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省第一师范求学的日子里，结识了一批有名的老师，他们品德高尚，治学严谨，知识渊博，这些老师与******情谊深厚，交往密切，教学相长。在这些老师当中，有三位老师的治学方法对******后来的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三位老师就是袁仲谦、徐特立和方维夏三位先生。
袁仲谦是******在一师学习期间任课时间最长的老师之一，他的读书方法“好书不厌百遍读”对******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袁仲谦起初对******没有什么印象，后来还由于某些原因一度对这个学生印象不佳。但在以后与******接触的过程中，他逐渐消除了自己的成见，认为******有着远大的志向，是其执教以来所不曾见过的好学生，他认定******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只要经过工匠的雕琢就会发出耀眼的光华，而袁仲谦本人愿意充当雕琢玉石的工匠，于是将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并将自己几十年来体验出来的读书方法“好书不厌百遍读”告诉了******。袁仲谦认为，读书是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的。一个方面就是广，也就是要多读书，尽可能多的泛读各种书籍，用各方面的知识充实自己；另一个方面就是精，也就是将各类书籍中的精华反复诵读，逐步理解，力求融汇贯通。为了实现广与精的读书目标，******想方设法地阅读古今中外书籍，而且在广读书籍的基础上努力追求广而精。就这样，******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汲取了书中的精华，又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同时也深化了思想认识。
由于学习了袁仲谦老师的读书方法，******阅读了大量的经典书籍，受益匪浅。在以后的岁月中，******无论是讲话还是写文章，常常妙语连珠，旁征博引，这就为他的政治生涯增添了光彩，这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袁仲谦老师的读书方法使他所受到的效益。
徐特立的治学方法对******的治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是由于他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
徐特立“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实际上是一种主张读书宁少勿杂，彻底消化的读书方法。******非常重视徐特立的读书方法，也是实践徐特立教学主张最有成效的人。
《伦理学原理》一书，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所著，此书是一九一七年下学期到一九一八年上学期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班开设的修身课教材，后由蔡元培译成中文，全文共十万字，******读完这本书以后，在书中写了一万五千多字的批语。这些批语是用红黑两色笔加上三角形、单杠、双杠、圆点等符号写在书上的，这些批语几乎是针对《伦理学原理》中每一句话提出的，批语的内容大多是抒发对人生道德以及历史的看法。对于书中他不赞成或怀疑的地方，******都会批上“此不然”，“吾意不应以此立说”等字样；而对于书中他所认同或他认为比较精辟、引人深思的地方，******都会密加圆点，批上“诚哉、诚哉”、“此书议论透彻之至”等字样。这些批语，充分体现了******独立思考和分析批判的精神。
正是因为受到徐特立的思想影响，******一直坚持着“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也正是由于******有着这样好的读书方法，使得他在以后的读书生涯、革命生涯中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些珍贵的笔记本，成为了研究和学习******的珍贵资料，对于研究******思想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应感谢徐特立先生教给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从而为我们留下了研究******思想的丰富资料。
方维夏是与******感情很深的一位老师，他的治学方法中所包括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鼓励学生投身社会实中的思想对志向远大的******产生了重大影响。
方维夏在教学中一贯主张学以致用，反对书本与实际脱离，反对知识与社会应用脱离，他常常教导学生要投身社会，不要读死书；不但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被方维夏先生寄以厚望的******领悟到了这一道理，从思想上与方维夏先生达到了共鸣，从行动上开始面向社会，真正做到知识与实际相结合。
1917年夏，在方维夏的支持下，******利用暑假进行了一次长途修学远行。******与朋友萧子升，分文不带，仅带有一把雨伞、换洗衣物，装有笔墨的书包，洗刷用品以及方维夏给各县教育会写的介绍信，从长沙小西门过湘江，开始了历时一个多月的游历，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行程一千余里的长途修学远行。这次远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青年******花费时间最长，旅行地域最广的一次远行，它使******真正深入社会尤其是农村地区，了解了那里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和社会情况，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
******对这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是极为佩服与敬重的。许多时候，******在办某件事之前，都会询问方维夏的意见，征求方维夏的建议，然后再做出决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全国上下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五四”运动之后，民主科学之风更是盛行。当时的湖南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冲击。1920年前后，湖南开展了驱逐张敬尧的“驱张运动”，******深受其影响，想要创办一个书社、推销马列主义书籍，传播新文化，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在创办以前，******专程到了省教育司，找到当时身为省教育司长的方维夏征求意见，方维夏极力赞同，并与******一起商议了创办书社的具体事情。
后来，******与方维夏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内同志，后两人更加互相尊重，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战友。
1935年10月，方维夏在开展游击战争时被捕。最终，敌人杀害了他。
方维夏牺牲的消息后来传到了******的耳中，******感到痛心疾首，泪流满面，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位好老师，好战友，他悲痛地说：“方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同志啊！他敦品励学，德高望重，放着国民党的高官不做，四十多岁投身革命，了不起啊！”
由于******对老师的敬重，才使得他学习了老师一些好的治学方法。由于他学习了老师的治学方法，才使得他丰富和积累了知识、扩大了知识面，才使得他不仅仅成为一个伟人，一个政治领袖，而且能够以一个伟大学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