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武士道精神根深蒂固的国家，这种武士道精神在商人性格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
有一个在日本商社工作的中国人，对日本企业的武士道精神深有感触。他在日本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工作，他发现在这家典型的日本企业里，竟然是以武士道精神组织起来的。
有一次，他碰到了紧急问题，赶紧去向总经理请示，却莫名其妙地遭到了训斥。他犯了日本公司的一个大忌，即：“越级报告”。此时，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日本企业的“等级观念和制度”非常严格。
在日本企业里，职员手册中明确地将职员规定为多个“级别”，这种等级制度与军队建制几乎丝毫不差。
考查日本两家著名的企业：三井和三菱，惊奇地发现它们都是从日本的武士家族发展而来，就像中国很多的企业家是弃文从商，而日本很多的企业家则是弃武从商而来。
还有两家著名的日本综合商社“伊藤忠”和“丸红”，他们的创始人分别是伊藤-长兵卫和伊藤-忠兵卫。而这两外名字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日本武士“长兵卫”和“忠兵卫”的身影。
日本财团企业的快速发展的历程与日本的对外战争和大规模军需有着密切关系。另外，日本的复员军人也有相当数量被安排进大企业工作。所以说，日本的大型企业集团具有军人的血统和属性，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藏身之处。
“军人属性”和“商人属性”的统一是日本企业家的本质性格。
有一个名叫鲁思·本尼迪克的美国学者，写过一本名为《菊花与刀》的书，专门探讨日本人的性格特征。他在书中说，日本人好斗而又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而又有礼；冥顽而又善变；驯服而又叛逆；忠贞而又背弃；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求新。“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的象征，两者矛盾得如此不可开交，又孪生般地长在一起，这是日本商人性格特征。
这种“军人属性”和“商人属性”的结合就是巨大的综合商社产生于日本的根源所在，也是日本一百多年来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奥秘所在。
武士道精神是日本的民族精神，也是日本企业的伦理精神。武士道来源于神道、佛教、儒学，它经历了前江户时代的旧型武士道、江户时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维新后近代军人的武士道三大发展阶段。
武士道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而在于它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实践道德。武士道之所以能成为军国主义的锐利武器，其根源就在于它是武士。其次，武士道的核心是无条件效忠主君，对主君的忠诚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因而，武士道既是“忠”的宗教，同时也是“死”的宗教，从军事意义上说唯有“忠”和“死”最能体现彻底奉献。正因为这种武士道，使日本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也正是因为这种武士道精神，使日本迅速增长成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日本近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至1930年），从这种认识出发，针对日本的特点，提出了“士魂商才”观点。他认为，过去武士阶级提倡的“和魂汉才”，现在用在商业上，应改为“士魂商才”。“士魂”指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是人们经商所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但仅有“士魂”而无“商才”，在经商时，由于不了解商品流通和市场变化规律，往往会遭到失败，故“士魂”尚需兼有“商才”。
从涩泽开始，日本的企业文化便将儒家思想，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从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出发，提出了“人即资本”这个概念；从“中庸之道”、“和为贵”出发，提出了“和能生财”的主张；从“忠诚”、“守信”等观念出发，引导出对他们的国家、公司、工厂的忠诚感、凝聚力、团体感和奋斗精神。
武士道在日本企业精神方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二是日本企业员工的勤恳敬业，第三是讲究诚信。
在日本小学的课本里有一篇名为《不忘恩》的课文。内容是这样的：哈奇是一只聪明的狗，每天早晨，主人上班的时候，它就一直伴主人到车站，看着主人上了电车再离开。晚上，它就到电车站来接主人，没有见到主人，它就一直等着。
后来，主人去世了。哈奇照样每天日复一日地到车站，寻找他的主人。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年老的哈奇还是每天到车站，去找他的主人，等他的主人回来。
这篇课文，正说明了日本人忠诚。
这种报恩的思想在日本企业家中，体现出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一个日本企业家承担的义务有：对顾客的义务，对雇员的义务，对政府的义务，对股东的义务。在日本的企业中，老板对雇员有很强的义务感。老板就像父母，雇员就像孩子。老板尽力让员工有房住，有饭吃。员工则与老板同欢喜，共患难。
1927年，松下在经营中碰见了困难，产品库存积压得非常厉害。松下幸之助的助手井植向他提出了建议希望通过裁员来渡过难关。松下幸之助不同意，他说，生产产量可以减，员工一个也不能减。松下的决定得到了全体员工的拥护，一时间，松下的全体员都成了推销员，很快所有的积压全部处理完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著名的三井株式会社濒临破产的边缘。但社长仍然决定留在这艘快沉的巨轮上，社长说：“只要公司还有一个雇员在，我就决定呆在这里。”
日本商人就是靠这种义务和报恩，保持团结和稳定，并取得了巨大的财富。
与犹太商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享乐不同，日本商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工作。所以在日本企业里，人们非常敬业。
住友商社在东京总部有几千人，但是只有三台是公司的车，公司不养车。他们做事特别精细，你去日本企业车间看，工人们一丝不苟，工具材料放得井然有序，他们的管理到现在仍是全球最好的。而且经理人特别勤奋、敬业，日本企业不管大小，加班都很普遍，都是晚上9点、10点才下班。
中国很多企业家有与日本合作的经验。与美国企业合作，要求对方提供技术文件，美国工程师就拿着笔在纸上画来画去，告诉你这个就是技术文件了。日本企业就不会这样，他们认真得多。日本人给你准备好一册一册的技术文件，内容翔实、条理清楚。拿到他们的技术文件，马上就能上线开始操作。
在日本，很多企业经过了九死一生，但还好好地活着，他们的员工与公司生死与共，不像我们的很多企业，动不动就要工人下岗。
日本企业的重信用是世界知名的。
岛村芳雄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富商。
有人问他：“您在短时间内成为富商的秘诀是什么？”
岛村芳雄说：“诚信，我是从一毛钱的诚信起家的。”
日本的渔民很多，麻绳是他们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如果能够做麻绳生意，一定会很快富起来，于是岛村芳雄就决定做批发麻绳的生意。他先从一家生产麻绳的厂家进麻绳，每根麻绳的进价是五毛，照理说加上运输费、保管费、搬运费，每根麻绳卖出去的价格肯定要高于五毛钱。可是岛村却又以每根麻绳五毛钱的价格卖给了东京一带的工厂和零售商，自己不但一分钱没赚，还赔上了一大笔钱。一年以后，人们都知道有一个“做赔本买卖”的商人，这个人叫岛村芳雄，于是订货单像雪片一样飞到岛村的手中。
后来，厂方看了岛村开出的货单后，考虑到现在向岛村订货的客户很多，于是就决定让五分钱，同意以每根麻绳四毛五分钱的价格卖给岛村。
客户们看了进货单，决定每根麻绳加五分钱，以每根五毛五分钱的价格买岛村的麻绳。
由于岛村诚实，总明明白白地跟厂家和客户说自己在中间赚了多少钱，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人们都愿意和他做生意。
日本经济的快速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商人的高素质。日本商人的素质除了“专业”和“效率”以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重信用。
与日本人的耐心一样，日本人办事十分准时，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一样，任何迟到或别的不守时行为都会令他们不快。日本员工以企业为家，他们终身只为一个雇主工作。如果好机会来了，他们首先为公司庆祝，然后，再为自己庆祝。日本人所提供的材料和报告中不诚实的成分最少。不像我们很多企业家，给客户提供的材料大都是骗人的东西，没有诚信。
日本人办事非常认真。有时我们许可他们复制一个图案，他们甚至把图案上无意中留下的缺陷也复制得和原件一模一样。长远来看，他们的这一素质必然是利多弊少。无论管理出现多么不利的情况，日本人从来不会失态，表现得十分得体。日本人他们极有耐心，为一笔生意的成功，就是要等上几年他们也在所不惜。
日本人极其重视信用，讲究“言必行，行必果”，约会时绝少失约，若有意外情况，也要千方百计事先通知对方。在交往中，绝少出现对对方不信任的言行。所以在商业往来中，你如果能赢得日本人的信任，商谈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日本人性格内向，感情一般不外露，平时讲话声音一般都较低，说话含蓄，所以日本人在与对方谈话时常常不直叙其意，而是喜欢使用言语之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想法。这种表达方式称为“腹艺”，即言外之意。比如，日本人在拒绝别人的要求时，口头表达为“请让我考虑一下”，而其“腹艺”则是“婉言拒绝”。当你与日本商人谈判时，如果能够适应这种日本式的表达方式，将会大有益处。
日本人的这种独特性格，决定了我们在与他们打交道时，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正因为日本人讲究信用，所以商谈时，不要过多地猜疑对方，不然会弄得很不愉快。
《论语》与“算盘”
仅仅追寻日本传统文化与日本商业伦理之间的关系是不完整的，研究日本商人智慧还得从大中华文化圈这个视角来看问题。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被喻为“日本企业之父”，在他那本被称为“商务圣经”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他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归结为“《论语》+算盘”。
涩泽荣一通过《论语》破除了日本人耻言富贵的传统观念，为工商人士树立了追求利润的合理动机。涩泽荣一认为孔子不仅提出要富民，而且指出富民的最终目的是强国，“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根据孔子的这一思想，涩泽荣一指出，要使人民富裕，国家富足，必须走工商兴邦的道路。涩泽荣一对《论语》的全新诠释，为合理追求财富作出了解释，为日本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精神基础。
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理想。涩泽荣一对“内圣外王”进行了创造性、现代化的转化，要求工商界人士既要为儒，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又要为商，追求企业经营的最佳效果而具有工商贸之才，这就是“士魂商才”。在此基础上，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涩泽荣一用《论语》中“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作为他这一观念的证据。“士魂商才”、“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得了日本近代工商业者的广泛认同。
他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人们对孔子“义利观”最严重的误解是把“利”与“义”完全对立起来，结果是“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去受道义约束的必要”，“使得从事生产事业的实业家们的精神，几乎都变成了利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既没有仁义，也没有道德，甚至想尽可能钻法律的空子去达到赚钱的目的”。但这种利己主义会把国家送上不归路，正如《大学》所说：“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就是说，由个人的贪戾这种细微小事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国家****这类惊天动地的大事。
所以，修身养性，提高道德是不能忽视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空谈心性，鄙视实业，也是导致国弱民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他强调指出：“仅仅是空理空论的仁义，也挫伤了国家的元气，减弱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因此，他主张，“谋利和重视仁义道德只有并行不悖，才能使国家健全发展，个人也才能各行其所，发财致富。”他还以自己的经验来说明《论语》与“算盘”可以一致，并行不悖，并明确表示一定要把《论语》作为商业上的“经典”。他的工作“就是极力采取依靠仁义道德来推进生产，务必确立义利合一的信念”。
原钟纺会长伊藤淳二认为《论语》既是一本人生教科书，同时又是一本无法替代的经营谋略经典。原经团连会长土光敏夫也是一位实践了《论语》的财界伟人，他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在经营管理中锐意进取和创新，而在生活中却坚持《论语》关于“节用而爱人”的教导，生活异常俭朴。曾担任日商会长统治了日本财界相当时期的永野重雄、原石川岛播磨重工业的社长生方泰二、建设业巨头清水建设的第二代掌门人清水喜助、水泥业巨头原秩文水泥会长诸井度等等许多工商业巨子都受过涩泽荣一的言传身教，以“《论语》、算盘相济”理论为指导，从《论语》中汲取经营智慧，开创了经营管理的骄人业绩，极大地推动了明治以后日本工业的近代化、现代化。
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智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日立化成公司总经理横山亮次说：“日本人的终身就业制和年功序列制是礼的思想的体现，企业内工会是和为贵思想的体现。”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岛正树称“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住友的总理事小仓恒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建立事业的头一个条件，也即尽本分、尽责任。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家要仁爱惠众，生产出像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
丰田汽车的创始人丰田佐吉从《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到启示，将“天、地、人”作为座右铭。丰田汽车第二代创始人丰田喜一郎在“天、地、人”上加上“智、仁”。丰田现任会长丰田章一郎则在“天、地、人、智、仁”五字上又加上了“勇”。“智、仁、勇”来源于孔子的名句“好学近乎智，行力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丰田的创业者和后继者正是以儒家的人生智慧作为经营之本，将宝贵的传统文化精神财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创造了现代工商业神话，实现了基业长青。
原钟纺会长伊藤淳二在中学五年级接触《论语》，并从此热爱此书，认真钻研，指导自己一步步走上成功。他认为《论语》既是一本人生教科书，同时又是一本无法替代的经营谋略经典。1989年，伊藤在《领导者》杂志上作了如下表白：“我总是通过《论语》的启迪，找到如何行动、如何待人接物的答案……可以说我是带着《论语》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