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一个普通人，处于横逆困苦的环境里，也要能忍得住气；遇上患难危险的到来，要能沉得住气；遇到生死成败的紧要关头，要能鼓得起气。有责任之心，有担当之心，自然就能无所畏惧。
让自己心平气和起来
电视剧《成长的烦恼》讲的都是烦恼之事，但是他们对儿女、邻居的宽容，最终都把烦恼化为了捧腹的笑声。
人的烦恼一半源于自己，即所谓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芸芸众生，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争强好胜失去一定限度，往往受身外之物所累，失去做人的乐趣。只有承认自己某些方面不行，才能扬长避短，才能不因嫉妒之火吞灭心中的灵光。
让自己放轻松，就是心平气和地工作、生活。这种心境是充实自己的良好状态。充实自己很重要，只有有准备的人，才能在机遇到来之时不留下失之交臂的遗憾。知雄守雌，淡泊人生是耐住寂寞的良方。轰轰烈烈固然是进取的写照，但成大器者，绝非热衷于功名利禄之辈。
俗语有“宰相肚里能撑船”之说。古人与人为善之美、修身立德的淳淳教诲却警示于世人，一个人若胆量大，性格豁达方能纵横驰骋，若纠缠于无谓鸡虫之争，非但有失儒雅，反则终日郁郁寡欢，神魂不定。惟有对世事时时心平气和、宽容大度，才能处处契机应缘、和谐圆满。
如果一语龃龆，便遭打击；一事唐突，便种下祸根；一个坏印象，便一辈子倒霉，这就说不上宽容，就会被百姓称为“母鸡胸怀。”真正的宽容，应该是能容人之短，又能容人之长。对才能超过者，也不嫉妒，唯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热心举贤，甘做人梯，这种精神将为世人称道。
人活着愉快，就得少烦恼；要少烦恼，心胸就得阔大一些，宽广一些，学会宽恕自己和容忍别人，这就叫做宽舒人生。本来，生活就应该从容不迫，悠然自得。
心平气和，首先就得接受自己和自己的天性，不会对自己要求过分苛刻，也不会因看不起自己而焦虑不安。遇到不幸和灾祸，他们会像其他人一样痛苦，但是他们能够想得开，而且能照常生活。他们也不像有些人那样，为可能发生的灾祸忧心重重，他们会做一些必要的准备，但是不会为此身心憔悴。
心平气和的人生活得很随意，他们摸透了自己的脾气，知道自己的欲望和观点，干什么事都不用先去调查求证，或者察颜观色，看别人的意见，他们只管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
同时，心平气和的人非常能够容忍他人，容忍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他们知道生活是变化无常的，这是个人所无法改变的现实，人不但要接受这种现实，而且还要从这种现实中找到乐趣，大可不必提心吊胆、顾虑重重地生活。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他们总是采取承认的态度，承认之后再去慢慢琢磨它，了解它。
让自己冷静下来
遇事冷静，或不感情用事，或恬淡融融。在某些境遇下，即便显得迟钝些何妨。如此待人处事决不至搞到感情破裂的程度。言行修养到这个地步，则对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的态度必然尽情尽理而恰到好处。
人各有其聪明、智慧、个性，为理智和感情的平衡发展，不妨迟钝恬淡冷静一点，此乃中国圣贤所主张的“大智若愚”是也。
人总是在自省中认清自己的，你能够掌握生活的动力，并且决定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相信自己，你能做到。
让自己宁静并不难。内在的身心宁静由于日常的控制感情，这既无秘诀又无捷径之可言。单凭看一两本书即想身心宁静亦属妄想。获得宁静的惟一办法，行之若素，思之以恒，同时要有信心。
最简单的基本实践先求身体上的镇定，不要用力踏地板。不要擦拳搓手。不要拍案叫绝怒吼。不要来回地踱方步。不要往牛角尖里乱钻。人在激动兴奋中，动作随之趋于急切。为了避免言行急躁有一最简便的巧妙方法——站稳、坐下、躺了。竭力设法把说话的声音压得低低的。
言行平和必先思想清朗，言行系诸心境，而心境影响言行。一个人的身心是永远相互为用，有一位朋友天生是个急性子，碰一碰他就捏起拳头，提高喉咙，但他有自知之明，易言之，他控制得住自己，每处此境，他立刻把手指头伸直，绝对不容弯起来，竭力地把声音放低，低得似在耳语。他说，“一个人是不可能用耳语跟别人吵架的呀！”
这是控制情感上暴躁、急促、兴奋、紧张最有效的经验之一，谋求宁静的初步当然是先从身体的动作下手，慢慢地会觉得只要压得住暴躁仓促的动作，情感的热烈自然低降，等到热烈的情感泄了气，又怎么暴躁得起来。这时候我发觉因为不再暴躁，节省下无数精力，因此你不再会常常疲倦得可怕。
为了宁静平和，下列六点，若得经常身体力行，对你今后的生活必有裨益。
1.清心静坐，绝对地就是宁静没有一点儿思虑。
2.静坐完了之后，慢慢地想到自己的心像一面湖，先是澎湃不已，继而风息浪平，继而平静无波，最后宁静得无一丝儿绉。
3.宁静之后想一两分钟，想那美丽最平和的景色，远山红霞，黎明朝暾……曾历其境，又临其境。
4.缓缓默诵清平、朗爽、和宁的字眼、诗词、名句。
5.回忆平生无愧于衷而心安理得的一些往事。
6.求心的一贯宁静，复诵古今完人修身致静名句。一字一句细细咀诵，而临绝对宁静之境。
做个第一等人
毛泽东的谋略为常人所不及，他是一个杰出的谋略家，创造了许多震惊中外的谋略杰作。他的胸襟与气魄一样令人钦服。
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
十分不幸，毛泽东的主席头衔是空的。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就是由于根据地守不住了，蒋介石不允许它存在，派遣了大军来攻打，中央红军只好做战略转移。
当时，领导权属于中央政治局，那时没有常委，但有“三人帮”、“五人团”什么的，当时，整个长征部队的领导权实际上由三个人掌握：李德、博古、周恩来。
长征前，党中央开了个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失去了指挥权，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兼任，毛泽东仍旧做他的苏维埃主席。
所以说，红军向哪里走、怎么走，毛泽东没有“发言权”。倒是周恩来常常向毛泽东请教，但德国顾问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常常否决毛泽东的建议，因为是二比一，周恩来又不能举双手、投两票。
面对那两个瞎指挥的“领导人”，看着红军一天天走向绝路，毛泽东心忧如焚，又气又急，他病倒了，躺在担架上，让别人抬着走。他不是装病，是真的病了，操劳那么多，心情又不好，不病才怪呢！何况，他也确实需要休息。
病，并不算什么，最令人悲痛的莫过于失去指挥权。想当初，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几万红军把老蒋几十万军队打得人仰马翻，落花流水。这种气势是何等阔大、雄壮，如今顿然失去，其间的落差是巨大的。
毛泽东忍受了这种落差所带给他的痛苦他强压自己的不平之气，开始沉着行动。他躺在担架上，做起了别人的工作。毛泽东不是束手待毙的人，他无法与当时的领导人正面抗衡，就开始做“地下工作”。他说服了也是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总政治部主任）和另外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洛甫（张闻天），获得支持，同意取道贵州，再转川藏北上。
这样，红军在攻克遵义之后，中央在那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进入了政治局常委，成了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我们都知道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别的不说，当时红军只是一味要去跟二、六军团会师，不管前面有多少敌人等着。毛泽东就灵活多了，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光赤水就渡了四次，他指挥的战役到现在依然令人津津乐道。
毛泽东是靠自己的天才韬略与远见卓识，赢得命运的转变。他承受了极大的失落，却没有沮丧下去，他总是在不断地进取，从来没有放弃一线希望，即使当时博古、凯串说他在搞“宗派主义”。他争取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是他的观察和不懈努力的结果。假如毛泽东只是在那儿生闷气，破罐子破摔，而不去冷静思索、沉着应对。历史是否会垂青于他，则是大可怀疑的。
后来解决另一个难题，毛泽东就从容得多了。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在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无线电联系，王明不能遥控指挥，红军占领了遵义，提供了十多天的休整时间，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已经暴露，广大指战员迫切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主观条件已经成熟，客观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反对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有一次，吴黎平（《反杜林论》的译者）问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要。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的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么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此，我（毛泽东）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已经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能暂时忍耐，只能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伍修权对此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说，这个事（指反王明路线错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在战争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来共同对付敌人，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国民党要根本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怎么去对付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呢？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
由此可见，毛泽东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要等到“水到渠成”的遵义会议上来进行，其原因有二：一是为了维护全党的团结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二是使其错误有一个暴露过程，以便广大干部的觉醒。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是毛泽东在适当时机下运用谋略的成功。明代哲学家吕坤说，人的天性资质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是深沉、忠厚、庄重的人；第二等是豪爽、利落、有气魄的人；第三等是聪明伶俐、能言善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