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抵羊”名牌毛线称雄国内市场之际，永泰丝厂的“金双鹿”等名牌生丝，正漂洋过海，驰向欧美市场。
丝绸是我国的传统产业，东汉年代的丝绸之路，“风紧黄云新醏篥，月明青草旧琵琶”，伴随着马蹄踢、驼铃叮当，一批批色彩斑斓的丝织品，经河西走廊，循秦陇古道，源源不绝地输向中亚、西亚和欧洲。唐代诗人白居易十分形象地描绘那些精美绝伦的丝织品：“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缭绫》）在江南农村，家家种桑，户户养蚕，形成金陵、姑苏的大型丝织手工业作坊。苏州的“绯绫”、杭州的“柿蒂花”、湖州的“乌眼绫”、常州的“红紫绵巾”等，都是有据可考的丝绸上品。所以，在早期的民族工业中，就有一批缫丝厂。几度春秋，几经兴衰，在这些早期建办的缫丝厂中，能立稳脚跟并取得发展的，首推薛南溟、薛寿萱父子的永泰丝业系统。
举人出身、做过李鸿章幕僚的薛南溟，是薛福成的儿子，盛宣怀的妹婿。他弃政从商，于1896年在上海建办永泰丝厂，始为合伙，后改独资。丝厂一直亏本，后以重金聘请经理，创“金双鹿”、“银双鹿”两个名牌，到1904年转亏为盈。在1921年冬纽约万国博览会上，“金双鹿”生丝荣获“金象奖”。在此期间，薛南溟又在无锡创建和租办了锦记、隆昌、永盛、永吉四家丝厂，并于1926年将永泰从上海迁回无锡，形成实力雄厚的永泰丝业集团。
薛南溟的三儿子薛寿萱，是实业家荣宗敬的女婿，1925年毕业于美国伊里诺斯大学铁路管理系，归国后，薛南溟叫他到永泰、锦记两厂熟悉业务，不久就担任协理，最后便将永泰系统各厂的控制权全部移交给他。
这是受过西方教育、综合素质迥异于上辈的一代人。薛寿萱立足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目光却牢牢地盯住大海，关注着大洋彼岸的丝业市场。这时，永泰因有名牌生丝开路，销路不错，利润也丰厚。但是，薛寿萱清醒地看到，永泰系统设备陈旧，管理不及日本企业，虽然能生产高级名牌丝，但不是靠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而主要靠牺牲“缫折”和加强劳动强度，这些强制措施，很容易面临极限，无法扩大产量。
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居安思危”或“未雨绸缪”吧。20世纪20年代后期，正当生丝走俏，薛寿萱却从花团锦簇背后寻觅到笼罩着企业的阴影，悟出“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的通俗哲理，对薛寿萱这位新潮人物来说，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中国生丝市场主要在欧美，华丝输出全被洋行操纵。按词典解释，洋行，是“外国商人在近代中国设立的企业机构”。洋行经理，又叫“大班”；洋行在各大城市的中国代理人，名曰“买办”。大班财势可以“通天”，就连买办也非同小可。闾里出了个买办，比出了个状元还要风光，他们“衣锦还乡”，造园林，修祖坟，其潜台词是：“小子不才，跟着洋人混得不错，洋财滚滚而来，‘有钱能使鬼推磨’，以此告慰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
还有些小洋行，在都市小弄堂里租间房间，挂上招牌，老板拎个皮包四出活动，做成一笔生意，足够应付全年开销，俗称“皮包公司”，今人对此并不陌生。其实，他们也不光是“皮包”一个，据词典解释，它“借助于买办垫款和依靠帝国主义掠得的特权，在各通商口岸进行种种冒险和投机”。（《中国近代史词典》）可见，皮包公司并非人人可开，一要有人垫资，二要仰仗特权。如果真的以为拎个皮包就能闯天下，赚大钱发大财，那就未免天真得有点可爱。
中国生丝，一向是在这些大班、买办控制下输出海外的。华丝厂商对国际生丝市场几乎一无所知，全凭洋行说了算。按照商业惯例，合同签订后，无论市价涨落，都应以合同价格付款、按合同规格交货。事实上却是，丝厂到期交货，若丝价已经上涨，洋行当然不会照新市价支付；若丝价下落，洋行则在质量上百般挑剔，吹毛求疵，一再退货，勒索“赔偿”，迫使丝厂降价结算。按照商业惯例，做生意从来都是“银货两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惟独生丝出口，必须先向洋行送交厂丝，检验合格，这还不算，还需等外轮进港、货物装船，起锚远航，洋行做好押款手续后，才结付货款。
对此，华丝厂商怨声载道，但当时谁也没有能力丢掉洋行这根“洋拐棍”，闯不过出口这道“鬼门关”。惟独薛寿萱这位年轻实业家，一上任后，并不着手整理黑土地、红土地、黄土地上的坛坛罐罐，而是探索闯过这一片蔚蓝色海洋的途径。取得直接对外贸易的主动权，这在今天并不犯难，但在当时却无前例可援。要达到这一目标，需翻越无数山梁，跨过无数沟坎。为此，薛寿萱花费了将近10年时间。
他首先广泛了解国际生丝市场行情。1926年，他东渡日本，访问了东京、横滨、甲府等地的丝厂和蚕丝教育、管理机构，重点了解外国的蚕丝教育和企业管理；1928年他和同伴们参加了美国二届生丝质量检验标准会，摸清究竟什么是国际生丝质量检验标准，并调查了美国生丝市场；1929年他以24天时间，率员出席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万国生丝博览会，并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对美国经营生丝规模最大的乾利公司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
据薛寿萱了解：美国乾利公司年销生丝15万包，其中竟有13万包是日丝。一向以“丝绸大国”自许的中国生丝，在这里相形见绌。他当时记载道：“华丝如能改良，增加出数，则亦可同样（在美国）拍板。”其气魄，其派头，很有点像秦始皇威风凛凛地出巡会稽时，挤在人群中看热闹的项羽所谈的话：“彼可取而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完全可以代替他！）
然而，薛寿萱不像项羽那样粗暴莽撞，他有着文明人的理念。薛寿萱也不像后来的有些“企业家”那样，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譬如，管理上出了毛病抓管理，发现技术落后就搞“技改”。至于“自营出口”，只要货销国外，哪怕蚀本，哪怕一出国门就被洋商换掉商标，哪怕产品沦为异邦小国地摊上的“垃圾货”，什么都不在乎！照样可向上级报功，在同行中炫耀。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是真正的企业家，充其量，只能是“工头”而已。
以获取利润为目标的薛寿萱，将“自营出口”作为系统工程来精雕细刻。他清楚地看到，华丝要在国际市场卖“优价”，必须是优质丝，缫优质丝要有优质茧，结优质茧必须是优质蚕，养优质蚕要靠优质蚕种……一环扣一环，有些环节并不赚钱而要赔本，但它们却像多米诺骨牌那样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于是，他以他所控制的江南各处茧行为基地，仿效日本模式组建农村蚕农合作社，配置蚕桑指导员（全为女性，农民戏称“蚕婆婆”），推广良种，建立“共育室”，蚕室蚕具消毒，保证饲蚕期的温湿度，达到蚕茧优质高产。
于是，从1926年起，他先后筹资建办了无锡西漳三五馆和镇江、金坛、荣巷、钱桥等多家制种场，将生产的“永字”牌优质改良蚕种，免费赠送或低价售给蚕农，换回土种全部烧毁。
于是，他先后两次从日本购进烘茧机、干茧机，并由他创办的工艺铁工厂仿制，更新茧行设备，关闭旧式土灶茧行，提高烘茧效率，保证干茧质量。
薛寿萱多次更新缫丝生产设备，他从日本购进长弓式煮茧机，将意大利直缫车改为日本式的复摇车，以后又改为多绪立缫车，虽然当时日本政府不准这种最新设备出口，但他聘请一批留日技术人员不断摸索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他聘请回国的留学生和日、韩高级技术人员任工厂技术要职；举办多期制丝指导员训练班，培养了8百多名女性制丝指导员；他还连续举办技工练习班，永泰系统5千多名女工经过短期培训。
他改进企业管理，废除了管车（工头）制，任用技术专业人员为工务主任、工场管理员。他仿照美国企业管理方法，重视庭院布置，定期搞工人个性测验、动作研究，提倡“精神修养”，使“工厂生活学校化”。当然，这些在当时带有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
经过多年努力，永泰丝业系统实力雄厚，设备先进，年年盈利。薛寿萱觉得可以进入国际生丝市场一展身手了，但他还是只敢先作尝试。1930年，他参股纽约华人李佑仁开设的通运公司，推销江、浙、沪一带的华丝，由薛任董事长。由于永泰丝质量上乘，畅销美国，占通运公司生丝推销总额的80%左右。1931年，永泰生丝在美国销售3百多件，结算纯利润，比通过洋行销售超出一倍以上。可见当年洋行的中介利润大大超过生产利润，而且不要承担任何风险。所以，如今有些朋友仍热衷于做这种“产销不见面”的中介生意，钱好赚，利润高，但他们不明白，凭“空手道”去赚大钱，旧日商场上有人称为“仁义道”，意思是：“缺德！”
薛寿萱开拓出口贸易，可说是慎之又慎，实了再实。1932年，他派得力助手薛祖康去美国，再次了解美国生丝市场需求，华丝销售比例及用户对“金双鹿”名牌丝的反映。不久，他自己又访美，拜会纽约丝业巨头陶迪、贝纳、乾利等人，然后派专人常驻纽约，办理永泰销售业务。直到1935年才在纽约正式建立永泰公司，并很快取得纽约生丝交易所会员资格。
薛寿萱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大、做强。与此同时，他又通过对英、法、澳大利亚的调查，在欧洲主要销丝国创设贸易机构，如英国曼彻斯特、法国里昂、澳大利亚墨尔本等地，形成代理商网络，和3百多家用户厂建立供货关系。从1936年到1937年，永泰出口自产或代理外销生丝25000包，占上海口岸出口华丝总额一半。薛寿萱终于扔掉洋行这根“拐棍”，闯出了历来由外商控制的出口“鬼门关”。
20世纪3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国缫丝工业几乎全行业破产，少数实力较强的企业，也只能勉强维持。惟有独创“贸工农一体”的永泰丝业集团，不仅逃过此劫，而且兼并了一些丝厂，建立起丝业托拉斯。永泰集团扩大到16家丝厂，拥有缫丝车7千多台，直接控制茧行6百多家，掌握苏、浙、皖三省的原料茧和种桑、养蚕、制种、缫丝及出口全过程，故被人们称为“缫丝大王”，他那“贸工农一体”的经营体制，至今都受到广泛的赞赏。
丝业繁荣已成为昨日黄花，如今旧事重提，辉煌中透露出几分苍凉。曾在丝业市场咤叱风云的薛寿萱，在“八一三”淞沪战争后定居美国，改做证券交易，最后破产，病死异邦。可见，民族工业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之中，离开大地母亲的滋养，犹如无本之木，涸辙之鲋，很难有所作为。然而，倘若就事论事，薛寿萱十年磨剑，终于摆脱洋行的束缚，独创生丝出口贸易，那份胆识，那股锐气，却给后来者留下了可贵的借鉴。
狂风怒吼，浊浪滔滔，在苦难深重的民族历史长河中，多少人击楫中流，苦撑危舟，结果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到达胜利的彼岸。然而，“河源怒触风如刀，剪断朔云天更高”，挣扎在谷底浪尖的飘零小舟，也只有击楫中流，劈波斩浪，冲过礁石险滩，才能不被波涛所吞噬，才能迎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坦途，路，也才能越走越宽阔。
§§第五章 浑水泥沙
在旧中国的茫茫寰宇中，民族资本家始终处于尴尬地位。在洋商眼里，他们是竞争敌手；在官府眼里，他们是一块肥肉；而在升斗小民眼里，他们是财主，“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发”，人们往往习惯于把财主和“为富不仁”联系起来。
诚然，在我国早期的民族工业资本家中，不乏奇人奇事，他们办厂出于“实业救国”，如天津的范旭东、四川的卢作孚、上海的陈万运等，他们生前节俭，死后萧条，并不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凡是资本家，一个个都是脑满肠肥。然而，这毕竟是一个被利润牵着鼻子跑的社会群体，为了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他们当中很多人，有的冷酷无情，六亲不认；有的尔诈我虞，不择手段，和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他们更加看重金钱的魔力，往往私利多于真情，财富重于道义。他们固然深受洋商和官府的欺压和勒索，但他们也时时刻刻谋算着别人，这并不是单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为了从比他们更势弱的人群中榨取更多的私利，否则，他们就无法增殖自家的财富。
但是，“世途旦复旦，人情玄又玄”，做人，本是一门深不可测的学问，正如唐代诗人李颀在《行路难》中所说：“世人逐势争奔走，沥胆堕肝惟恐后。”而唐朝，还没有资本家这个阶级。不过，人性中利私的弱点和阴暗面，表现在以赚钱为惟一目的的资本家们身上，确实是更加明晰，更加集中，更加突出。过去如此，今后恐怕也不会两样。在利害有关的“大事”上，从他们那里很少能找到菩萨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