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个初步的研究之后，我觉得我们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还是不多，它是那么丰富，又那么深厚。因为它深厚，所以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特别理解到时间或者是历史的因素。我有一篇文章讲到乐户的社会地位，它的社会地位你就没有办法用现代的理论去解释，因为现在所说的社会地位主要是根据个人的经济收入啦、教育背景啦等等。乐户收入实际上比一般农民高，它的教育不见得比较差，但是为什么他的社会地位会那么低，而且受到很多的歧视？这个原因你必须要从历史里头去找，历史是原因，所以当时我就引了费先生的话。他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是功能学派的一个主要传人，他对功能学派，特别是对涂尔干系统的一个批评，就是说他们把这个社会组织看成平面，他认为还应该把它直立起来，也就是说要了解它的历史深度。乐户正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引了费先生的话，就是说必须从历史里去找，因为早期的乐户一种角色是巫觋，所以他现在还扮演一些巫的角色，比如说抓凶。乐户虽然社会地位很低，但是他可以给有钱人的儿子当干爹，以及许多很神秘的角色。因为他过去是罪犯，至少从南北朝开始，强盗等首罪犯处死，如果牵涉到有强暴杀人的话，首从都被斩首，他们的家属则变为乐户，凡是乐户都是一个犯罪的人。到了明朝以后，政治犯的家属变成乐户，所以它是一种刑罚。整个历史的原因就造成了乐户角色的多重性，所以乐户社会地位的复杂化只能从历史上找。研究中国社会，如果完全用功能学派的观点来看的话，解释不了，因为功能学派过分地忽略历史的因素，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或者时间的向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向度。同时我研究乐户时真正地感觉到，中国文化或者我们广义地说华夏文明，是唯一的一个世界文明，能够持续几千年，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从仰韶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断掉。你到华北地区去看，就是从仰韶一直下来，从尧、舜、禹下来，这三代之前的传说人物，好像都还活着，那个地方的人，拜伏羲，拜女娲，拜后羿，这些神都还活在那个地方。我常开玩笑说，你到黄河中下游去看，最年轻的神是关公，他之前的神都还是远古传说中的。你去看一下希腊、埃及的神老早就死掉了，都在博物馆里头，没有人再崇拜他了。希腊神话里那么多神都已经死掉了。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真的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话，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悠久的传统的延续，这个存在对整个人类有怎样的一种作用，为什么中国传统能够这样存在下去？为什么其他的传统不能延续下去？比如说张光直先生在过世前的一些研究里，他比较殷商文化和玛雅文化，他觉得很像，但为什么殷商文化可以一直延续下来？玛雅文化发达得很，但是到了差不多12世纪的时候就没有了。没有了并不是被哥伦布他们带来的西方文化消灭掉，哥伦布来之前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不是外来的力量把它消灭掉的。比如希腊、罗马的文化不是被基督教文明消灭掉了，或者说不是被阿拉伯的文明消灭掉了，它本身在后者出现之前就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文化又可以传下去呢？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人类文化至少在这个地方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至少四五千年了，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这些资料，以乐户为例，在文献上的资料是非常缺乏的，必须要自己详细地实地去找，只要深入现在还可以找到，再过几年就完全丢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必须做很彻底的田野工作，在做田野工作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就会发现历史的深度。
徐：乔先生您写了一本书《漂泊中的永恒》。那么从您刚刚讲的，无论是学科建设也好，或是讲人类学的理论也好，都非常强调田野调查。做田野是人类学者的基本功，也是他的成年礼。所以我觉得。可不可以把您这个书名反过来称“永恒的漂泊”？
乔：“漂泊中的永恒”跟“永恒的漂泊”不是同一个意义，因为“漂泊中的永恒”我是指瑶族。我现在发现不但是人类，动物也是这样，它有一些永恒的东西，比如有鲑鱼，它在出生后不久就走了，当它生命结束的时候又回到出生的地方产卵，这是生物的一种常态，就像瑶人虽然他漂泊到别的地方，死后他还是要把自己的灵魂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徐：借用这样一个词，好比讲你做田野。现在因为有很多的人在学人类学，他们不习惯于去流动，到田野去会比较辛苦。要跋山涉水，到下面去，吃的住的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我们就是把田野象征为一种漂泊，但是你做人类学的就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乔：当然，人类学不可能要做永恒的漂泊，但是一定程度的漂泊是必须的。我始终都相信王国维讲的学问的三个境界，第一就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所以你必须多看，对人类学者来讲，要多看几种文化，回头才能更看清自己的文化。如果别的文化你都没去过，便不太容易客观，所以这第一个境界你必须要做到。这个漂泊的意思，我想在这里解释一下，就是比如你这辈子没有漂泊的命，你也不需要漂泊，但是为了人类学的训练，你应该暂时漂泊一下，当然永恒的漂泊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看现在所谓的后现代大师萨依德，他的一本自传叫做《OutofPlace》，中国人把它翻成《相关何处》。可以说漂泊就是后现代人的特征，这个对人类学家也很有用，因为漂泊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往往会有新的认识。
徐：现代社会，人住的地方都是一个公寓式的房子。公寓式就是比较稳定，有些人不太想动了，很安逸了。但是你作为一个人类学者真的不能太安逸，不能太安分了，你必须不断地到田野去，别说异文化，你就是研究本文化，你也要迈出双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是漂泊的。而且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可能一辈子都要这样。根据你年纪大小，当然你可以做多做少。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借用您这个“漂泊中的永恒”把它反过来，可以强调田野的重要性。
乔：像费孝通先生他到了晚年，都在走，他一辈子都在走，他后来虽然因为身体的关系，到了一个地方他不太能够东奔西跑到乡下去，但是他还是去听人们谈谈当地的情况。
徐：对，年年都下去。所以像您一样也是到处跑。
乔：对，我现在还能跑得动。
徐：是呀，所以他们说乔先生真是不辞辛苦，哪里有活动，哪里有事，就是转几趟车，您都下去，都得去看看。所以我觉得，做田野真是一个人类学者的成年礼，这也是人类学家的一个看家本领。
乔：确实是一个成年礼。不经过这个洗礼，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人类学，只是关在家里头做一些文献的研究工作，过去的人类学者就不接受。但是现在开始，慢慢接受了，过去要求必须一到两年在一个地方做田野调查。这一个部分是相当长的。
徐：乔先生，您1994年给我们的文章《中国人类学的困境和前景》是我们人类学界的骄傲，1994年底给我们，1995年第一期发表，使我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能够迅速地进入到人类学的前沿。从此以后我们就能够在这方面一直得到您的关怀。召开的一些学术讨论会您都到会参加，大力支持。最近我们学报获得了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所以我想请乔先生谈一谈您对我们学报今后的发展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乔：我觉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在最近十几年来，确实是在中国人类学界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把比较重要的文章发表出来了，另外一方面把一些人类学家团结在一起了。我希望这个作用能够继续发挥下去。最近你们的学报已经得到了政府权威的期刊奖，我很高兴，这是—个很大的鼓励，希望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成为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刊物。
徐：谢谢乔先生的鼓励，我想有机会的话请您光临我们学报指导。我一直在找机会，希望真的能有这个荣幸。同时，我也要祝贺您获得台湾教育界的最高奖励——讲座教授。可不可以谈谈这个奖励对您的意义？
乔：获得这一个奖对我而言是很大的鼓励，实质上也带给我很多协助。这个奖项让我有更充裕的经费与时间来从事与规划一些想做的研究。我可以说是一个很标准的人类学家，对异文化的研究始终是我的方向，但后来我认为也该回过头来研究自己的文化，于是就回到了我的家乡山西，经过当时山西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的告知，知道当地遗留了一个特殊的族群也就是乐户。因此在1994年与他及另一位山西学者一起到当地访查，找到150几户的居民，发现了很多以前史书上从未记载的数据。
经过这个研究之后，我又兴起研究底边阶级与社会的念头，例如剃头匠、杂技、说唱艺人等，因此获得这个奖后，我计划锁定台湾几个行业群进行研究，其中一个就是高雄县内门乡的“总铺师”（专门办理外烩餐饮的行业）。这是我第一次研究台湾的民间社会，发现台湾民间真的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文化。虽然比不上大陆的古老，但保存得很好，不像大陆遭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
另一个是阵头文化，我还有学生正在研究台北的公娼，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行业，台湾一直到几年前才废掉，这个行业在中国已经维持了几千年，是真正的底层也是边缘的阶级。正好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费来实现这些研究，因此我感到相当的高兴。
徐：为了庆祝您得到“讲座教授”的荣誉。同时也为了庆祝您荣退及七十岁生日，东华大学准备在明年三月召开一个研讨会，主题是“族群与社会”，我已收到邀请函，届时一定会出席。
乔：谢谢！这是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现任所长吴天泰教授的一番好意。她和别的几位同事正在积极筹备。到时候能和多位老朋友团聚一次，也是一件美事。
【录音整理：黄招扬朱志燕】
【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