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布洛姆莱小姐送到大学医院安置好后，斯迈思一行驶车准备到拉贝住处向这位“南京市长”汇报。一路上，他们的车子不断被求救的中国人拦住，不是向他们申诉日军的暴行，就是哭喊着求他们去救人……十几分钟的路，结果快到傍晚他们才与拉贝见面。
就在这时，威尔逊医院那边又传来一件更让这些国际委员会成员悲愤的事：一个怀孕6个半月的19岁姑娘，因为反抗日本兵的强暴，面部被砍18刀，腿部还有多处伤口，其腹部被军刀刺破一道深深的口子。姑娘生命垂危，腹里的婴儿流产……
令人发指！发指！拉贝听后，与斯迈思等一起赶到医院看望这姑娘，威尔逊正在全力抢救她……“你们还是不要看的好，太惨了！”外科医生出身的威尔逊这样劝拉贝等，他说从8月份以来，他看过数以千计的伤员，但这个姑娘挨的刀是最多的。“上帝看了也会颤抖的。”医生喃喃道。
这个当时19岁的姑娘叫李秀英，她在威尔逊和拉贝等人的全力抢救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她成为了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者，曾经与朱成山馆长一起到过日本，用她亲身经历向日本人民控诉了当年日军的暴行。
1999年9月8日，时年已至80岁的李秀英老人，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受了德国学者哈璐特博士的采访，她为远道而来的拉贝研究者讲述了自己惨遭日兵强暴的情形和承恩于拉贝的亲身经历——
我于1919年2月24日出生。13岁的时候我的妈妈死了，以后我在家里带我的弟弟。1937年的时候我结了婚，我的爱人在上海做打字员。上海淞沪大战开打后，我打算回到南京。当时我准备过江，但那时候南京没有长江大桥，过江只能用小船划着过江，很危险。那时候我已怀孕6个多月了，所以船工不愿意带我走，因为我肚子大不能动，怕给他们带来麻烦。后来在一次次哀求下，他们才答应把我送过了江。
日本人进城后，南京的一些外国人组成了一个安全区，范围很大，我们老百姓都认为安全区是安全的，日本人不敢来欺负我们。哪里知道日本人进城以后就把机枪架在安全区的十字路口，不管是谁，一看见就开枪，或者用枪扫射，老百姓害怕得马上就乱了。日本人坏透了，他们看见远的人就用机枪打，走近的人就用刀刺。在安全区里就是这样。他们看见妇女就掳，狂得不得了！
当时我们在安全区住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体育馆一带，那个地方以前是外国人办的学校。我们住在学校的房子底下，里面原来是储藏室，还放着桌子，我们进去后就把桌子等搬出来便住在了里面。
日本人是13号进南京的，18号的时候日本人来到了我们的地下室。18号下午抓了一些年轻男子出去。上面有几个老人准备了一些帐篷，每天做饭，早上天亮的时候我们吃饭，到了晚上日本人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再上去吃东西。一天只吃两顿。一听到日本人来了，大家就会把老人和孩子推到前面，我们妇女躲在后面。
19号早上天一亮，那些老人把饭做好了给我们送下来，然后把门关上，再用椅子和桌子堵上。刚吃过早饭，我们就听见日本人的脚步声，大家都很紧张。日本人来了是要抓年轻的女人，我一看就知道不好，因为我是一个大肚子，没有力气跑掉，于是我就把我的头撞到墙上，结果昏倒在地。日本人就抓了另外几个年轻的妇女。他们走了以后，一个老人把我弄醒了，然后我仍然躺在床上睡觉。那个床很矮。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手表也没有钟，房间里面什么也没有，也没有灯，很暗。冬天的白天时间很短，天黑得很早，我们的地下室只有小窗子那里有一点亮光。那一天晚上又来了日本人，几个老人看见日本人来了就叫我起来，他们说这个地方不能睡了，快起来吧。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头刚刚撞过墙，头上有一个大伤口，所以我不想起来。因为我知道出去也是死，反正是准备死了，干脆不动。这时候进来两个日本兵，一个人各抓一个年轻妇女往外拖。当时我躺在床上，其他难民对日本人说我是个病人，那个日本兵看了看我头上的伤口，信了，就走了。可是还有别的日本兵没有走，他扑过来要动手扒我衣服，我知道逃不脱，就在他不注意的时候顺手把他腰间的刀拔了出来，然后我一翻身就坐起来背靠墙站着。那日本兵根本没有想到我一个女人竟敢这样做，他吓坏了，扑过来抓住我拿刀的手死死不放。但小鬼子个子还不如我高，所以我就把他的领子拉着，然后我就咬他的胳膊，他疼得哇哇直叫。这时候，一同来的另外两个日本兵听见了，就把他们手中的两个女人扔下后，端着枪刺就直奔过来，朝我腿上就刺，但我宁死也不放被我拎住领子的那个鬼子。那两个鬼子就拼命地用刀戳我的腿，见我仍然不放手，就用刀向我的脸上戳，顿时我脸上的血哗哗地直流，开始是眼睛看不见，后来又觉得肚子上猛的一阵痛，就再也不知道后面发生了啥事……
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你看我的脸上，我的脸上外面已经缝起来了，但是里面没有缝。
估计当时日本兵以为我死了，加上当时天也很黑，什么也看不见，他们就灰溜溜地跑了。他们走了以后，我父亲回来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家离五台山也不太远，他正好趁天黑回来吃点东西和拿换洗衣服。一进屋我父亲就吓坏了，旁人告诉我父亲，说你女儿跟日本人打了起来，被他们刺死了。当时我满脸浑身是血，大家都认为我死了。父亲摸摸我，见我没有气息，也以为我肯定死了。之后有两个老人开始准备把我埋掉，他们用门板把我抬出了屋。那个时候因为冬天，外面很冷，结果我的嘴里还在呼呼地吐血。这两个老人一看，说我没有死，还有气，于是他们就把我送到了鼓楼医院……当时鼓楼医院是美国人开的，送到了医院以后，有一个外国医生来看我，把我的脸缝了起来。后来我知道这个医生就是威尔逊大人，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肚里的小孩弄出来就死了。那个时候，有一个传教士叫约翰·马吉，他听说有一个被戳了37刀、小孩已经流产的女人还活着，就带了照相机，对我拍了几张照片。
当时医院里每天来的受伤的人很多，住不下。等我伤势稳定后，他们要我出院。但我没家呀，怎么办？后来是马吉先生和拉贝他们帮我在安全区找了个比较好一点的地方安置了下来。
安全区是拉贝当主席，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德国好人。拉贝住的地方和附近有很多中国人住在那里，他们一有什么事就喊拉贝来挡驾，日本人很怕他。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拉贝是啥纳粹党员。在我们心目中，不管他是不是纳粹党员，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反正他是好人。我们南京人记得他，谢他。中国人就是这样：你做一点好事，我们报答你十倍。那个时候能够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不多，如果没有拉贝不知道要死多少中国人。
“好人拉贝”是南京人自大屠杀之后几十年来一直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其实，“好人拉贝”，既是对拉贝本人的赞誉，也是对拉贝领导的所有留守在南京参与拯救中国难民的外籍友好人士的赞誉。
“好人拉贝”如一首经典歌曲，在南京市民口中传唱了几十年，这也确确实实再次证明了以拉贝为代表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在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所做的卓著贡献。
然而，当年拉贝他们在面对日本军队疯狂和野蛮的屠刀时所要做的每一件事，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光说“冒着生命危险”是不够的，拉贝他们清楚，整个南京城仅安全区内，他们20多个人就承担起了照顾20余万难民的责任，而散落在安全区外的市民又有多少呢？基督教教义和人的良心告诉他们：凡是受难者，凡是自我无力生存者，凡是受到野兽般侵袭者，他们都有天然的来自上帝召唤的责任去保护。
拉贝他们知道，与日本人打交道，除了勇敢，还必须有智慧，还必须有超常的努力和奋争。
为了让妇女们尽可能地少被日兵官兵强暴，拉贝等决定：把分散在安全区各个地方的妇女们尽量转移到金陵大学来，把这些数以万计的妇女保护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这样日本兵就不敢胆大妄为，至少收敛些吧！
如此行动并不容易，首先是不能让日本官兵有所感觉是拉贝他们着意这么做——如果一旦明目张胆行动，兽性已盛的日本兵会以为拉贝他们是有意绝断他们“找花姑娘”的欲念，那一定会有大麻烦。即使如此，国际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里格斯先生在汉口路28号转移妇女时，遇上了急于要“找花姑娘”的日本兵，争执之中，有1人被日军打死，4人受伤。斯迈思等在汉口路19号转移妇女时，发现正有4名日本兵在强奸一群妇女。斯迈思等洋人在一旁怒骂或有意弄些骇人的声响，结果把日本兵气跑了。斯迈思等又迅速将这群妇女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日军在占领南京期间，到底强暴和杀害了多少妇女，其实连细心记录案件的拉贝等也难以搞清。斯迈思的“奸情报告”有400多例案件，而这也仅仅是日军强暴妇女的冰山一角。漏记与未报的还有多少？斯迈思自己估计至少有几倍数之上，因为这400多例只是他们国际委员会成员的所见所闻。英国《孟却斯德导报》记者田伯烈说的“至少2万以上”妇女被奸，其实也仅仅是粗略的数字。而且从时间上看，到1938年2月份拉贝走了之后，仍有大量日军到处奸淫残害中国妇女。不过，必须十分肯定地承认，如果没有拉贝他们竭尽全力、每天东奔西跑地出面制止，一次次到日本使馆甚至官方最高人物松井石根面前抗议，那么被强奸、轮奸和杀害的中国妇女将至少比田伯烈所估计的“2万以上”要高出几倍……
拉贝等洋人们对南京妇女们的救命之恩可与不尽的长江水相比，下一章还将专门叙述另一位杰出人物在这一方面的特殊贡献。这是后话。
我们现在再来看拉贝等洋人所做的另一个巨大贡献——
23. “洋菩萨”
毫无疑问，拉贝等动议设置安全区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妇女和孩子，而是要保护所有遭受日军暴行的南京难民们。
这谈何容易！
20余个洋人，20多万难民，面对的是数万发了疯的持屠刀的日本鬼子——拉贝他们面临的是怎样的一种局面？
时至1937年圣诞节前夕，南京城里的日本军队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到处纵火焚烧这座千年名城。
那些日子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间，南京城到处火光冲天。难民们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了日军飞机的轰炸，怎还会处处熊熊大火？原来是日本人在到处焚烧。
为什么要焚烧？开始大家不明白，后来终于有人揭开这一谜底：原来不断有西方记者通过种种渠道，或多或少地报道了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日方有了压力，于是为了掩饰他们的大屠杀罪行，来了个彻底的“焚烧计划”，即将血流成河、抢劫掠夺、遍地奸情的罪证，统统借火一把抹尽……
“夜里2时30分，我被院墙倒塌声和屋顶坍塌声惊醒，大火已经蔓延到了主要街道中山路。这个时候危险是很大的，因为大火会蔓延到我的住处和中山路之间的最后一排房子……”这是拉贝在21日的日记中描述的一段话。从中可一窥当时日军疯狂焚烧南京城的罪恶场景。
为了顾及美国使馆和美国人在南京的一些财产，12月20日，由斯迈思、威尔逊、马吉等14名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人联名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发去了一份紧急电报：问题严重，急需在南京派驻美国外交代表！
话仅有一句，但足以表达美国人的严重恐惧与极度焦虑。公然抢劫大使，撕毁美国国旗，焚烧美国人财产，甚至对教堂等场所实施同样的抢劫与焚烧……日军无恶不作，即使是德国的使馆和德国人的私人住宅，日军照样“不给面子”，更何况让日本人不爽的美国人了！
笔者从史料中查阅到当年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美国政府派往南京的外交官了解日军侵犯美使馆财产及美国公民人身安全的情况资料，看到了美国外交官爱利生先生向美国国务院有多份报告。其中一份报告里详尽描述了一天时间内的日军侵扰活动：“从昨天中午到今天中午，已有15件涉及日军擅自闯入美国人房产的事件报告到大使馆。擅自闯入的过程中除了抢走美国公民及机构的财产外，还强行将住在上述房屋里的10名中国女难民掳掠。最近的一次，也是最声名狼藉的事件，发生在今天上午：日本兵驾驶两辆卡车闯入属于统一基督教会的大院，搬走一架钢琴和其他财物。搬钢琴时，他们毁坏了一大段院墙……”
国际委员会则有一个记录南京城西南部双塘一天24小时内惨遭日军13次侵袭的报告：
13：50 3个日本士兵拉走并强奸一名妇女。
14：10 一个日本士兵带走3个中国人去干活。
14：30 4个日本士兵来收容所四处乱看，20分钟后离开。
15：25 3个日本士兵带走10个中国人去干活。
16：10 3个日本士兵把一名妇女拉到一所大门外面但仍属于收容所的小屋里强奸。
16：40 2个日本士兵闯入收容所找姑娘，找了15分钟后离去。
17：05 3个日本士兵闯入大楼，把所有物品扔得乱七八糟，20分钟后离去。
18：35 2个日本士兵要求2个难民为他们弄到姑娘，当这2个男子拒绝他们的要求时遭到了殴打。
23：00 3个日本士兵翻越围墙，抓到2名妇女并把她们拉走。
1938年1月7日：
10：00 一个日本士兵闯进收容所四处乱看，10分钟后离去。
10：15 一个带着武器的日本士兵来寻找姑娘，但未能如愿而离去。
10：30 3个日本士兵来拉姑娘，没有拉到，但是拿跑了门卫的棉鞋，给他留下了他们的旧鞋。
10：50 一个日本士兵闯进大楼，把所有物品扔得乱七八糟，10分钟后离去。
贝德士先生是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他在日本占领南京后，就曾为日军闯入大学校园和他及其他美国人士的住宅施暴共给日本大使馆写了13封抗议书。其中12月15日的抗议书这样说：
“在我们照管1500名老百姓的新建的图书馆里，4名妇女遭强奸；2名被劫持、强奸后放回；3名妇女被劫持走，尚未回来；一名妇女遭劫持，但因在你们的使馆附近碰上宪兵而放了回来。日本兵的行径给这些家庭、给他们的邻居、给住在城市这一带的所有中国人带来极大的痛苦与恐惧。今天下午又有100多起发生在安全区其他地方的类似案件报告给我。这些案件现在不该由我来管，但是我提及这些案件是为了显示在你们近邻金陵大学发生的问题只是日本兵抢劫、强奸老百姓造成巨大苦难的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