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资聪颖、能言善辩，这确实是一种人才。但是这一类的人大多喜欢在世人面前炫耀自己，流于世俗的纷争，而且由于这类人大多争强好胜，在争辩中一有失误，容易招来别人的怨恨、嘲笑，结果事后悔恨已迟，所以这类人只能被列为第三等人。生性豪爽，办事有魄力、有效率的人，是容易被世人重视，并在事业上有一定的成就，但这类人在为人处世方面不能够沉着细致，常常在紧要关头由于急躁或激动而将事情办糟，因而被列为第二等人。在吕坤的心目中，只有涵养深，忠厚，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沉着冷静的人，才能成就大业，担当重任，因此就被列为第一等人物。
你选择成为哪种呢？
不要降低自己的期望，做个第一等人。
从容自若，随机应变
在我们党内，有许多领导人都具有临危不惧、应对从容的大气。刘少奇和叶剑英就是其中的两位。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9000余人奉令北移途中，于皖区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上官云相、顾祝同所率80000余人的伏击，皖南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叶挺军长被扣，项英政委被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面临着巨大困难，蒋介石狂嚣取消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内部一时群龙无首，情绪十分低落。
怎样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带领新四军走出困境呢？这是在华中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日思夜虑的问题。对此，刘少奇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策略和斗争技巧，他一面向党中央汇报皖南新四军被围歼的情况，提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一面根据中央部署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斗争。
同时，党中央的所有领导成员也都愤恨难以自抑，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都未能冷静思索。得悉事变发生后，1941年1月14日，毛泽东怀着难以抑制的悲痛，愤然发出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马上准备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刘少奇收到电报后，客观地分析了华中和全国的形势，一面教育华中党员和军队干部“沉着、坚定、勇敢”，“遵守党的纪律，等候中央命令”，不要提“打倒顽固派”的口号，一面向党中央提出对付敌人的政策措施。
1月15日，刘少奇连夜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一、全国局面，国民党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因此，我党不宜借皖南事变与国民党分裂；二、我党在华中兵力不是，在敌伪匪骚扰下，要彻底消灭韩德勤顽固派甚为困难，我党部队需要修整，根据地需要巩固。因此，如我党对顽固派实行全国军事反攻，对我党不利，且有极大的危险。他建议主要从政治上进行反攻，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大反攻为妥。刘少奇还提出了政治上反击顽固派的具体措施。
客观地讲，刘少奇这一谋略比毛泽东的指示要高出一筹，且很明智。皖南事变新四军牺牲8000人，党中央心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仅仅激于义愤，便不顾客观环境的许可，盲目地进行全面大反攻，无异于以卵击石，是丧失理智的行为。当时刘少奇身处华中地区，长期在斗争第一线，对敌我力量对比的感受比后方的同志更强些，所以主张更客观、行事更理智。当然，这里面刘少奇把握了与毛泽东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使得谋略“出奇制胜”。
叶剑英元帅则是另一种风格，就是不动声色。
“文革”时期，叶剑英自然也受到了冲击。但由于周总理的极力保护，特别是由于毛泽东本人的关照，叶剑英总算平安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
毛泽东逝世的那天夜里，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一个一个经过他的身边，作最后告别。当叶剑英经过的时候，据说毛泽东的嘴唇蠕动了几下，手轻轻动了动，但毛泽东那时已不能开口说话，他所有的动作都是那么轻微，以至于叶剑英没有看见。
叶剑英正准备出去，工作人员找到他，说主席有话对他说。毛泽东不能说话，工作人员却能读懂他的“语言”，哪怕是一个细微的动作。
叶剑英回转身去。毛泽东眼睛望着他，嘴唇仍旧是蠕动着，却还是没有发出声音来。叶剑英看着他，毛泽东望着叶剑英，始终没能说出一句话。后来，叶剑英才捉摸出，毛泽东的眼光是一种信任与期待。
叶剑英经常住在西山。很早以前，他就“靠边站”了，不是他不想管事，而是有人总不想让他管事。叶剑英倒也乐个清闲，在西山空气总还清新，散步有利健康。
叶剑英也看看报，看看文件。却一点儿也不露声色，他的眼睛还是雪亮的。虽然有七十多岁了，他的耳朵也还好使得很。
叶剑英是元帅。别的不说，光元帅这两字就可以吓得某些人一跳。他在1976年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且是军委的实际负责人。
叶剑英知道有些人在拼命地跑呀，跑呀，但他仍旧不露声色。他这么不露声色，却负有很大的压力。
叶剑英像散步一样，到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那儿好几次。没有多少人知道，除了他告诉的几个人。他又跟其他老帅、老将等铁哥儿们商量了好些次，大家都点头称是。
别以为这样挺容易挺简单，那是后人站着说话不腰疼。成也此举，败也此举。叶剑英成功了，那就是在1976年10月6日的事情。
应该说，叶剑英很果断，毕竟是老帅。他的“柔下策略”，其实是观察、分析和判断。他不露声色，内心却承受着泰山一般的压力。他曾经和李先念等在怀仁堂与另外一拨人较量过，面对面，激烈得很。但情况有了变化，那时是初期，1976年的形势不允许他当面抗争，他就很平静地看着他们的表演，这需要有很大的忍耐力，叶剑英具备了。
所以，现在和将来都有许多人想起他，从一个时代转到另一个时代，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帅叶剑英的不露声色是一种真聪明。
刘少奇和叶剑英元帅之所以能如此冷静处理难题，是因为他们善于审时度势。
从人的心理上讲，遇到突然事件，或意外打击变化，每个人都难免产生一种惊慌的情绪。问题是怎样想办法控制，两位伟人的事例给了我们最好的启示。
在变乱面前，是从容自若，随机应变，还是惊慌失措，鲁莽决策，它反映出人们不同的修养和品格。
遇变不惊讲的就是控制情绪，控制局势。要反败为胜，就要善于随机应变。变化、机会、挑战、竞争八个字是我们随时都应牢记的处世窍门。
沉得住气才能力挽狂澜
“做大事业的伟大人物，经常存着“风雨当头，力挽狂澜”的决心，用生命与死神、与命运、与恶势力搏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犹如潘多拉把打开了的魔盒投入到中国大地上，疯狂、嫉妒、窝里斗等人类所有的劣根都倾巢而出，肆虐着中国大陆的每一撮泥土，撩拨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神志不清、上窜下跳、狂呼乱喊、胡砸乱打……
正当周恩来竭尽全力勒住这头怪兽的缰绳不让它踏向农村、工矿时，林彪、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却在这头怪兽的“敏感处”狠狠地抽了“两鞭”，使它更为癫狂、肆虐。
10月初，林彪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看了《紧急指示》后，认为还不够，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随后，江青一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别有用心地说《紧急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
《紧急指示》的下达，等于在向社会宣布：工厂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并且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大大地削弱了中共中央9月份下发的关于农村、工矿文化大革命两个限制性文件的约束力。此后，“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迅速向广大工矿和农村蔓延。党政机关及一些生产业务部门的绝大部分领导被“炮打”、被揪斗，工人也像学生一样，离开生产岗位，四处串连，更多的生产单位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周恩来的心犹如在火上烤。他心痛的是国家陷入到如此疯狂混乱的境地，他更气愤的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们的险恶用心。但他知道，忧与气都是没用的。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冷静的人来撑住局面。他要凭一己之力独撑局面。
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必须从总体上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一到具体问题上，他又难以表示赞同。
另一方面，此时的林彪、江青一伙，经过从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这短短几个月的经营，已经攫取了党和国家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以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这张“底牌”也十分清楚了。周恩来要稳住国民经济这一支柱，就必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施加的种种压力。中央文革一伙公然指责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尽管周恩来的处境是那样的艰难，然而，周恩来抱定力挽狂澜的决心，紧紧抓住国民经济这个大关，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顽强抗争。
11月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他反复强调和平建设不能停顿的重要性，严词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愤然指出：“不搞生产，国家怎么办？我就不相信革命搞好了，生产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
11月17日，北京京西宾馆会议室，气氛沉闷而紧张。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等五个部和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等七大城市及各大区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正在进行。
来自地方的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委婉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已经使工交战线出现了混乱，许多大型企业面临停产的危险，对工厂成立群众组织和学生到工厂串连表示担心。
刘澜涛、吕东、吕正操等一批政务院的部长们则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拍案而起，对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规定》中提出的“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等条款进行了就地否定。
11月19日，周恩来亲临工交座谈会。他指出：工交战线进行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企业的特点，要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进行。工人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连。
周恩来还告诫与会干部：现在的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学会“因势利导”。“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大家要抱定这种精神，挺身而出，为了党和国家利益，个人被累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周恩来这种精神，从侧面证明：恐惧心理、怯懦心理、苟安心理、退却心理，这是伟大人物临危处事的大敌。
一切伟大人物的特殊表现在于：拥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勇于冒险的豪迈性格，坚忍不拔的坚强毅力，敢于担当、敢于承受的高尚精神。一个事业家，如果不能担当大任，不能在关键时刻独擎危局、力挽狂澜，就永远没有出入意料的成就。
做为一个普通人，处于横逆困苦的环境里，也要能忍得住气；遇上患难危险的到来，要能沉得住气；遇到生死成败的紧要关头，要能鼓得起气。有责任之心，有担当之心，自然就能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