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中午，我走在泥泞路上，碰上一个日本兵，被抓住了，没办法，我对他说：“先生，害怕，害怕！”他拉我往没有人的房子走，我知道他要干什么，如果按他的要求办，就没有人救我了。我很害怕，就往我家的方向走，到了一处破房子，里面躲着一些妇女，我干奶奶也在其中。她为我向那个日本兵求饶，被打了两个嘴巴后，日本兵放了一枪就走了。
后来，又来了一群日本兵，拖着一个姑娘进屋里强奸，外屋的人都吓得不敢去救她。有一个老太向另一个日本兵求饶，因为这个女孩是她的侄女，那个日本兵就往这个老太太身上乱摸。日本兵强奸以后就走了。后来我们又躲在坟摊里，结果又被日本兵发现，吓得我们拼命跑，尿都撒在裤子里，与我一起的那个姑娘，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姑娘又被抓住，再次遭到日军强奸。那个日本兵要我走开，姑娘要我陪着她，可是我太害怕了，就逃跑了，我踩着壕沟里遇难者已发泡的尸体，翻过两个山头，才逃脱。
日军还杀了很多人，有个姓李的，还有个姓方的，另一个记不清了，三个都被杀了。日军还用绳子捆着很多人，用机关枪扫射，有的妇女被奸后又被杀死。有个大妈，大雪天里被日军强奸后又推进河里，她向岸边挣扎，日军又嘻嘻哈哈地笑着把她推进河里……我有个婶婶的母亲，躲进防空洞里，日军就放火用烟熏她，从洞里拖进拖出共三次，反复地折磨她。
在雨花台普德寺一带，有两三处“万人坑”，一个坑就有一间房子大；我亲眼看到，红字会在这里埋了许多老百姓的尸体，死人中还有小孩。
唐润珍，女，1925年3月31日生，汉族，祖籍江都
1937年12月时12岁，家住南台巷2号
我叫唐润珍，1937年时我住南台巷2号。家中有哥哥、弟弟、妹妹、父母和我，我父亲是织绒的。
我哥哥名叫唐正年，当时30多岁，是瓦匠。日本兵进城后，他正在南台巷巷口，被日本兵抓住，用乱刀戳死。当时我爬到别人家楼阁上躲着，一直等日本兵走了才下来。家里人都害怕日本兵，不敢出去替哥哥收尸，后来是红字会把他的尸体运走掩埋了。
当时与我哥哥一起被日本兵用刺刀杀死的还有三个邻居，其中一个姓井，他的母亲在乡下也被日本兵糟蹋死了；另一个是拉黄包车的，40岁左右，还有一个记不清了。
我们院子里还被日本兵杀死了一个人，院子里的墙上写着他临终前的血书，即他的名字和住址——颜料坊，死者是求好心人为他向其家人报信的。
有一天，我们便跑到颜料坊去找，终于找着了死者的后人，住颜料坊11号，他们过来把字铲了下来，用死者的衣服包起来埋了。原来这个人看到鬼子来了，便往院子里跑，结果还是被日本人追上戳了数刀，死前他在墙上用自己的血写下名字及住址，有些字看不清楚，但“颜料坊”几个字是看得很清楚的。
在干河沿难民区，我还见到日本兵带走了两个姊妹，十六七岁的样子，都被糟蹋了，姐姐是被弄死了，妹妹井红宝不久回来了，现仍健在，住南台巷。
我还知道，铁管巷有一个日军慰安所，两层楼小洋房，里面的妓女全为日本人。
我哥哥被杀当天晚上，我们全家逃到干河沿难民区，住在楼梯过道里，每天靠领稀饭度日。日本兵有时爬过墙头找中国姑娘，我曾亲眼见到一位妇女被抓走（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丁伯祥，男，1924年10月12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3岁，家住佛心桥8号
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13岁，家住佛心桥8号，我家有7口人：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弟四人。日本兵进城之前，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四人逃到江宁县陶吴去了。60多岁的祖母留在家中看门，日本兵来了，向她要“花姑娘”，她说没有，日本兵便用脚踢她，还打她的嘴巴，后来她跑到难民区去了。这些都是我们从江宁回南京后，她告诉我们的。
我们家门口死的人很多，有个姓陈的老太，60多岁了，她儿子是皮匠，她被日本人强奸，还被用瓶子塞入下身阴部，尸体被扔在水塘边。有个外号叫夏三秃子的，四五十岁了，在家看门，日本人要他找“花姑娘”，没找到，也被戳死了。
日本兵还强奸了一个姓黄的妇女，并叫一个名为朱漆的男人和她发生性关系，朱磕头求饶，不肯干，日本人就戳了他一刀，血流得一地，幸好没死。
王华治，男，1926年10月25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1岁，家住沧波门街后村48号
我叫王华治，1937年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前，我家住南京沧波门街后村48号。家里有8口人，母亲王曹氏（48岁）、哥哥王华林（24岁）、嫂嫂王曹氏（18岁）、姐姐王华珍，还有表姐、堂姐、堂兄弟和我。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时，我们逃到江宁县的茅山寺庙里。在庙前树下，我看见有三个和尚被日军砍死了，他们的血还是热的。
1938年正月初七，我哥哥王华林和我家帮工梁东来（时年23岁，南京板桥人），与同村另外两人，共4个人，从沧波门到龙潭挑粮食，路过麒麟门时，4个人被日本兵杀死3个，另一个人也受了伤，腿被打折了。其中我哥哥王华林、帮工梁东来都被杀身亡。
当时我哥哥被日本鬼子杀7刀，在他还未断气时，向着我家沧波门的方向，忍着伤痛在雪地里爬了两里多路，到了湾营村旁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而死去，他的10个手指都磨掉了一节，棉裤膝盖处都磨通了，沿路留下了斑斑血迹。
我亲眼看见了收埋哥哥尸体时的惨状。哥哥他们遇难的消息，是和哥哥他们同时遭劫的4个人中那个受伤的唯一幸存者爬回来告诉我家的。
1938年4月，嫂嫂王曹氏被日本兵强奸了。因丈夫被杀、她本人受辱，受到极大的刺激，嫂子的精神失常了，后来还生下一个女孩，是日本兵强奸留下的孩子，那孽种两岁时病死了，嫂嫂在1988年去世。
堂姐王华英也被日军强奸过，她当时才15岁，堂姐于1984年去世。
王秀兰，女，1914年8月11日生
1937年12月时23岁，家住南京草场门
我家原来是在草场门种菜的，我是独生女。南京要打仗了，中央军将我们撵到城里。我的干爹赵永兴，当时50多岁，也是种菜的，他住在鼓楼四条巷6号，我们一家便搬过去与他同住。
我从农历九月份开始就到金陵女子大学做旗帜，那里招募了很多小姑娘，共有二三百人，10人为一班，我们所做的旗帜挂在难民区周围。
日本鬼子是冬月十一日进城的，到处杀人，抓妇女，当时我与母亲躲在金陵女子大学，住在三百号楼，母亲有时到四条巷6号看看。冬月十八日，也就是日本鬼子进城后的第8天，几个鬼子到四条巷6号，他们先是搜东西，我父亲王仕和当时50岁，鬼子在他身上没搜到钱，就将他打倒在地，在他肋下戳了两刀，我父亲捂着伤口忍痛逃到隔壁5号躲了起来。第二天，他被送到鼓楼医院治疗，肺全戳烂了，半年后他就死了。我干爹赵永兴的头上也被砍了几刀，当时没死，用烟叶子敷伤口，过了几个月也死了。
住在我干爹对门的人家姓邵，邵姓老夫妻俩舍不得在水西门开的药铺子，没离开南京，他们20多岁的小儿子又舍不得老两口，就留了下来。邵少爷在冬月十八日那天被日本鬼子戳了12刀，叫喊了一夜，第二天就死了，他妈妈也哭死了。邵小姐，也就是邵少爷的妹妹，在几个鬼子轮奸她时反抗，还打鬼子的耳光，她的乳房和下身被鬼子残忍地割掉了。
鬼子经常拖妇女到四条巷6号家中强奸，邵大妈名叫邵张氏，当时已经50多岁了，多次遭到日本人强奸。
鼓楼附近和上海路的死尸很多，都是老百姓，还有妇女，山西路的塘里也有很多尸体。
我父亲有一次外出买东西，在回来的路上经过鼓楼下坡时，看到日本鬼子在那儿把一个中国人的头皮割开，用药水往上洒，扒人皮，还逼我父亲看，我父亲吓得要死，回家后饭也吃不下去。鬼子太残暴了。
朱秀英，女，1925年6月16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2岁，家住中山门半山园2号
1937年，我家住在中山门半山园2号，日军空袭南京时，我们经常躲进防空洞，我哥哥被送到乡下姨妈家。后来日机轰炸越来越厉害，中山门也被堵起来了，母亲带着我与邻居一起去了难民区避难。
我记得是夜里去的，天亮时才到豆菜桥。我们带了点米，还有两只鸡。当时五台山、华侨路那儿难民很多，没地方住，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捡破毯子之类的东西搭棚子，后来又找来一些破芦席用。棚子里一下子住了那么多人，生活很成问题，没有厕所，大小便就在露天地里，那时也不怕丑。
三天后，日军进城了，汉奸让我们把太阳旗插在门外迎接日军。日本兵经常到豆菜桥来找“花姑娘”。一天，他们找了一个老头，逼着让他带路去找女人，看中了一个30多岁的妇女，老头乞求那个妇女说：“去吧，去吧，救救我的命吧。”
没办法，那个妇女就跟日本兵走了，后来她回来的时候，喉咙都哭哑了。我还看到一个女的，一边走，一边哭，手捂在屁股上，她的裤子被刺刀划开了。
我妈手上戴的金戒指也被日本兵抢去了，一开始，她还不知道日本兵要戒指，后来她看到日本兵拔出刀来，连忙把戒指给他，吓得要死。有一天，我与邻居的一个小姑娘去新街口，在新街口日本宪兵队门前，我们看到有个人被抓去，衣服被脱光了，只穿一条短裤，日本兵用长刀在他身上比划来比划去……我们见此情况吓得赶快往家跑。
我姑妈家住在东流，日本兵进南京后，我姑爹被杀害了。有一次，我姑妈与表弟上厕所，看到日本兵来了，掉头就跑，结果都被日本兵戳死了。我表弟叫席小牛，当时十二三岁，我姑妈名叫席朱氏，当时50多岁。这一情况是我母亲跟我讲的。
我家的3间房子被炸毁了，中山门到新街口的很多房子被烧了。我们回中山门后，仍不得安宁。有一次，门口有个姓陈的60多岁老太太，在家睡午觉时，被日本兵强奸了，哭得要死，我妈与邻居去劝她想开一点。
我们住在山上没水吃。有一次，我与哥哥下山拎自来水，那个水龙头本来就是坏的，关不紧。有个日本兵来了，认为是我们把水龙头搞坏的，我哥哥被打了两个嘴巴，水桶也被踢翻了，我们哭着跑回家去。
张慧如，女，1923年11月7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4岁，家住门西老虎桥
1937年我家住门西老虎桥，住的房子很小，是租的。我父亲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母亲张严氏（今年刚去世），当时带着我和比我小7岁的弟弟（张金浦，现居住在台北）留在家里。母亲靠给人家做针线活谋生。
日本兵进城前，母亲带着我与弟弟到金陵女子大学避难。华小姐（魏特琳）是个大个子，她对我们难民非常好，照顾很周到，发米发菜给我们，日本兵有时半夜翻墙进去，找“花姑娘”，她不允许，尽力阻挡，放狗咬，还开枪打。快过春节，我们才回家。
日本兵杀人很多，在回家的路上，走到中山东路上碰到一队日本兵，我们看到一个孕妇的肚子被日本兵剖开，肚子里面的胎儿被日本兵用枪挑着玩，我很害怕，躲在母亲身后不敢看，弟弟吓得直哭，母亲捂着他的嘴，不让他出声。我们年纪小，日本兵没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回家后，整天关着门，不敢出去，日本兵的皮靴声让人很害怕。
文孙氏（化名），女，1919年10月7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8岁，家住南京下关
我叫文孙氏，我家原来住在下关。我于1936年农历十一月结婚，爱人原来姓郭，因他是我家招的女婿，结婚后便改姓文。
1937年12月，日军进城前那一天，不少败退的国民党兵企图过江逃命，有的还到我家要门板。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全家进了附近的和记洋行避难，途中看到日军军舰对着过江的士兵进行扫射。
在和记洋行避难的人很多。有一天，来了六七个日本兵，带着枪，腰挎东洋刀，从避难人群中抓走了五六个姑娘，我也在其中，还有一个姑娘我也认识，她的小名叫小巧子。一个日本兵将我拖到一间空房子里，我记得他胖胖的，还有胡子。他一进去就用刀逼迫着要脱我的裤子，如果不顺从的话就没命了，没办法，我就这样被强奸了。强奸过后，那个日本兵对我说“开路开路的”，我被放了回来。
为了逃避日本兵再来骚扰伤害，当天晚上，和记洋行的负责人便将我们十几个妇女转移到打蛋厂的地窖子里，其中有几个姑娘还是从苏州逃来的难民。我在那里躲了半个多月，家里人偷偷给我送饭。后来，“安民”了，局势稍“安定”后，我才回到原来的住处，与父母住在一起。我在和记洋行待了一年多才回家。我的丈夫知道我被日本兵强奸的事，同情我，他于几年前去世了。在家里，我不敢与子女讲，还担心别人知道了，会看不起我。
我的表弟当时才十几岁，被日军抓走后，再也没回来。我亲眼看到很多人被日军杀害，我们有个邻居沈奶奶，80多岁了，她以为年龄大了，留在家里没事，结果被日本兵杀了，肚子都被剖开了。还有一个烧茶炉的，他舍不得家产，没有走，在家里也被日本兵杀了。
马玉秀（化名），女，1928年11月6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9岁，家住南京建邺路
1937年我家住建邺路，家里有奶奶、父母和两个哥哥。我家穷，日本兵侵占南京之前，父亲帮人踹布，后来就卖酒酿。不少有钱人都跑反走了，我家没有钱，到外地去坐船乘车都要钱，还要吃饭，所以就没有去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