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因为人类学包括非常广，就像我刚才讲的，它包括四个或者是五个分支，现在就说四个，五个的话就再加一个应用人类学，它包括很广，往往不是一个大学，尤其是在创办一个新的人类学系的时候可以全部照顾的。因为中国太大了，在一个地区最好是能够由几个学校分工合作。比如说在广西这个地方，广西的几个大学像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大家来看看，哪一个负责哪个部分？而且理想的是能够让学生互相跨校选课。同时有一些课程，比如我在台湾，我就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人类学的研究必须和田野调查结合。我们说田野调查是人类学者的成年礼，你没有经过一个长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你就没有成年，你就不是一个人类学家。但是这个东西需要时间，需要一种训练。我在台湾常常感觉到这种情况。我在台湾就提倡，应该大家合起来办，要做田野调查的研究。我想在中国内地也是一样，比如说北京，人类学发展最多的是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也在发展，我知道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合作比较多一点，但是我想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也想发展。那么，比如像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由于有钟敬文先生的基础，民俗学比较强，所以他们正好和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可以互补，民俗学也是人类学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应该提倡跨校和校际合作，跨校学科合作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学内容太广泛，不太可能由一个学校来完成全面性的学习，所以它比别的学科更需要一个校际间的合作。
此外，就是我觉得定期的人类学家的聚会是必要的。但是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很难实行。国外的人类学会，比如说美国人类学会，他们每次开会至少有4000人，是很庞大的。但是我们的会就不行。比如说在大陆的中国民族学会开会人数就比较少，台湾也有中国民族学会，我也当过他们的会长，都是只有几十个人来，就是说这种互相交流的机会还是很少。不晓得什么道理，中国人习惯各自为政，交流合作的机会不多。应该一方面由政府、一方面由民间共同想办法，提倡大家多一点交流。现在我们争取到了2008年在中国召开世界人类学大会，在这之前我想应该多举行一些这种定期的聚会。能够有些定期的人类学家的聚会，中国人类学才能够有发展，就像美国人类学会那样，有很多外国学者参加。我们的学科也希望将来能够这样做，因为现在华语也是世界语里的一种。我希望我们中国人类学会能够也像美国人类学会那样，有权威性的刊物，有很多人参加，至少每个大学都会有一些人参加，包括学生在里面。你去年组织的人类学高级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徐：谢谢乔先生的鼓励。我只是想推动中国人类学者之间的交流，没想到受到大家的认同和欢迎。乔先生。我们学报发表了您的那篇著名的《中国人类学的困境和前景》之后，对大陆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始终是您关注的一个问题，在香港您推动了瑶学的研究。后来您到了台湾又推动了汉人社会的研究，这些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两个范例。比如瑶学的研究，那真是使它成为国际上学术重视的一个热点。您对底边社会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我想趁这个机会请您给我们谈一下您对人类学本土化的体会，最重要的是想请您谈一下您在这个本土化研究中有什么概括？有些什么提升？有些什么升华？因为您在那篇文章中讲得非常的好，特别是对前景。我觉得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您说：“通过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洗礼，使得国际人类学得到升华。”
乔：我觉得这里面，就像我刚才强调的，要做到本土化，必须要从事田野工作，没有田野工作我们谈不到本土化。我们人类学跟别的社会科学不一样，它是建立在田野工作上的。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进化论派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被批判得很厉害，尤其是博厄斯他们这一代，他并没有说它完全不对，博厄斯是最注重田野调查的，他完全是用田野资料来驳倒它的。那么事实上，早期的进化论，经过由博厄斯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检验以后，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进化论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它已经受到了田野的洗礼。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今天要建立真正的本土化的话，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就必须做很彻底的工作，也就是做很彻底的田野调查。可惜这一点我们现在做得不够。做得不够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好像比较忙，不但是中国人类学家，就是从世界上来讲，现在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做长期的田野工作的都比较少，主要是大家都比较忙，而且有很多是世俗的要求，要求你早点拿出作品，要升职等等，所以大家都没有时间。但是这种工作必须坚持做下去，才能谈得上我们说的真正的本土化。所以我在那篇文章中就讲到，第一点，整个中国来说是一个人类学宝藏，少数民族文化少有人研究，中国民间文化少有人研究，我最近研究的乐户也没有人彻底研究过，确实我觉得是一个宝藏。我记得我在做这个乐户的研究之前，在北京大学做过一次演讲，好像叫《漫游归来近乡情怀》。我讲完以后，就有一位同事，好像是张海洋，他说山西的民间文化就像山西的煤矿一样深，我觉得他说得确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