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对如此赤裸裸地公开侵犯中国妇女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她不同意日方的要求。
但来者不善，而且带着威胁的语气告诉她：“如果为日军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我们的这些士兵就可以减少到你们这儿骚扰。”言外之意是：如果不从，你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休想能安宁。
“妓女干她们的本行，这也无可非议嘛！”翻译悄悄跟魏特琳说。
“那也得她们自愿。”魏特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给你一个下午的时间考虑。”那位日军军官显得很傲慢和愤怒地甩下一句话，带人走了。
显然这是下的最后通牒。
这事让魏特琳犯大难了：同意吧，妓女们愿意吗？到日本兵那里，可不是闹着玩的，之前早听说也有妓女跟着日本兵走了，但回来的却很少，不是被他们奸死，就是被他们折腾半死后扔到一边杀死。谁还敢在日本兵那里“吃荤饭”？
与程瑞芳等商量的结果，认为只能试试而已。后来的结果，如张艺谋的电影里所描述的那样，有21名过去曾经当过职业妓女的妇女站了出来，她们站出来的行为，没有受到其他妇女们的歧视，恰恰相反倍受尊敬，因为她们每站出来一个，就救了另一个良家妇女。魏特琳感激她们。其他所有的难民也感激她们。
第一车被日军拉走的妓女们临走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们表示了对她们的敬意——起立目送。
还有79人怎么办呢？日本人会不会从其他妇女中挑呀？这是大家所担心的。
程瑞芳很担心发生不测，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所有的难民都一下陷入了万分惊恐之中。
“只要我在，她们就是安全的！”就在这时，魏特琳站了出来，像女神一样。难民们尤其是那些良家妇女们向她投来无限信任和期待的目光。
“无论如何，华小姐你要救救我们啊！”妇女们依然心惊肉跳地担忧可能发生的可怕一幕。
“请大家相信我。”魏特琳安慰姐妹们。其实，魏特琳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她区区一个弱女子，能抵挡疯狂的已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军？
接下去的每一分钟里，魏特琳觉得自己是被扔在火红的铁板上炙烤——她的神经和心脏绷得极度紧张。
果不其然。傍晚前，日军拉人的卡车又来了，说必须要把剩余的“名额”拉走。
“这是不可能的！”魏特琳坚决不同意。
“你敢违抗皇军的命令？”日军蛮横地用枪刺顶着魏特琳的鼻尖。
“不是我敢不敢违抗的问题，而是我们同你们的将军与外交官商定的事——我们只同意你们带走自愿去从事性服务的职业女性。现在这里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我当然不能随意更改同你们长官达成的协议。”魏特琳义正词严道。
日本兵气得不知所措，只得空车而归。
“华小姐太伟大了！”“救命菩萨！”校园内顿时一片欢呼，妇女们围着魏特琳欢呼雀跃，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甚至痛哭流涕，她们感激魏特琳救了她们，也救了她们的家庭。
战争时期被侵略者占领地区的女人，向来都会碰到格外多的麻烦事。现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万余名难民中，不断传来一声声婴儿的啼哭——“今天又新生了两个孩子！”程瑞芳又来向魏特琳报告。程是唯一的护士，她主动承担了这些新生孩子的接生任务。在这乱成一团的难民营里，妇女生孩子是件最麻烦和头痛的事。
“一定要千方百计让孩子和母亲都健康地活下来！”魏特琳这样对程瑞芳说，“即使全校只有半碗粥了，也要留给产妇和婴儿喝……”
“我明白。”程瑞芳点点头，事实上她一直在这样做。
魏特琳一生没结婚，可她却有一颗天下最好的母亲之心。只要有空，她一定去看一看新生婴儿及产妇，让工作人员尽量照顾好她们。可惜条件太差，程瑞芳向她报告：十多天里出生婴儿10个，死了3个，另有5名有病的婴儿去世。
“上帝，求求您保佑我们的孩子吧！”魏特琳听后，心头无限悲痛。
现在又一个难题摆在魏特琳面前：越来越多的妇女向她反映她们的困境——如果她们和丈夫在家里待着，日本兵来时就用刺刀将丈夫逼走，她们便遭强奸；如果她们逃到校园来，丈夫留在家里，日军去后她们的丈夫就被当作中国军人抓走并杀害。
“华小姐，你救救我们！想想法子，我们不知怎么办呀！”可怜的妇女们跪在地上哭泣着、乞求着。
这可怎么办？魏特琳听后，感到有些绝望：留住这些妇女，她们的丈夫在家要被杀；让她们回家，等于送自己的姐妹去遭受日军的奸污，弄不好还会被残杀。怎么办？魏特琳觉得自己快被逼疯、逼死啦！
魏特琳快支撑不住了。就在这时，她再次闪出一个念头，尽管这个念头非常危险，但总比没有办法好吧！
这个办法是：魏特琳决定让有上述“两难”的妇女们报名，然后她拿着这些妇女及她们丈夫的名单，去日本大使馆找日方交涉。
“这成吗？”程瑞芳等表示极大怀疑。
“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魏特琳反问。
大家都摇头。“那就只能去试试。”魏特琳说。
“这样太危险了。你已经许多次得罪日本人了，华小姐！”程瑞芳提醒道。
魏特琳轻轻一笑：“既然已经惹恼他们多次了，再多一次也无所谓了。我不怕，因为我是美国人。”
到了日本使馆，当魏特琳代表她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部分女难民找到福田先生时，福田感到惊诧不已：“魏特琳小姐，你真是中国人所说的观音菩萨啊！”
魏特琳则摇头道：“不，我只是出于一个女人的本能，帮助这些可怜的有家庭的妻子来保证她们的丈夫的安全而已。阁下，你也是一位有妻子的丈夫，我想你能理解这些身在难民营里的妇女们的那份担心吧！”
“我尽力而为。”面对这样一位坚韧不拔、无私为人的美国女人，福田先生只好这样答应。而这，也使近千名身处困境的妻子的丈夫免遭屠杀——当然仍然有部分妇女的丈夫因为被日军坚持认定为“中国士兵”而杀害。
难民营的问题越来越多，就在魏特琳为那些家有丈夫而身处“走留”两难困境的妻子们实现日方确认身份、争取保命的同时，又有更多的妇女向她提出：她们的丈夫和儿子现在不知在何方，她们急着想寻找丈夫和儿子的下落……“不找到他们，我们活着还有啥意思？”“不如死了算了！”“我的夫啊！”“我的儿啊！”校园里，不时传来一声声如此悲切和绝望的哭喊，让魏特琳心如刀绞。
“这事我们得管！”魏特琳忍不住了，她又要挺身而出。
“可华小姐，咱管得过来吗？这可是几百、几千人哪！”同事们一听就摇头，“现在校园内每天供一人一碗粥、一人一口水就忙死我们了，还要天天防着日本兵偷着来奸污——昨天你去国际委员会总部开会时，两个日本兵就跑到南山公寓楼拉出几位姑娘在走道里强奸了……我们顾不过来呀！”
魏特琳一边听着一边抿着嘴唇，最后说：“我明白大家说的都是事实。但你们想想：到我们学校来躲避的这些妇女和孩子们，她们多么无助，而我们的学校现在就像一座生命孤岛，靠难民们自己是无法做成一件事的，因为她们只要一出门，日本兵肯定不是弄死她们，就是十次、二十次地强奸和轮奸她们。这情形我们谁也不想看到，哪怕是有一个姐妹受这样的罪，我们都不允许。但你们再想：如果你们也不知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的死活，你们会着急吗？会千方百计出去找吗？我想肯定会。所以，将心比心，我们就应当为她们着想，至少力所能及地帮助她们找到丈夫或儿子的下落。难道不是这样吗？”
没有人再开口了。魏特琳便叫校工老王去统计要求寻找丈夫和儿子的妇女名单。第一批名单很快送到魏特琳的手上，560多名妇女提出这样的请求。
此时的南京城，仍然到处是日军在烧杀抢。为了掩盖其大屠杀的罪行，日本军方已经在组织各种力量对大屠杀现场进行“清理”。如果不在此时出去寻找，那么那些失去丈夫或儿子的妇女将永远不知其亲人的下落。然而要让这么多妇女上街满城寻找不知生死的丈夫或儿子，谈何容易！
日本兵让吗？即使让，一旦他们见到大街上突然出现这么多“花姑娘”会怎样？魏特琳再次陷入欲罢不能的处境。
再找日方？
“我的天哪！华小姐，这回我一定要劝你了，你无论如何不能再为这事去找日本人了。”程瑞芳等不让魏特琳行动。
“为什么？你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魏特琳知道大家的好意，但她坦言问程瑞芳。
“我们也没有办法。可华小姐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些人——不，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校园里的一万多名妇女和孩子怎么办？”程瑞芳真是急了。
“放心，日本人不会拿我怎么样的。”魏特琳似乎对自己的命运很有把握。
“如果万一呢？”程瑞芳坚持。
“我亲爱的程夫人，现在是战争时期，所有的万一都有可能。可我们不能因为‘万一’，而不去尝试一下吧？你也是有夫有子的女人，你很爱他们吧？我们的那些不知自己丈夫和儿子下落的女人们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帮她们呢？”
“我说不过你。可华小姐……”程瑞芳委屈地抹眼泪了。
魏特琳伸开双臂，将其紧紧拥抱，亲昵地说：“谢谢程夫人对我的爱。放心，我会注意保护自己的。”松手后，说：“我去日本使馆了，学校就交给你了！”
程瑞芳点点头：“早点回来。”
“嗯。”魏特琳挥挥手，消失在校门外的大街上。那大街上浓烟滚滚，鬼哭狼嚎……
在魏特琳的力争下，日方同意魏特琳她们自行组织帮助失散的妇女去寻找亲人，但提出条件：学校须派出人力去协助掩埋尸体。
只要是为受难的中国姐妹们做事，魏特琳就必须接受日方提出的任何条件甚至是苛刻与屈辱的。而这件事也让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目睹了日军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它们都记录在《魏特琳日记》之中：
你们曾经在南京住过的人永远也想象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样子！那是我所看到的最悲惨的景象：公共汽车、小汽车翻倒在街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1937年12月21日《日记》）
日本使馆想把电厂修好，以便恢复供电。于是拉贝先生找了50名雇员，把他们带到电厂。当天下午，他们中的43人被日本兵枪杀了，理由是他们过去是政府雇员。（1937年12月22日《日记》）
住在我们东院的邻居孙说，昨晚有60~100人，大多数是年轻人，被日本人用卡车运到金陵寺南面的小山谷里，用机枪打死，然后把尸体拖入一间房子里，连同草房一起烧掉。（1937年12月23日《日记》）
下午4时30分，我去金陵大学。在这之前，有一批哭哭啼啼的妇女告诉我，她们听说日本人从难民中挑选出一些男子，如果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的身份，他们将被杀死。（1937年12月24日《日记》）
今天早上，我和一些在校园里出售热水的人一起出去，目的是帮他们弄一车煤。他们不敢单独外出，怕被抓或车子被抢。我站在煤店门前等着车子装完煤。这时过来一名妇女，她说她来自孝陵卫，在城外国家体育馆附近。她说孝陵卫被彻底烧毁了，先是中国军队烧了一部分，接着被日军彻底烧毁。她家10口人中仅剩下她和丈夫及一个孙子，她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媳及一个孙子都走散了，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1937年12月29日《日记》）
今晚，我们的信使魏对我详细讲述了他的经历：去年12月14日，他去国际委员会和鼓楼医院送信时，在鼓楼医院附近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一个用刺刀顶住他的腹部，另一个用枪顶着他的背。他当时佩戴的美国大使馆的袖标，被日本兵扯了下来。他被押到下关，以后在那里待了10天，每天为日本士兵挑抢来的赃物，然后把赃物装上卡车。他说，他看见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有士兵，也有平民，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到处都是尸体……后来他被押回城内继续干活。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每个水塘都满是人和动物的尸体……（1938年1月3日《日记》）
魏特琳肩负重任，到处在找受难姐妹们的亲人，但通常是没有什么结果。偶然也有喜事：比如早先在校门口寻找12岁女儿的那位母亲，意外地找到了女儿；一位哭得死去活来的妇女在另一个安全区找到了失散十几天的丈夫。然而多数妇女再也没有能与她们的亲人团聚……这便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结果与事实。
“继续找！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想法出去找！”魏特琳认为自己必须尽全部力量帮助失散的姐妹们寻找到自己的亲人。然而，每一次出去找人的时候，魏特琳的心灵都受到极大刺激——1月26日那天下午，她在一座废墟前见到一位熟识的妇女，那人问魏特琳知不知道杨家附近的山谷池塘里有大量尸体，并说愿意带魏特琳去看看。于是两人来到池塘前，魏特琳看到了这里的一切。她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