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进城时，我们就躲到泥马巷我家舅奶奶家开的铜艺公染坊，当时有不少邻居都躲在那里。日本兵在我们隔壁杀了很多人，我们听到“哎哟”、“哎哟”的叫喊声，后来就听不到声音了。当时，我年龄小，大人们躲在房间里面，我在房间外面，我还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日本兵已经站在我身后了，我吓死了。一个白发老太向他求情，说我是她的孙女。后来日本兵走了，我吓得躲在大厅的地洞口，浑身发抖。当时，日本兵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要找“花姑娘”，那个老太拿鸡蛋给他。后来，又来了一个日本兵，叽里咕噜的，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当时，有不少人躲在楼上，有的人就躲在染缸里，老太一边给躲难的人报信，“我带他去找‘花姑娘’去了”，一边引着日本兵到后面去了，楼上的人乘机下来逃跑了。但我舅爷爷被一个日本兵带走了，从此再也没回来。他姓王，当时有70多岁了，是个大个子。到了晚上，大家一起出来商量，说这里不能待了，一同结伴去难民区吧。大家用大红巴巴往白纸上一贴，做了面日本旗举在手中。我的两个姑姑用锅灰抹在脸上，把衣服撕破，还把衣服反过来穿，头上顶着棉花胎，像“讨饭人”似的。我们是踩着尸体去了难民区，看到笪桥那儿死尸很多。
我妈没去难民区，她的脸上有麻子。我父亲去难民区后，在粥厂烧大灶。难民区里面的人很多，年轻的妇女住在金陵女子大学。我们住在学校外面。我就睡在水泥地上，连走廊里都住着人，打点粥吃。当时，我姑姑在金陵女子大学。她有个小女孩没带在身边，还在摇篮里，我帮着带，摇摇篮。姑姑家有点钱，我帮她带小孩，给我一点饭吃。有一次，日本兵来了，看到小孩，意思可能是要找小孩的妈妈，我又不知道他的意思，结果，他就将我糟蹋了，我那时才9岁……
彭善荣，男，1918年8月20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9岁，家住南京洪武路50号
我叫彭善荣，出生于1918年，但在我的身份证上写的是1920年，当年日军统治南京时，我怕被抓差，少报了两岁。我父亲曾在游府西街开了一家“彭荣记搭棚店”，我14岁那年，他去世了。两年后，我母亲又去世了。我与哥嫂、姐姐、姐夫一起生活，住在洪武路50号。我与哥哥彭善芝，都是电工。我姐夫叫陈文举，是送公函的差役。1937年，我已经订婚了，爱人姓谢，是小学老师，订婚才一个多月，日军轰炸南京，局势很混乱，不能举行婚礼了。
由于日本飞机不断丢炸弹，我们全家搬到夫子庙，当时那里的很多人都搬走了，对我们的搬迁，周围的人很奇怪，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搬到难民区，住在延安剧场边上的兴业里。当时，我姐夫的一个同事已经逃离南京，他的妻子，大约30岁不到，带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与我们住在一起。因怕那里不安全，有危险，我姐姐、嫂子住进了金陵女子大学，那里有华小姐的保护。我姐夫同事的妻子没去那里，她在脸上抹上锅灰。过了几天，日军就进城了。
日军进城后，烧了很多房子，大华戏院、交通部等都被烧毁了，我们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一天，一个日本兵来找“花姑娘”，我们说没有，碰巧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出来，被那个日本兵看见，他便将我们几个人赶出房间，关上门将我姐夫同事的妻子强奸了，当时她哭得很伤心，我们都劝她。过了几天，她就带着孩子离开了我们到别处去了。
一个多星期后，我哥哥被日本兵拉走了。一天，我姐夫到金陵女子大学给嫂子她们送饭去了，我与四个年幼的侄子、外甥女待在家里。日本兵带着翻译又来找“花姑娘”，没找到，他们又到楼上，将门砸开，东西翻了一地。日本兵下楼后，又来盘问我，问我是做什么事的，我说我是电工。他们检查我的手、我的头，日本兵让我把棉裤卷起来，检查我的腿，用刺刀戳了一刀，鲜血直流。他们走后，隔壁姓杨的邻居拿了几支香烟，用烟灰敷在伤口上，才将血止住。到现在，我腿上的伤疤仍清晰可见。
我哥哥被日军抓到句容，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回来。没过几天，我又被日军拉走，与我一同被抓的共有23个人，推着独轮车送东西到汤山。到汤山后，天已经黑了，日军让我煮饭。我从没煮过饭，不知道放多少水，结果煮了夹生饭，我被日军打得半死。现在每遇阴天，腰还疼，耳朵也被打“背气”了，所以现在我的听觉很不好。一天深夜，我们趁日军不注意，全体逃了出来，大路不敢走，就走田埂小路，连续走了十多里地。天快亮时，我们走到何家塘，又不敢走了，碰巧遇见了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子，里面有很多稻草，稻草下面有不少死尸，我们就睡在上面，能摸到下面的死人头。天黑后，我们又上了路，在麒麟门，遇见了日本兵，又被抓了，被拉去挑东西，我们跟着日本兵进了城，把东西送到鸡鸣寺的考试院里。我们中的两个人逃跑，被当场打死，后来又有一人被打死。
在兴业里，我们的一个女邻居，30多岁，被日军强奸了。
城里面没菜吃。一天，我与几个人一起到水西门外找菜，被日本兵抓住，威逼我们与他们一起去找“花姑娘”。一个女的躲在一个棺材旁边，被他们发现了，四个日本兵轮奸了那个妇女，日本兵还不让我们走，逼我们在一边看。
一次在门东找菜时，又遇见了出来找“花姑娘”的日本兵。一位妇女躲在家里，被发现了，四个日本兵进去强奸，并命令我们在外面等着……
王维青（化名），女，1920年2月17日生，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7岁，家住南京升州路
我今年82岁，属猴。1937年家住升州路，我父亲经营一个杂货店，母亲是家庭妇女。我有一个姐姐，当时已经出嫁。我哥哥被国民党部队抓壮丁当兵去了，直到50年代才回家。我有两个弟弟，一个15岁，一个10岁，我是家里的老三，当时17岁。
南京被日军轰炸时，我们隔壁184号被炸死了好几个人。日本兵进城前，我姐姐随夫家跑到乡下，我们一家躲进了难民区。难民登记时，我大弟弟王道生因为个子高，被日本兵当作“中国兵”抓到一边，我母亲还不敢去认领，央求旁边一个老太去认领了。那些被当作“中国兵”的全被拉走了。
在难民区避难时，我的大弟弟被日本兵用枪拐打得吐血，病了很久才好，但结果留下了后遗症，他70年代去世时，也是吐血而死。
1937年，大约在元旦前，我去了金陵女子大学。当时到处都是尸体，我们去打饭时都不敢走。
过年后的一天下午，我与另外两个姑娘外出找东西吃，刚走出大门没多远，就遇见两个日本兵，醉醺醺的。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姑娘逃走了，一个日本兵前去追赶，我与另一个姑娘躲在一个店铺里，那个姑娘躲在柜台下面，死活不肯出来，被日本兵杀死了。我躲在店后面，被日本兵抓住糟蹋了，我不敢反抗，吓死了。
因为有这段经历，我结婚很晚。在我26岁的时候，经人介绍，我姐姐和我妈将我嫁到外地。他是矿山会计，我跟他走南闯北走了很多地方，受了很多苦，现在住在贵州六盘水，我至今还埋怨我姐姐。
我的丈夫知道我的经历，但我的七个儿女至今仍然不知道，我一直将这段痛苦的经历藏在心里。我是老南京，我很留恋南京。70年代，我丈夫去世后，我将他的骨灰迁埋到南京，我自己也准备日后葬在南京，我将小女儿嫁到南京。
我这次来南京是给丈夫上坟的，我很痛恨日本人。今天我本来准备回贵州了，想了很长时间，我还是推迟回去的时间，决定今天到纪念馆讲述我的这段苦难经历。
许大昌，男，1923年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14岁，家住通济门外米行街
1937年，日军进城前后，我们在通济门外米行街的家被烧光了，整条街被烧毁了。堂兄许大钧在信府河的家也被烧光了，堂兄被敌人的炮弹炸死了。姑表兄石朝义、石朝年被鬼子杀害了，表嫂遭到轮奸致残，他们在光华门外小山头开设的粮行及所有家具也全部被烧光了……
南京城破失守，日军疯狂杀进城来，到处烧杀淫掠，火光冲天，见人就杀，见女人就奸。日军杀到泥马巷林姑母家中，这时石氏兄弟全家藏在家内，两位表嫂被这群野兽从草垛里拖出，遭到这群野兽残酷的轮奸，惨叫不已。两位石氏表兄也被发现拖出，见他们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石朝义婚后刚生个女儿，石朝年结婚不久），不由分说，推到大门外的防空洞旁（在踹布坊口）惨遭杀害。此后，两位表嫂再被残酷蹂躏后，下部肿胀，痛得死去活来，不能动弹，后经邻里老人建议用土方治疗，流出大量脓血脏物，才幸免一死。此事因被害人羞于告人，从未公布，但她们改嫁后都终身不孕。如今数十年过去，她们都相继亡故，就连战前所生的婴儿石慧如也早已夭折，他兄弟两家人全都后继无人。
万秀英，女，1928年3月18日生，汉族，祖籍宝应
1937年12月时9岁，家住下关二板桥
我叫万秀英。1937年，我家住在下关二板桥，家里有父亲万学华、母亲万于氏、哥哥万来刚、姐姐万凤英，我那时才10岁。我家是做生意的，日本兵进城前，我们跑反到江浦西家店，那里全是柴洲，后来我与哥哥回到南京。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下关一带被杀了很多人。我的哥哥万来刚比我大7岁，我们躲在地洞里，他出来找东西吃时被抓到和记洋行，那里被抓了很多人，许多人被机关枪扫死了。我看到日本兵把死尸往长江里扔，潮水一来，尸体就被冲往岸上。
在二板桥，我看见有三个日本兵轮奸一个19岁的姑娘，强奸后又用刺刀挑开女孩的下身，她的妈妈在那里拼命哭。
为了躲避日军的强奸，我把头发全剪了，脸上抹得脏兮兮的。一天早上，我与哥哥到江边捞小虾子吃。在路上遇到日本兵，日本兵拽我哥哥，我不肯，就去拉哥哥的褂子，日本兵穿着大皮靴，踢了我一脚，把我踢伤了。当时日本兵一刀就把我哥哥的膀子砍下来，顿时鲜血直流，哥哥就这样被活活砍死了。
我父母回南京后，父亲给茶房帮工，我们没吃的，就吃小虾子、豆腐渣。我母亲万于氏到三汊河柴洲里拾柴火，走在鬼脸城附近的路上，被日本兵的炮弹炸死了，弹片炸进她的右边腋下。我们去找她的时候，看到柴洲里死尸很多。
母亲和哥哥被日军杀害后，姐姐万凤英天天躲在地洞里，不敢出来。她13岁，个子长得比较高，就怕日军糟蹋。我长得很瘦小，每天出来讨饭吃，天气很冷，有时我的脚磨破了，就跪在地上爬……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想大哭一场，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日本兵给我家带来的灾难，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李素芬，女，1923年3月12日生，汉族，籍贯南京
1937年12月时14岁，家住城南新桥船板巷
我叫李素芬。1937年我家住在南京城南新桥船板巷，和堂叔他们一家人住在一起，一共住有近20口人。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城后，无恶不作，我们全家都非常害怕。我的养母就带着我的小妹躲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区收容所里，我们几个女孩子就躲在我们自己家的地下室里。可是没躲两天，日军就开始放火烧房子，从新桥一直烧到我们家，我们没地方躲了。于是就趁夜里，几个人结伴到金陵女子大学难民收容所去找我的养母。找到了养母和小妹，才知道我的小妹被日军强奸了，她当时只有10岁，丧尽天良的日军连一个10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由于身心受到创伤，可怜的小妹没几天就死了。
我父母不放心家里，有一天晚上跑回家，可没有想到还是碰到了日军，我母亲被日军强奸了，我父亲受了刺激，得了脑溢血，没有几天就去世了。我母亲经过这场灾难的刺激，精神失常了，不久也去世了。我婶婶被日军逼问有没有看到中国兵，她不肯说，被日军杀死了。
这血海深仇我永不会忘，日军害得我变成了孤儿，我要控诉他们！
杨明贞，女，1931年2月9日生，汉族，祖籍南京
1937年12月时6岁，家住南京市东文思巷
我叫杨明贞。1937年，我家住在南京市东文思巷（靠近大中桥），家中有三口人：父亲杨光源，53岁，是个编织竹器的篾匠；母亲杨宋氏，51岁，没有工作，在家里做家务；我本人当时6岁。现在，我家住在南京市罗廊西村16号。
日军是1937年12月13日（农历冬月十一日）进城的。进城第一天，日本兵到我们家来了好几趟。先是来了一个，我母亲招呼他坐，被他一脚踢倒在地。第二次来了两个日本兵，向我们要“洋火（火柴）”、“香烟”，我们没有，他们就拳打脚踢，没办法，我父亲就给他们包了一些旱烟叶，才把他们打发走。接着又来了两个日本兵，抢走了我家挂的咸肉。到了中午，又有五六个日本兵端着枪和刺刀冲进我家院子，他们先是对着一位看门的老头连开几枪，这个老头叫浦狗子，50多岁了，因流血过多，到了晚上就死了。接着，又对着房东朱老太太开了一枪，打在腰上，当场就打死了。当时我父亲在堂屋里也被日军打了一枪，左臂受伤，子弹头留在里面。到了傍晚，又来了一批日本兵，抢走了我母亲的金首饰、银圆和钱，还抢走了我们的棉被。
12月14日（农历冬月十二日）早上，天还没亮，我们一家准备到难民区去躲难，谁知刚走到大中桥，就被日本兵拦住了，日本兵用枪对着我们，我们只好又回到东文思巷。这天下午约3点钟，有一个骑马的大胡子日本兵带着枪，手握军刀，闯进我家院子。他一把将我抱住，解开我的棉袍扣子，脱掉我的裤子，我吓得又哭又叫，日本兵就用刀对着我的额头连砍两刀，至今刀疤还在。父亲看见了，用右手从日本兵手里把我夺了回来，日本兵见状，打了我父亲两个嘴巴，并使劲用脚将我父亲踢倒在地，还对着他的脖子砍了3刀。父亲为了救我，身受重伤，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尸体是被红字会拖走掩埋的，至今也不知道埋在哪里。
12月15日，日军进城第3天（农历冬月十三日），我和母亲躲在家里，为躲避日军的强暴，母亲在脸上涂满锅灰，用布包着头。这天下午约1点钟，来了两个日本兵，端着枪和刺刀。其中一个用刺刀挑开妈妈的衣襟，脱下她的裤子，把她糟蹋了，还用手抠她的下身，又用枪拐子捣（母亲的下身）。母亲疼得又哭又叫，苦苦求饶，可日本兵就是不放过。另外一个日本兵也强行解开我棉袍上的纽扣，将我强奸了。
之后，我母亲因受到严重的刺激、惊吓，得了精神病，眼睛也哭瞎了，不久就去世了。父母亲被害后，我成了孤儿，无依无靠，先是到处讨饭，后来做点小生意，卖烧饼、油条，勉强维持生计。日军糟蹋了我们，对我影响很大，不仅在生理上造成小便失禁，在心理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创伤。
我父亲的一个师兄弟的儿媳妇，是个童养媳，当时才18岁，日本兵强奸她后，还用刀捣她下身，当场给活活捣死了。她遇害的地点在建康路。日军见到妇女就强奸，还有个12岁的女孩，被两个日本兵强奸后杀死。
日军占领南京城后对中国妇女犯下的罪行可以说上三天三夜，其丑恶的行径你想得到的他们都做了，你想不出的他们也做了，是人不敢想的事他们也全都做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骂这些禽兽不如的日军叫“鬼子”和“妖孽”的真正原因了。因为即使是鬼，也未必有那么残忍和恶毒。
在那么多女人惨遭奸淫与残杀的“奸情”档案里，我看到两位女性经历了两个不同的“37”这个数字，其中一位女性一天中被强奸了37次，另一位因为不从日军的强奸而被刺了37刀……
呵，1937年，中国南京的那个寒冬里的这两个数字“37”，让我为中国的女性而悲愤，让我为中国的女性而心痛，更让我对侵略者的兽性充满仇恨！
忘记这仇恨我们就不是人。是人就该把仇恨牢牢地铭记在心。
然而，在南京大屠杀的整个事件里，这还仅仅是一小部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