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国在生物遗传学领域中，有多项成就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面对这些成就，我们自然不能忘记毛泽东曾经对这一学科所给予过的巨大关怀和支持。
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一场争论发生在生物遗传学领域。争论的一方是苏联的李森科派，这一派大谈生物体不存在特殊遗传物质和外因引起生物遗传性状的变异是可以遗传的。争论的另一派是西方的摩尔根学派。这一派与李森科派的观点相反，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分析细胞特别是染色体的内涵物质，找出脱氧核糖核酸（即DNA）。
为解决两派的争论，苏联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1948年全苏农科院大会作出决议，宣布摩尔根遗传基因理论是“反动唯心主义的”遗传学说，米丘林主义与摩尔根主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世界观在生物学中的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据此，苏联关闭了细胞遗传学等有关实验室，一批“摩尔根主义者”遭到开除或逮捕。
建国之初，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李森科的那套理论在中国广泛流行，而摩尔根学派则受到冷落、压抑、排斥、打击。作为中国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谈家桢，自然受到了非同一般的压力和冲击。1950年，前苏联遗传所的副所长努日金教授来华讲学，就指名道姓地要与谈家桢“讨论”，要谈家桢从“反动的遗传学圈子里跳出来”。1952年，有人著文《为坚持生物学中的米丘林方向而斗争》，公开批判“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摩尔根遗传学。在各方围攻之下，谈家桢一时势单力孤，难以支撑。
正当谈家桢和中国的摩尔根学派遭到排挤，困难重重时，毛泽东，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亲自出面为他们解围了。毛泽东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到，摩尔根的遗传学说是科学，而不是什么“唯心主义”。
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1956年8月10日，中宣部、中科院、高教部共同主持召开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会议历时15天，是一次为摩尔根学派“脱帽子”的会议。会议期间，谈家桢满心喜悦，以致举杯痛饮，酩酊大醉。谈老后来回忆说：“青岛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第一次对摩尔根学说有了科学的态度。正是通过这次会议，我才卸掉了包袱，对搞遗传学重新有了信心。”这个历史性的转折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取得的。从此毛泽东对谈家桢及其遗传学有了更多的关注。
青岛会议以后，毛泽东先后四次接见谈家桢，另外还有几次向谈家桢表示问候和关怀，勉励他把遗传学搞上去。
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南海第一次接见谈家桢，鼓励他说：“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又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搞嘛，可不要怕！”这些话，说得谈家桢豁然开朗，信心倍增，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把教学和科研工作做得更好。
回到上海复旦大学后，谈家桢针对我国教育上全盘照搬苏联的弊端，提出了“优化院系”，“改变苏联模式”“教、学、研相结合”这三条意见，以促进教育改革。可是，一夜之间，反右运动开始了。谈因提出这些意见被划为“内定右派”，“罪证”就是，那些意见属“反苏言论”。
当谈家桢感到这一次“在劫难逃”时，毛泽东的一次突然会见把他解救了出来。1957年盛夏，毛泽东到了上海，在中苏友好大厦接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通知谈家桢参加。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亲切地说：“老朋友啦，谈先生！”接着又风趣地说：“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这一次接见，出乎谈家桢的意料，不但使得他的“内定右派”的问题烟消云散，也使他能够继续在课堂上讲授他的课程。
反右过去以后，谈家桢虽然还能站在讲台上讲他的课，但要听许多风言风语。一些人说，让谈家桢开摩尔根的课只是出于统战的需要，其实还是不开的好。谈家桢听后，很生气，也很担心，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认识，中国遗传学研究要何年何月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想找一个机会把心中的担心和委屈对主席一吐为快。
1958年1月，毛泽东再一次找谈家桢谈话，参加会见的还有周谷城和赵超构。毛泽东关切地问谈家桢：“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谈家桢直言相告：“‘双百方针’提出后，成立了教研室，本人也可以开课讲授了，但是有人把这些看成是‘统战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在思想上并没有尊重摩尔根遗传学派，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仍阻力重重……”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毛泽东对谈家桢反映的问题很重视，不久，他就此问题向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作了明确指示。
1959年，国庆10周年期间，毛泽东来到上海，第四次接见谈家桢。在场的还有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刘述周等上海市党政文教主要领导。
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着问谈家桢：“你对搞遗传学还有什么顾虑吧？”
谈家桢答道：“没有什么顾虑了。”“我们遵照‘双百方针’，两个学派的课程同时开。”
毛泽东说：“好嘛，我支持你！”
刘述周接着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大搞特搞起来”。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这样才好啊，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
由于毛泽东的公开表态，在上海党政领导的支持下，在谈家桢等遗传学工作者的刻苦努力下，上海的遗传学研究很快得到了发展。
毛泽东先后四次接见谈家桢，每一次都鼓励他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这对于帮助谈家桢克服“左”的干扰，摆脱困难的处境，起了极大的支持作用，对于促使谈家桢一心从事遗传学研究，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毛泽东的这些鼓励和支持对于谈家桢，和我国遗传学的发展，都是十分宝贵的。
解放初期，我国的生物遗传学研究刚刚起步，还非常的稚嫩和薄弱，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这一学科夭折在摇篮之中。毛泽东在日理万机之余始终没有停止对遗传学研究的关注和支持，从而使如履薄冰的我国生物遗传学研究，得以保留和发展。这说明了毛泽东对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和深远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