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个相当商业化的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讲，人类学都是一个冷门，大学不愿意投资，所以要让社会认识它，让社会认识以后，你才能走下去。所以我在1978年的时候，就和一些当地的学者，主要是西方的人类学家，办了一个香港人类学会。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对我们人类学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香港电视台最大的一个无线电视，他们有一个连续剧，好像是叫《香港82》，它是每年有一集，每一集是一小时，讲一个故事，《香港82》就是1982年的香港出现一些什么。有一集里头，讲一家发生的事情，那一家的一个男孩，他考上了大学。他的哥哥是一个比较实际、势利的人，他哥哥问他你考了哪个大学，他说我考了香港中文大学，哪个系呀，考上人类学系，哥哥便说：“你怎么去考什么人类学系，那是专门研究猴子的系！”他弟弟的话更让人生气，他说你看我这个成绩能进到别的系吗？所以我们学生就向他们抗议。香港无线电视台向我们道歉。但是这件事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所以就请我们人类学系的老师去上节目向他们解释什么是人类学系。可见当时人类学系还是很冷门的一个系，直到现在人类学系在香港也不是一个热门的系。不过成立这个系可以说，就整个中国来讲，除了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以外，我们还是第一家。我们是1980年成立的，中山大学是1981年成立的，厦门大学是1982年成立人类学系的。
人类学系成立后，我们必须找地方给学生实习，那时我还是坚持这个观念，要找一个异文化。香港周围最近的就是瑶族，所以我们就选定了瑶族，就是连南的排瑶。我自己也开始做瑶族的研究。在1986年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人类学的瑶族研究会，也成立了国际瑶族协会。那个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国际会议。我们得到广东的支持，同时国家民委也给了一些支持。当时费孝通先生也来参加了，但他只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会。我们的会从香港开到广州，然后从广州，我记得当时是6部车，浩浩荡荡，警车开路，一直开到连南去，所以这个声势是很大的，一下子把瑶族研究给炒热起来了。从那时起，我们每隔一年举行一次国际瑶族会议，中间还做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开始那一段就弄得很热闹了。到了1990年，那是第三届，我们在法国图鲁兹开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必须做一个决定，因为我发现瑶族的研究，过去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有很多文献，如果我要继续做下去，我必须放弃其他东西，集中专门研究瑶族，当然要学习瑶语了。但是这时我就开始想，我过去都是在研究所谓异文化，到晚年了，我觉得应该开始研究一下自己的文化。所以到差不多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瑶族的研究。我还去过一次西藏，对藏族做了一些研究，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去过不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就开始逐渐结束了对异文化的研究，退出了瑶族学会，开始把我的精力放回汉人社区，到了晚年，我想研究一下我自己的社会。
正好这时候，山西一位老先生，就是原来山西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刘贯文先生，经过香港，来看我，他跟我提到关于山西的乐户。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所以在1993年特地跟他去了一次，到山西晋东地区看了一下，确实是很有意思，从1994年开始研究山西的乐户。我还邀请了另一位李天生先生，我们三个人一起做。到1997年三年弄完，这个书已经出来了，这本书好像是2001年出来，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那本2003年才出来。这两本书出来以后，我就开始对乐户所代表的那个社会作进一步的研究。我觉得，那个社会与我们所接触到的一般的社会不一样。我把他们叫做底边阶级，因为他们是最底层的，也是边缘的。他们自认为是下九流，上九流最低的一层就是农民，农民是上九流最低的，下九流中最底的是“七优、八娼、九吹手”，吹鼓手是下九流中最低的。我做完乐户以后，就想做整个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的。我觉得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社会组织都是与主流社会不一样的，唯一具体能够表现它的是《水浒传》里的描写，他们特别讲义气。所以我说我是研究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的。
我第二个计划，是从1999年开始做的，已经做完了。它包括以下几种：首先是山西的乐户，但是跟乐户共存的另一种社会阶级，比乐户地位高一点，叫做红衣行，他们不是贱民，山西也有。另外就是剃头匠，在山西的长子县那个地方专门出剃头匠。然后还有就是河北吴桥的杂技，北京天桥的说唱艺人，这些都做了。没有到南方，因为钱不够。台湾的国科会给钱太少，而且限制在大陆，每年只能有15万新台币。蒋经国基金会那一次钱是300万新台币，那时候台币很值钱，就等于是100万人民币。这次钱只有60万新台币，那怎么够呢？不够。现在做是做完了，报告也交了，但是我觉得离出版还有一段距离。现在正在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个研究再做一做，而且我觉得这个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它还没有人弄过。虽然说现在有些人在研究边缘社会，但我这个绝对不是边缘社会，我想就叫底边阶级、底边社会。有一些文章出来，总的田野报告交给国科会了。田野报告还没到能够出版的程度，所以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这个计划对国科会是交代完了，但是我自己想找一点时间把它写出来。这学期我在东华大学新开了一门课，这门课也是关于中国的，叫做《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我就想把我这几年来对中国社会所做的一些研究总结一下，这里头最近的研究就是底边阶级的研究。
我到香港以后，除了做少数民族研究以外，也做汉族的研究。当时我到香港的时候，正好碰到“文化大革命”。1973年，林彪已经死了。林彪死了以后，中国内地出了很多批林批孔的文章，就是揭露林彪的黑材料，黑材料就是讲林彪怎么用阴谋诡计。我就发现这个，确实是一批很有意思的材料。接下来的，批林批孔完了以后，“四人帮”垮了。“四人帮”垮了以后，又批“四人帮”，又有黑材料。这些资料我收集了很多。这里我做了一些研究，第一个研究是关于样板戏，只有一篇文章写了出来，书没有写出来。接着就是“中国人的计策行为”，比如三十六计，这个原本想写一本书，也没有写完，但是最后文章写了不少，有十几篇，都发表了，有一大半是英文，那时候还是写英文比较多。还有我也做过有关中国人的关系的研究，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1980年在台湾发表的。这个问题，那时候还没有人注意，还有很多人说这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但是现在已经成了热门了。从1975年开始，先研究样板戏，接着是计策行为，断断续续地一直研究了十几年，没有做过实地调查，但是那时候访问过不少从内地去到香港的干部，所以，可以说是有一些田野资料。
我现在教的这一门课，叫做《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我希望将来写本书把它总结一下。我想这里比较强调的几点：第一点是需要有一个理论。第二点就是要根据田野的资料，不像过去主要是文献的资料。第三点就是本土性的，有很多观念是从我们自己对中国人的理解得出来的，不是模仿抄袭外国人的。所以我希望能够综合我这几年来对计策行为啦、关系啦，然后从1994年开始的对汉族的一些田野调查，乐户啦、底边阶级啦，用这些调查的一些资料，希望能够写一本书，就用我现在开的这门课的名字——《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
总的来说，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1年，这是第一个阶段，主要做高山族的研究。1961年去了美国，最先是念书，后来做印第安人的研究。然后1973年到了香港以后，研究香港的民间风俗、中国的少数民族，这是第二阶段；差不多从90年代开始，我回归到汉族社会。三个阶段大概就是这样。
徐：您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将近50年了。当然如果从1954年算起，2004年就是50年，如果从1955年算起，2005年就是50年，到时候我们要给您开一个讨论会。但是现在，乔先生您也感觉到，人类学在中国的新的崛起这个大背景下，我觉得现在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在和人类学互动。发生跨学科的交流。在这里，有很多人都对人类学开始感兴趣，本来没学过人类学的人现在对人类学感兴趣了，其他学科的人都在学人类学，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应该相当于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您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当中有些什么好的体验和经验？
乔：你讲到了这个互动的问题。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sordGeertz）在他的《Localknowledge》，即《地方知识》那本书里就有一篇文章叫《文类的混淆》，他就提到了学科相互之间的新界线，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清楚了，以前人类学就是人类学，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文学就是文学，哲学就是哲学，现在这个界线没有了，这是整个学术界的新的现象。第二点就是在过去，人类学主要模仿的对象是自然科学，像早期的人类学所举的例子都是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来的，人类学受生物学的影响也特别深。但是新的一种情况，是在接近人文学科，如文学、哲学这些东西，所以说人类学本身就在变，它受到外界一些学科的影响。当然外界的学科也受到人类学的影响，比如早期跟人类学最接近的，第一是社会学，然后是心理学。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历史学这些人文科学它们受人类学的影响很多，人类学受它们的影响也很多。比如说现在文化的研究本来是人类学的东西，但是在文学方面也兴起了一个新的学科就是文化研究，透过文化研究，人类学就在文学、哲学方面对它们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因为人类学研究的是关于人类最基本的一些问题，所有人类社会上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比如说什么叫婚姻，什么叫家庭，什么叫氏族，都是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构成单位，这些都是由人类学来界定，所以人类学本来是整个社会科学，现在包括人文科学中的一些基本观念的最早也是最清楚的界定者。所以说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里头最基础的一门学科，就像你说的，它等于是自然科学里的数学。
徐：现在大家对人类学感兴趣。在学习人类学。在学习人类学理论的问题上。乔先生您有什么好的体会、好的建议。我们现在在学习人类学的人要注意什么问题？
乔：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学者把理论的观念好像看得太神秘了一点，好像是万能钥匙。但是理论只是对一些事实的解释，所以我想，我们在学习人类学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把事实弄清楚，就是要做田野。现在建设中国人类学最要紧的还是一个彻底的、长期的、详细的田野工作，这是最要紧的。没有田野工作，没有充分的田野工作，理论是没有用的，而且理论必须受到田野资料的检验。理论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西方的东西，理论本身一定受到它所发生的社会文化的影响，所以它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它有很深的文化背景，现在所谓的理论都有很深的西方文化背景。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了解这些西方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最要紧的是怎么样用中国的实际资料、田野资料来检验这些理论是不是对的。人类学经过100多年的进展，是一个基础科学，就像很多其他的科学，它的进展是累积型的。现在有很多人，喜欢搞什么后现代，后现代的东西一定是建立在现代上，现代的一定是建立在古典上，你对古典的、现代的不懂，而你要讨论什么后现代，那完全是空中楼阁，而且会误己误人，因为你完全没有基础。所以我们现在，要搞人类学的理论，必须从头搞起，就是从古典到现代到后现代的理论全部吃透，因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你不懂前面的，就完全没有办法了解后面的东西。所以我说，要弄理论一定要从头做起，同时必须要与中国的现实，说得具体点就是要和田野资料结合在一起，这些理论才能够发生作用，千万不要搞空的理论，这是很重要的。
徐：乔先生，您先后创建过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又创建过东华大学的族群文化与族群关系研究所，后来又创建了台湾第一所原住民民族学院，在学科建设上，您一定有很多很好的体验吧？我觉得现在大陆的人类学学科建设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时期。您刚才讲了，中山大学一个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一个人类学系，但是现在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系又取消了，变成只有一个研究所。现在云南大学有一个人类学系，据我现在了解来讲，中央民族大学也在积极地想筹办一个人类学系。清华大学他们现在还没有成立，但是人类学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学科在那里了。据我了解。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都有这种想法，有的甚至已经在物色人类学者，就好像20世纪7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到美国找您来创办人类学系一样，有些大学正在物色人类学的博士。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研究所，已改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总之我觉得已经开始进入这个重要时期。那么您创建过一个人类学系，创建过研究所。又创建过一个民族学院，对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有经验。您能不能谈一下对我们大陆现在的人类学学科建设有什么评论。有什么好的建议？
乔：我想我们自己还是认为自己属于第三世界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事实上，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我希望它很快能够结束发展中国家这个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学科的建设最要紧的就是不要过急，因为当初我在香港创办人类学系的时候，每个人都问学生的出路怎么办，都要问这个。我说我当初作为整个学年唯一的一个学生，也没有人质问我的出路怎么办。因为人类学系是一门基本学科，一门基本学科是每一所大学、像样的大学都必须有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没有一个学校能没有数学系的，数学本身是基础学科，它不可能一出来马上就能找到工作，但是它是别的学科的基础，在任何一个有规模的大学、综合性的大学，都应该有。所以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纠正这种政府、社会对一门新的学科的态度，就是说不要用一种功利的眼光来看待一门基础学科，它不像工商管理这些学科，它不是一个实用的、立刻就可以用的学科，这是第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