠这种技术优势，丽新在全盛时期生产品种多达100多个，“名牌”之多，誉噪一时，在以后酷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丽新当年的这种用人之道，是好是坏？不敢妄语。不过，旧日工厂很少冗员，很少人浮于事现象，因为资本家的工厂不是“福利院”。在那里，“一个萝卜一个坑”，容不得“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所以经常“裁员”或紧缩机构。如1936年的丽新布厂，工人2940人，职员110人，职员的比例不到4%。这在今天很难想像，其实，人员的少而精，不搞“人海战术”，正是企业智力密集型的体现。
资本家花钱，“一钱不落虚空地”，他们的智力投资，是为了取得百倍于此的盈利，带有浓郁的功利色彩，但也不乏远谋，绝不像今天有些人“慷公家之慨”，从“亲属观”或“关系学”基点出发，去“照顾”、“培植”一些油嘴滑舌的浮浪子弟。
丽新和洋商的关系也十分微妙。他们千方百计笼络洋行，与英商、德商、美商、瑞士等多家洋行关系都很密切。按当时惯例，华商向洋行订货，规定可得一批“回佣”（回扣），丽新厂每月要耗费3000担染料、每天用30吨液碱，都需从洋行进货，这笔“回佣”十分可观。但他们认为“小钱勿去，大钱勿来”，将这笔“好处”让给洋商，还不断请客送礼结交洋商，令人看来有点“傻冒”！
丽新主管人员却将这些看为“小钱”，只有企业发展了，才能赚到“大钱”，这大概是工业资本和小农经济思考问题的不同之处。那些洋行商人自然心中有数，投桃报李，他们向丽新提供情报，一有新品种问世，就先通知丽新。
例如，30年代丽新引进的英国立脱精梳机、四色和六色印花机；瑞典的抽式气轮机、双套双叶子发电机；德国的自动加煤锅炉等等，都是当时的一流设备。由洋行提供信息，唐君远两次去日本了解使用状况，经过比较，最后购进。这对丽新改善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增强竞争力起了重要作用。
再如，当时的蓝布一般都褪色，德孚洋行向丽新通报德国最新研制成功不褪色的“海昌蓝”染料，丽新厂立即在国内率先使用，生产的“丽新海昌蓝不褪色布”，成为风行一时的热销产品。
又如，德国新发明“增白剂”，只要在漂白粉液中加少许“增白剂”，就可使布质格外洁白光亮，当第一批两担“增白剂”刚到香港时，洋行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丽新，丽新立即全部买了下来，试用效果很好，随即大量投产。这种“增白细布”售价每匹增加2元，但实际每匹所用增白剂成本只增加一角几分。等到国内其他厂家开始使用，丽新已经获得了大量盈利。
然而，在和洋货的竞争中，他们却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他们从仿制到创新，最后压倒洋货。丽新对市场需求十分敏感，主管人员出差上海，在租界里总是注意外国人的服装图案，遇有新颖合适的就看清记牢，回住所后素描下来，交给设计人员。每翻一只花色品种，从纺织到印染，只需几天时间。他们生产出深受农民青睐的“麦草花”、“凤尾花”，他们的“印花麻纱”、“条子漂布”、“鸳鸯府绸”，畅销两广、香港和南洋群岛；而“印花哔叽”、“印花直贡呢”，热销华北。
他们以质优价廉、品种繁多的优势，在和洋货的竞争中毫不怯懦。例如英制的夏令条府绸一向热销，丽新也以质量相当的浅色条府绸，在夏季到来前就低价涌入市场，大大削弱了英国府绸的市场优势。再如日货“司马相如”牌直贡呢，简称“司马呢”，是多年来市场上的抢手货。于是丽新的直贡呢，注册为“司马光”商标，也简称“司马呢”上市供应。虽然此“司马”不是彼“司马”，但消费者总是乐意买质量不差但价格便宜的丽新产品，哪会管你是“司马相如”还是“司马光”？几年角逐，多场鏖战，丽新的“长胜王”精元华达呢，战胜了上海日商内外棉织厂的“四君子”华达呢；丽新的“九美图”、“鸳鸯府绸”战胜了德国府绸。所以，1933年日本《朝日新闻》惊呼：丽新是“日本棉纺织工业的劲敌”，引起日本棉纺垄断资本的嫉恨，在“八一三”淞沪战争后，成为被重点破坏的对象。
丽新厂在竞争中发展，到了30年代，产品北销平津、南达粤闽和港澳南洋，西南到云贵，西北至兰州、西安。资金逐年增加，设备不断更新。它从1922年开工，1929年才开始有红利分配给股东，到1930年，成为全国惟一的一家纺、织、染、整、电俱备的全能性生产企业，在上海创办了昌兴纺织印染厂，仍旧用丽新商标，以后丽新集团拥有四家棉纺织企业。
尽管在抗战前的10多年中，丽新也多次历经市场滑坡的危机和资金周转失灵的窘困，但每次都转危为安，在逆境中力挫群雄取得发展。这不能不归功于它对外灵活机变，苦练企业的“内功”，以智取胜。丽新从依靠洋工程师起步，到重用中国工程师，最后形成本企业的技术骨干群。它巴结洋行，目的是为了获得科技信息，更好地武装自己，最后战胜洋货。生活中往往充满辩证的哲理，企业的经营管理也毫不例外。
丽新厂在抗战中损失惨重。战后“丽新”、“昌兴”合并建立总公司，除无锡老厂外，在上海设立三个分厂，并在汉口创办以采购原棉推销成品为主的分公司。
此外，唐君远还于1934年筹资集股在无锡创建协新毛纺厂，股东推举他为经理。当时呢绒的基本消费对象是官僚、富商和买办，但在那“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社会里，“工薪族”中的一些人也需要靠它来“撑撑场面”，而市场上多年行销的美国“麦而登呢”、“英国花呢”、“英国哔叽”，价格奇贵，不是一般“工薪族”所能承受，于是“协新呢”应运而生。
毛货衣料就怕虫蛀。这时瑞士的“灭蠹”羊毛不蛀粉问世，唐君远立即与瑞士洋行签订为期7年的包销合同，由协新在中国独家使用。协新生产出“不蛀花呢”，不蛀，经穿，一时名声大噪，沪上呢绒商、绸布店均争销这一名牌产品，一时供不应求。战争阴影笼罩全球，毛棉纺织机械无人问津，洋行廉价推销，协新却与洋行拍板成交，以先付25%货款、其余分2年付清的优惠，购买毛纺锭2600枚、织呢机28台，运到后立即安装投产，待机器价款付清，早已获利数倍，1937年增资80万元。
抗战期间，协新一度停产。战后的1946年澳毛运到就全面复工，市场热销。当时，即使是机关小公务员都有一套“协新呢”中山装，在市场上和美英呢绒平分秋色。
值得一提的是，丽新集团的主要领导人，虽然性情各异，但始终和衷共济。外号“唐菩萨”的总经理唐骧庭，性格温和，沉着而有耐心；经理程敬堂精明干练，雷厉风行，人称“关老爷”；厂长唐君远知识渊博，心细如发。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特别是唐、程两家，经营企业目标一致，和谐联手，几十年如一日。联想到如今有些企业，几个领导几条心，勾心斗角，通常被称为“班子不团结”，说到底无非是“权”和“利”二字作怪，对比之下，不知这些先生们有何感想？！
更值得一提的是，唐君远的公子唐翔千，留学美国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50年学成后回香港任香港中国实业银行见习主任，有了一点积蓄，就联络一些沪锡同乡创办了一个只有几十名职工的小型织布厂；1959年办起了中等规模的中南纺织厂；1969年又组建了集纺纱、织布、漂染、针织、制衣以及贸易为一体的南联实业有限公司，成为香港最大的纺织集团，他被誉为香港纺织界办厂最多最全的“全能冠军”，先后被推举为香港棉纺同业公会主席、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和香港商会副主席。
唐骧庭、唐君远、唐翔千祖孙三代，致力于发展中国民族工业，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们经历不同，但各有千秋，在近一个世纪的风浪搏击中，成为值得人们尊敬的实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