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商业文明的形成，大多可用文明的刺激——反应模式来分析。这是汤因比用来分析人类主要文明的方法。任何文明的形成都要从环境说起，环境的挑战，导致了文明的形成。不管是犹太商人，日本商人还是中国的徽商、晋商都是兴起于资源贫瘠地，为了生存，人们背井离乡、走上了经商之路。
中国商人最辉煌的时期是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时期。不管是徽商、浙商还是晋商，他们生长的地方大多地少人多，土地贫瘠、环境恶劣，而这些地区大多是人文昌盛之地。于是这些地域的人走上了背井离乡、出外经商之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地域商帮。以晋商为例，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境内山多川少，天寒地瘠，土狭人满，硗薄难耕。人们的生存受到自然环境的威胁。地瘠而田少，粮食不能自给，人们只好远走他乡另谋生路了。由于商之利倍于农，巨大的经济诱惑驱动着人们走上从商之路。
犹太商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中国传统商帮的崛起是因为地理环境的话，犹太商人的崛起则是因为政治的动荡。犹太人长期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他们在世界各地流浪，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流浪到世界各地，没有权利、没有地位、没有尊严，但是他们有钱。有了钱，就获得了自己生存的条件，就获得了自尊。漂泊导致了他们的金钱本位、考虑任何问题都用金钱的来思考问题。
日本是一个弹丸岛国，土地狭小、自然资源贫乏，火山地震等灾害多之又多。日本商人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成长起来的。日本的经济巨子大多白手起家、辛勤劳作致富。正因为如此，日本商人和犹太商人的忍耐力都非常强。
以上是日本商人与犹太商人相同的地方。日本商人与犹太商人不同的地方则多之又多。
第一，在经营领域的不同。日本商人成功主要在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和家电行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家电行业的索尼、三洋、松下、日立和汽车行业的本田、丰田、三菱都出自日本商人之手。日本商人大多经营小商品起家，一切从长计议。而犹太商人则主要从事金融、珠宝等风险较大、利润空间也非常大的行业。因为犹太商人相信80/20法则，他们不相信薄利多销的鬼话，更相信厚利快钱的神话。所以犹太商人喜欢从事珠宝、钻石、时装和资本运作这样一些厚利行当。日本的著名商人有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铃木忠治这样一些制造业的企业家，而犹太商人则出产索罗斯和格林斯潘这样一些在资本市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资本大鳄。
日本商人与犹太商人的第二个不同是：前者是奉行勤俭哲学，而后者奉行消费主义。在日本即使是世界一流的大亨，也都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在中国人心目中，从“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就可以想到一个汽车王国的奢华，而实际上这个汽车王国是以吝啬著称的。他们的管理哲学是“已经拧干的毛巾，还要进一步拧绞”。公司使用的信封，都是在旧信封的基础上加以利用的。职工使用的手套坏了一只只换一只，为了节约用水，在公司厕所里的抽水马桶里放三块砖，这样一年可以节约水费开支800万日元。日本的很多大公司就是靠着这种节约精神而成为大财团的。而犹太商人则认为，享受是拥有财富的终极目的。吃到美味的食物，穿着名牌的服装是他们比较看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