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在解决具体问题时，认为要着重把握问题的根本。“故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火而已矣”，此处的“本”是指问题的根本原因。在治理社会问题上，应理顺社会矛盾，处理好本末关系。“夫静漠者，神明之宅也；虚无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于外者，失之于内；有守之于内者，失之于外。譬犹本与末也，从本引之，千枝万叶，莫不随也”，《淮南子》从本末的角度说明，内外如同本末，本末是一体不分的，但末依赖本，无本则末不存，只有保持内心的静漠和虚无才能守道，那么其他一切才会随之而来。因此，“故枝不得大于干，末不得强于本，则轻重大小有以相制也”，“月望，日夺其光，阴不可以乘阳也。日出星不见，不能与之争光也。故末不可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轻上重，其覆必宜”，本末关系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本末二者不可相无，各有其作用，并相互牵制，并且二者的地位不可倒置。由此确立了行事时要抓住事物的最为根本性的一面的原则。
《淮南子》认为用本末关系分析社会问题，可以使复杂问题简单化。“夫鉴明者尘垢弗能霾；神清者嗜欲弗能乱。精神已越于外，而事复返之，是失之于本，而求之于末也……圣人有所于达，达则嗜欲之心外矣。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不免于儡，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则？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许由不能行也，又况齐民乎！诚达于性命之情，而仁义固附矣，趋舍何足以滑心！”精神为本，嗜欲为末，则本末处于对立的状态，就这方面来说，本末之间具有不可变通性。只有保持人的精神的清醒，不为外界所左右，人的各种欲望则难以扰乱精神，当精神不能内守，驰骋于外之后，若再想返回，则是本末关系不分。因此要以道为本，以仁义为末，若不能修性全身，却一味地向世人传布仁义的教导，最终还是成为受他人役使的傀儡，自身仍不知所处。因此只有坚守自身的性命之情，儒墨之弟子所崇尚的外在的仁义之道德自然不离，并且外在的行为终不会扰乱人的内心。
此外，《淮南子》认为本末是有层次性的。“是故德衰然后仁生，行沮然后义立，和失然后声调，礼淫然后容饰。是故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也，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释其要而索之于详，未可与言至也”，神明高于道德，是最高深的智慧，是超世俗的。本末具有层次性，若神明为本，则道德为末，若道德为本，则仁义为末，而仁义相对于礼乐又是本，因此本末具有相对性。同一概念置于不同的环境中，其地位各不相同。“执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捭？而狎犬也，乱乃逾甚……不直之于本，而事之于末，譬犹扬？而弭尘，抱薪以救火也。故圣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为而成。块然保真，抱德推诚，天下从之，如响之应声，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德为治之本，刑为治之末，削德累刑只能招致社会的动乱，因此在本已混乱的社会中，若本末倒置，过多地使用刑罚政令只能是雪上加霜、抱薪救火，更难治理。修本即执道抱德，道的原则就是无为。仁义与法度就是本与末的关系：
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本末，一体也；其两爱之，一性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以末害本谓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性非异也，所在先后而已矣……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纲纪，治之仪表也。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闻而世传者也。
本末是一体不离的，因此本末要兼顾。本与末实际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只有抓住主要矛盾，才能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问题。因此对待本末应有所偏重以及先后之别，末不可弃，但以修本为前提，识别了本末也就抓住了事物的关键。
《淮南子》自觉地将本末关系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治国方略中，主张以道为本，以仁义为末，在仁义与法度之间，又以仁义为本，法度为末，显示了对事物间关系的辩证认识，为治国之道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