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找到了那个池塘。池塘边有许多具焦黑的尸体，尸体中间还有两个煤油或者油罐。这些人的手被铁丝绑在身后。有多少具尸体？他们是不是先被机枪扫射，再遭焚烧？我不得而知。在西边小一些的池塘里还有20~40具烧焦的尸体。我看到这些人穿的是平民的鞋，而不是军人的鞋。山丘上到处都是尚未掩埋的尸体……
像魏特琳这样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不会说谎的。我想今天的日本人应该相信这样一位基督教徒在70多年前记录下的南京大屠杀现场不会有假吧！
在帮助妇女们寻找丈夫或儿子期间，魏特琳依然是千万名妇女和孩子的守护神。有许多事连魏特琳自己都记不住了，因为她每时每刻都在为校园内的难民们挡风遮雨，甚至常常忘了自己也是一个女人。
程瑞芳与魏特琳在一起时间最长，并且也用日记形式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她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情况。我注意到程瑞芳的日记里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魏特琳的文字。其中有几处程这样写：
今天日本兵又来了，有人立即叫我们过去。华小姐总是走在前面。她一出现，日本兵就拎起裤子跑了。
今日中午进来，有一姑娘在外面，日本兵把这姑娘抱到三百号后面竹子处，把姑娘的衣服脱了将要奸，华小姐赶到猛地叫了一声，那兵吓跑了。所幸快，那姑娘没有受害。那个地方顶不干净，尿屎都有，那个姑娘衣服上都是屎，这些日本兵还算是人吗？青天大白日，简直是畜生。
有人在大街上把我们叫住，说日本兵正在强奸他的女人，让我们救。华小姐一听就赶紧跑到小巷里，见几个日本兵正在一个院子里将女人按在地上……华小姐就上前阻止。日本兵很凶的样子，用枪杆撞华，示意她别多管闲事。华不从，大声与日本兵争执。日本兵显得很愤怒地停住了施暴，后来走了。但可以看出，他们很恨华。我劝华要小心，南京城这么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事。可她不听……
驻城的日军又出邪招——让难民们登记，说是要发“身份证”。
这是一个大阴谋：除了他们想更严厉地控制和镇压中国人外，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样的难民营里的妇女们则是日军借机寻找的猎物。
魏特琳与程瑞芳商量：要让这些美貌的妇女“有病”，“有病”后日本兵就再不敢碰她们了。
果真，第二天，日本兵又开着车来了，向魏特琳要人。
“她们病了，不能跟你们去。”魏特琳平静而耐心地跟日本兵说。
日本兵不信，抓来几个他们认识的美女，令她们脱裤子。看一眼后，日本兵大皱眉头：那些女人的阴部，又肿又黑，不堪入目。
强盗的欲望被迫遏制。
美女们感激涕零地围住魏特琳，连声“谢谢菩萨”！“谢谢华小姐”！
“一场暴风雪，到现在雪还没有融化，而此前的几个星期一直温暖如春。紫罗兰和三色紫罗兰正在开花，春梅也含苞欲放。由于天气骤变，今年可能结不了果实。这种天气更令人放心不下因物价飞涨而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穷人。一想到这些穷人将来怎么生活就使人忧心忡忡。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件好事，因为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最没有文化的人，也看清了‘东亚新秩序’的真实含义。”
这一段话是魏特琳于1940年3月2日写的日记，这已经是日军占领南京三年多后的时间，她的话，让我们再次见证了日军统治下的南京人民是生活在何等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在这三年多的艰难岁月里，魏特琳用她一个女人的纤弱身躯，为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和孩子做了无数令人难以想象的事……
28. 花落泥尘
1938年5月14日，这个日子对一般人来说没有意义，但对魏特琳来说却非常重要。如果这个日子再往后三年——三年后的这一天，是魏特琳告别人世之日。
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心地善良、充满热情、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活力的人，仅隔三年时间，竟然对生命绝望而启动煤气阀门自尽……
魏特琳去世在自己的家中——美国伊利诺州的老家。她去世时身边没有人，她的葬礼连自己的弟弟也没有出席。如此一位被中国人称为“圣母”和“观音菩萨”的女神，为何走得这般凄凉与孤独？
我们后来知道，魏特琳患了严重的忧郁症。而我们更知道，魏特琳之所以患忧郁症，完全是因为在南京最后的三年里，她每天都要饱受来自日军的种种骚扰与残暴行为，同时要为数以万计的躲避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妇女和孩子的安全与生存操劳。
就在1938年5月14日的前一天，魏特琳正坐在办公室为她保护下来的孩子们安排初、高中秋季学期课程表时，一名姓姜的老太带着女儿来见她。老太告诉魏特琳，她有一个53岁的儿子，患肺病数年，有妻有儿；老太的另一个儿子33岁，在碾米厂开机器，每月挣50美元，这个儿子有妻子和4个孩子。全家9口人都靠这个33岁的儿子养着。去年底，全家逃往江北，用光了所有钱物，在走投无路时，遇上了日本兵，33岁的儿子被当作“中国军人”给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老太求魏特琳能够收留她全家，否则她全家人也将会死光。
魏特琳听后，心如刀绞，又无可奈何——因为这位老太和儿媳已经双双跪在她面前，求她给她们一家人一口饭吃。
刚刚安排好这一家8口人，又一个人前来向魏特琳报告，一位姓刘的老太家出事了。刘老太就住在三牌楼附近，有3个儿子和2个儿媳妇。4天前的晚上，2个日本兵推不开她家门便破窗而入。日本兵要她交出2个儿媳，刘老太拒绝，于是日本兵就在她脸上砍了2刀，随后又补1刀捅在胸口……后来这家2个儿媳妇被日本兵强奸了。
“她们现在想来您这儿避难，不知可否？”原来那人是帮助刘家打听情况来的。
魏特琳没有回答。人满为患的校园虽然不允许再多进一个人了，但魏特琳的良心告诉她无法拒绝。
三年后的5月14日是魏特琳去世的日子。
但在1938年的这一天，我们看到的魏特琳还是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女神。
“我们已经有250多个学生了！这样必须将她们分为6个班，下星期的这一天，孩子们就可以重新返回课堂了！我真为他们高兴！”这一天一早，魏特琳从床上坐起后便在桌子前伏案疾书——她在为孩子们分班，也在为他们安排配置老师。当程瑞芳带着自己的孙子来叫她一起去做礼拜时，魏特琳如此高兴地向自己的好友表达了心情。
8点刚过，她们做完礼拜回到学校时，魏特琳便发现她的“小卫士”胡利病倒了，不多时便断了气。“我的主，它多可怜呵！”魏特琳好伤心。这是她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失去的第三只心爱的小狗了。尤其是小胡利，它虽小，但懂事，每天蹲在门口，守护着魏特琳。遇上陌生人，它一定毫不客气地“汪”上几声，直到魏特琳提出“放行”或其他命令后才停止“战斗”。小胡利的死，让魏特琳发誓再不养狗了。
“它们跟了我没有好的命运。”她如此解释。难道冥冥中她在暗示什么？
魏特琳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她内心的所思所想。人们只能看到她的行动——每天为她所收留的那些妇女和孩子们的命运奔波、操劳。
下面这些事都是她日记中零星记载的——
5月19日：今天我们救济了一个带着5个孩子的寡妇，我们给了她5美元现金，她要把两个大女儿暂时留在这里，而将那3个较小的孩子带在身边，她用这微薄的5美元试着去做某种小买卖。她那个负担全家生计的20岁的儿子被抓走了，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昨天，一个带着3个孩子的女人也领到了5美元，她丈夫在日本人进城时被杀害了，她也要努力开始新生活……程夫人和我商量，决定到9月1日为止，我们要尽力挑选出100名最需要帮助的妇女和姑娘，并为她们建一所手工学校。
5月23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我们举行了“难民所第三期培训班”的结业典礼，有353名学生出席。33个班都演示了所学的内容。没有分数，不考试，不发毕业证书，但展示了丰富的内容和真正的兴趣。她们唱了许多歌，中文班翻译了经典著作的部分选段，有些人讲故事，还有很多人背诵圣经的章节。一个大约9岁的小女孩生动地讲述了一个故事。她一直生病，不能参加排练，但她还是来了。家禽班已经准备了一段对话，展示了她们所学到的一些重要知识。我完全可以想象，当这些女人们老的时候，她们将会向孙辈们讲述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难民的这些日子。
5月24日：我们在宁海路5号召开了由难民所负责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会议，重新尝试确定必须得到帮助才能重新开始生活的人的最低数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在有：无家可归且又失去父母的年轻女子32名，无家可归而又没有亲戚的年轻女子672名，无家可归且十分贫穷的年轻女子237名，无家可归的还住在危险地区的年轻妇女127名，无家可归的寡妇16名，还有跛子、盲人和无依无靠的7名。
5月25日：上午，我花了很长时间用于会见来访者。第一批是穷苦的妇女，其中1名妇女失去了3个儿子，另外2名妇女都失去了2个儿子。我确信，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无法像她们现在那样勇敢地面对生活。一名只有1美元做资本的妇女正试图做小生意。没有人能责备她们卖香烟甚至是卖鸦片，因为她们必须生活。我和米尔斯就如何处理这6个难民所关闭时约1000名穷困的难民，商议了很长时间。
5月28日：今天上午，我给3位非常穷困的女人每人发了6美元作为资本，她们有一个或几个儿子被抓走了，现在无依无靠。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她们之后，她们一直在和自己家里的其他成员计划如何谋生，其中一个人打算去卖扇子、肥皂和蜡烛；另一个人和她女儿要开一家小洗衣店。她们对这一帮助万分感激，并且郑重地保证要将这笔基金作为资本。我用于这一目的的这一小笔钱，是美国的一群人募捐并通过辛普森小姐转来的。
5月31日：今晚6时，程夫人在南山公寓的阳台上，用野餐款待一直在四百号楼吃饭的全体人员。8时，玛丽加入了这群正在举行游戏晚会的人们。为了年轻人，我们必须保持正常的生活，但对我来说，当我不断地想起那些战场和今天正在遭受轰炸的城市时，我很难欢笑和开心。
…………
笔者所能看到的《魏特琳日记》的最后一篇内容是她准备离开南京回美国前的1940年4月14日这一天。这一天的日记里，魏特琳开头就这样写道：“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但是谁来为实验班的事操心呢？有时我想，最好停办实验班，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办一个更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班，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上哪儿去找教师呢？”
魏特琳太累了。她终于病倒了——每天睡不着觉，一说话就呕吐……她倒下了，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1940年5月14日，在美国教会朋友的帮助下，魏特琳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离开中国南京时，程瑞芳和几百名曾经得到她救助的难民们自发地为她送行，为她在教堂里祈祷……
一遍又一遍地祈祷，一遍又一遍地为她祝福，就像为圣母玛利亚——
啊，圣母玛利亚
温柔的母亲
请你听一回少女恳求
在这荒凉的岩石上
我的控诉飞向你的身旁
我睡到明天早晨醒来
而人们仍然是这样残忍
啊，圣母请你将女儿指引
啊，母亲我是个可怜的人
圣洁的母亲
当我们在岩石上沉睡
有你来保护我们
硬的岩石也会变得柔软
在梦里我看见你微笑
我仿佛闻到玫瑰芳香
啊，圣母我要向你倾诉
我一片赤诚的少女的心
纯洁的母亲
世上的一切鬼怪妖魔
纷纷逃走无踪影
我们再也不会受到欺凌
因为你对我们最关心
我们都得到你的爱情
啊，圣母我虔诚的恳请
啊，母亲愿你永爱我们——
在中国人民和南京市民心目中，魏特琳就是这样一位美丽、仁慈和永爱我们的圣母。她的肉体虽然安放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的密歇根州雪柏镇的一片草地里，可她的精神和灵魂则永远地留在东方古国——中国。
“假如我能再生一次，仍愿为中国人民服务。”这是魏特琳离开中国时说的一句话。她家乡的人将这句话浓缩成“金陵永生”四个字，镌刻在魏特琳的墓碑上。
华小姐——魏特琳——“观音菩萨”——金陵永生。这四个不同称呼，是南京人给予一位圣母般伟大女性的，而这样的称呼和评价，只有魏特琳才配得上。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恶行，成就了这样一位圣母。
她的离去，也让南京市民在清算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时多了一份血泪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