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干的尽是后方的事情，在第一线过去之后，搜查躲着的那些人，搜出了很多女人。女人和女孩子往脸上抹了脏东西，把自己弄得很丑。有的士兵做得很过分，抓到年轻的就杀掉什么的，我见过。我也经常看到裸体的女尸，其中有一具那里（性器官）插了根竹枪一样的东西，一丝不挂，摆成了“大”字形。看着这些，我就想，我们在干恶劣的事情啊！
驻扎下来以后，我也曾经去搜过慰安性质的女孩子，当场干了。部队里有人说，这种时候哪怕稍微干点坏事，之后被人知道了也很危险，所以干脆杀了她，干了坏事就把人杀掉。听说有的部队说是他们抗日思想顽固，就下令统统杀光。比如说，只要怀疑他藏了武器，或者觉得有点可疑，就把房子统统烧光。从上海到南京这段时间，我们一直都属于后方部队，所以经过的都是已经烧成了灰的村庄。
在南京，我们在城内以分队的形式驻扎了大约一个月。南京当时是中国的首都，繁华极了，有丝绸，有棉被，什么都有。房主逃走以后，房子里还有好东西没来得及带走，只要是能吃的，我们什么都征发了。在分队，分队的10个人轮流出去征发女人或者食物。我们也去征发，乡下虽然有人，却没人抵抗。就算还有男人在，他们也只是怕日本兵，怕得跪地求饶。
我是个新兵，所以就负责去找女孩子。不去找就会挨骂，所以我们也顾不得其他了。上头说的话绝对不敢违抗，所以我就拼命去搜女孩子了。她们藏的地方不是房子，什么也不是。她们藏在墙呀砖头之类的后面。除了房子，连竹林和田里的稻草垛也躲。如果带回来两个女人，就必须送给中队长一个。剩下的一个，就从分队10个人的头头——班长开始轮奸。我们是新兵，所以想都别想了呐。就这样，轮奸完了女孩子，就把人给杀掉了。
我参加了战争，也曾经被扣押在西伯利亚。
这场战争，我想，是场日本人自我感觉太过良好的战争。日本的军队太为所欲为了。在西伯利亚这个地方，我们不得不劳动干活。军官待在别的宿舍里头，情况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我们这些下面的小兵是一样的。做下恶劣事情的人得到了同等的报应。
不能再发动战争了。
森田太郎：
把女孩子拉来放进中队的私设慰安所
支那事变开始时，我在3大队本部。
到南京光华门前后走了一个月，一路上都有战斗。去南京途中的战斗，敌人一副要逃跑的架势，根本没打头。到达南京是在12月中旬吧。结果光华门是急着赶到了，可行李又重，粮草又没跟上。两三天的话还能有米吃，可没想到接连一个星期到10天左右都没来。这种时候就要在当地征发了。去当地征发的是士兵。进了中国农户家里一看，也没个人影：逃了。不过，女孩子什么的倒是有的。居民很老实，都没反抗。
征发姑娘我们也干了。农家的女孩子爬上天花板躲着。只要看一眼这家的家具，我们就能晓得里面有没有女孩子。说是去征集食品，其实就是食品跟姑娘一块儿找。可能是语言不通的缘故吧，我们也没遭到反抗。女孩子都浑身发抖。这种事是各分队独自行动的。也有的分队把女孩子拉过来私自设立了慰安所。基本上一个大队有10个左右的姑娘。姑娘们由军队管理。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把女孩子给拉来的，可我知道里面有很多朝鲜姑娘。在淳化镇，女孩子都是征发的时候抓的，所以没有设过慰安所。在淳化镇，也发生过士兵去征发的时候强奸女孩子的事情。
小寺忠雄：
当地掠夺和队长玩女人
（辎重16联队）某个中队长是带着女人逛大街的。因为上司都这个样子，所以只要想干坏事，不管多少都能干。我也喜欢女人。分队的士兵们把抓到的女人带来，说“玩吧”。不管女人怎么不愿意，我们只说“好好”，大家就躲起来干了。像我们这样年纪大的兵确实干了不少坏事，但也有不干的士兵，因为在家里是全心全意拜神的。士兵里也有各种各样的人。
类似上面的日军老兵“自述”，只要心态正常的人，读了这些文字都会有想吐的感受。这就是日本侵略者的兽性。
16. 独一无二的“奸情报告”
关于南京大屠杀，其实除中国之外，在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一些大学档案馆里也保留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史料大部分是当年留在南京城内的那些新闻记者、神职人士和公司外籍职员保存下来的，而其中多数是当年坚守在城内，用自己的生命和宗教信仰保护了无数中国难民的“安全区”里的国际友人，笔者把当年这些国际友人亲历所见并专为控诉与揭露日军强暴与残杀中国妇女的情况而形成的实录式《日军暴行报告》摘编出来供读者参阅，以便公众更真切地看到日军的野蛮罪行。
从历史档案中所查阅到的“报告”内容是以条目形式出现的，文字非常简单，且这些“报告”是多个人收集起来最后合在一起，作为向日方提出抗议的材料，因此条目秩序与时间顺序上并不统一。整个《日军暴行报告》包含了日军杀人放火残害中国百姓的内容，其中日军强奸和轮奸妇女相关的内容就多达400多件，由于篇幅有限，下面摘录一二十件，一窥日军的暴行——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前，山西路姚清思来报告说，日本兵闯入他家，把他的儿子姚蜀旗（首都警察四分局副局长）和十九岁的孙女抓走了。
据十二月十八日报告,宁海路上,日本兵向一孩子强夺半桶柴油,孩子因不愿继续运送,痛遭鞭挞。平仓巷六号的一只猪失窃。五个日本兵强抢许多匹小马。颐和路十二号内的几个姑娘被凌污。七个日本兵轮奸某茶馆内的姑娘,十八日香消玉殒,年仅十七岁。昨夜六时至十时间,三个日本兵奸污四个姑娘。日本兵数人轮奸莫干路五号的一个姑娘。昨夜,日本兵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绑去三个姑娘,今晨释回,均憔悴不堪。平安巷的一个姑娘被三个日本兵轮奸而死。在阴阳营一带,奸淫掳掠搜索的事情,不断发生。
据十二月十八日报告,广东路八十三号八十五号收容难民五百四十人,自十三日起至十七日止,日本兵三五成群,前往搜掠,一天有许多次。今天仍继续抢劫。日本兵每晚用卡车架去年轻的姑娘,第二天早上释回,被奸污的妇女已在三十人以上。妇女和小孩彻夜号哭。凄惨的情形,不胜毕述。
十二月十九日,据报告,日本兵闯入北平路五十九号第八区卫生调查主任的住宅,昨天六次,今天七次。前天,该处有两个姑娘被奸污,今天又有两个姑娘被奸污,其中之一,因摧残过甚,性命难保。今天,日本兵还架去一个姑娘。宅内难民所有财物,悉遭搜劫。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两点半，当菲济先生正准备动身到动力学教室去接两位女生来校办事，这时机工跑来说日本兵已经发现她们了，正要奸污她们。于是我们立即去平仓巷十三号，看见三名日本兵正在门房奸污这两位赤身妇女。我们当即制止他们，其中两个日本兵立即逃跑了，另一个日本兵还在寻找那位看大门的男人，检查他的手、背和足部，怀疑他是当兵的。这时两位被奸污的妇女赶快穿上衣服，跑进了菲济先生的汽车，驰往金陵大学。
十二月十七日夜,日本军官一人领导搜索队强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所的职员齐集大门口,约一小时之久,该军官撕毁证明已经搜索的文件。同时,日本兵则闯入收容所,绑去妇女十一人。
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七时半,两个日本兵轮奸怀孕九月的十七岁少妇,九时,阵阵腹痛,十二时,婴孩落地,今晨二时送入医院,产母神经错乱,婴孩无恙。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三时,三个日本军官闯入汉口路小学难民收容所的办公室,职员偕翻译和他们谈话,但他们置之不理,叫职员离开办公室,白昼宣淫,强奸了两个女人。
十二月二十日,日本兵闯入国际委员会德侨舒尔茨-潘廷(Sohultze Pantin)的住宅,该宅现由马吉牧师、进行恢复电力的波德希沃洛夫和给日方修理汽车的齐阿尔三人合居。日本兵在马吉牧师的许多中国朋友面前,强奸几个妇女。那些中国朋友目睹兽行,惊骇不已!
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约有妇女一百人拥到我们的办公处来躲避。她们都住在附近,昨夜迄今,统遭奸污。
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两个日本兵闯入汉口路小学收容所。搜索财物,并强奸女职员黄小姐。我们立刻报告特别宪兵队,宪兵到达收容所时,日本兵早已逃逸无踪,他们便把黄小姐带去,作为人证。黄昏,又来几个日本兵,轮奸王太太的女儿。七时左右又来三个日本兵强奸两个姑娘,一个仅十三岁。
一月二日上午十时半左右,一个日本兵闯入陈家巷五号刘培坤(译音)住宅,合家七口。日本兵向刘妻缠扰不休,刘妻正想脱身,刘培坤因气愤而掴日本兵的面颊,日本兵怀恨而去。下午四时,日本兵携枪重来,邻居跪求无效,刘培坤被击毙于灶间。
一月三日,据报告,日本兵在几天以前架去锏银巷六号内的妇女六人,名义上是给军官去洗衣服的,其中一人于十二月三十日入鼓楼医院。据她报告,日本兵把她们带到城中某处,那里好像是伤兵医院。白天洗衣服,黑夜遭强奸,年纪较大的每夜被轮奸十次到二十次,年纪较轻的和面貌漂亮的每夜最多被轮奸四十次。一月二日,两个日本兵又把她绑到一所荒凉冷落的学校内,戳伤十处,计后颈四刀,臂腕一刀,面部一刀,背上四刀。日本兵以为她已伤重毙命,舍之而去,后经旁人发现,再送入医院,也许可望恢复,但颈项恐难灵活旋转。
一月八日,四个日本兵昨夜闯入高家酒楼附近住宅,强奸三个妇女(二十一岁,二十五岁,二十九岁)。因为她们的行动稍缓,日本兵便以手枪射击。
一月二十五日下午,鼓楼医院来了一个女人,据她报告,夫妇两人住在难民区圣经师资训练学校附近的草棚,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兵把她的丈夫捉去,同时把她带到南城某处,每天奸污七次到十次之多,夜间则予以休息的机会。她已身染三种性病：梅毒、白浊和下疳。五天以前,始获释放,重回难民区。
一月二十九日,某姓少妇(二十二岁)从难民区回三牌楼三号住宅,被日本兵奸污二次。几天前,她的丈夫回家时,被日本兵刺伤。
一月三十日，姚彩珍（译音）小姐年十六岁，随母亲去鼓楼医院探视友人，走近鼓楼时，被两个日本兵拖到广场强奸了。
一月二十八日，三个日本兵闯进大纱帽巷一号姓宋的家，抢劫了全部衣物，并强奸了一个幼女。次日，日本兵再次来到这里，要这家给一年轻的姑娘，回答说没有，他们就在室内到处点火烧屋子。
一月三十一日，在彩霞街一海货店隔壁小巷内，一位年逾六十的妇女和十二岁的小女孩，都遭日本兵强奸后，又用刺刀刺进她们的阴户而惨死。
二月七日,据报告,日本兵于二月六日下午五时左右,在百子亭后面击毙了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今天午前,死者的邻居到我们的办公处来证实此事。下午四时半,一个姑娘来报告,被击毙的女人就是她的母亲,恳求我们予以援助。她的母亲于几天以前从收容所回家,携带所有现款,准备克勤克俭,另立门户。所以,她希望从母亲的尸体上觅取现款。
二月五日,三个日本兵闯入三牌楼郑姓(译音)老妪家中,一人把守大门,两人轮流奸污。这老妪已经六十多岁了。事后,一个日本兵还强迫老妪以舌舐拭阳具上的秽物。她的孙儿因为哭泣不已,被戳两次……
上面的这份原生态的“奸情报告”，尽管对每一起日军的暴行用了非常简单的文字描述，然而我们依然强烈地感受到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恶，可谓举世罕见！当我们有机会再通过被害者的亲历诉说，感受“强奸”、“轮奸”、“奸杀”时，它是多么的残忍、卑劣、无耻与血腥——
17. 被害者的自述
不管是自己，还是自己的母亲或自己的亲姐妹，被人奸污，被人蹂躏，尤其是被一群异国的野蛮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地强奸与轮奸，这样的事是谁都不愿意再从自己的口中说出来的。当年南京大屠杀时那些被害受难的人们是这样，几十年后仍然是这样。然而，为了清算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大屠杀时的无耻行径，在20世纪40年代、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政府和民间人士，为了核实清楚日军在占领南京时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先后数次对当年那些被日兵强奸和轮奸过的受难者进行了面对面的调查。目前南京市政府、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南京大学等单位都保存和收集了数以千计的日军强奸和轮奸中国妇女的当事者的口述材料。这些材料极其可贵，证明了日军犯罪的事实。更可贵和值得尊敬的是这些受难者丢弃了自己被辱的脸面而勇敢地站在世人面前控诉日军的暴行。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和证明日军的暴行，笔者相信不会有哪个中国妇女和中国男人愿意将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被奸污的事袒露在世人面前。下面选择了几位受害者当时的口述，她们（他们）接受采访时都已是年逾七旬的老人，在此笔者先要向她们（他们）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当笔者阅读这些“口述”时，忍不住与她们（他们）一起流泪，一起愤怒——
郑桂英：女，1921年11月9日生
1937年12月时16岁，家住雨花台邓府山
我叫郑桂英，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我16岁，住雨花台邓府山，家有大伯伯、丈夫和我三口人，叔叔、婶婶与我们分开过。
日军进城时，我们“跑反”到了南京郊区沙洲圩。我们几十个人住在一个四周有水的洼地中间搭建的简易大棚子里避难。有一天，一队日本兵来了，在河对岸“喂！喂！”地喊，要我们划船过去接他们。把他们接过来后，日本兵就坐在凳子上笑。我们不知道他们来干什么，开始还不怎么害怕，等到日本兵把一个小姑娘抓进屋里强奸后，才突然感到害怕。日本兵挂着东洋刀，端着枪，一个日本兵突然“砰”地打了一枪，我们吓坏了，很害怕，就从沙洲圩往山里跑。那个被日军强奸的姑娘则一路上边跑边哭，十分可怜。后来日本兵又跑到另一个小村庄，村里留下的9个人被他们打死了8人。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兵进村时，村里的姑娘们都逃难跑了，日本兵找不着“花姑娘”，就开始杀人。活下来的那个人让我们“快走，快走”，吓得我们连忙往山里跑。
我们在山里躲了将近一个冬天，到了第二年（1938年）开春“安定”时才回来，村子里二三十家房子被烧光了，20多个人集中住在半间未倒塌的破房子里。我当时16岁，个子比较矮，穿着破套裤，脸上涂上灰。一天，有辆日本兵的汽车开过来，停在路边，下来一群日本兵，挂着东洋刀，都很年轻，大约20多岁。有个日本兵要抓我，村上有一位叫小二子的人对日本兵说：“她还小，才10岁，是个小孩！”当时还有几个姑娘躲在床底下，日军发现床下有人，就过去抓她们了，我就乘机跑掉了。这些姑娘就没有像我那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