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文化宝库。毛泽东非常重视对我国古典文化的批判、继承、利用和发展。在这方面，他提出了“古为今用”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研究历史也好，搞学术也好，不能为历史而历史，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要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为现实服务，要“古为今用”，否则就是钻故纸堆，毫无价值。
要“古为今用”，我们就要学会区分古代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要结合时代的要求用其“精华”，弃其“糟粕”。“精华”是指古代文化中带有人民性和民主性，对社会的发展能起推动作用的部分；“糟粕”是反映统治阶级腐朽落后思想，败坏社会风气，禁锢人们头脑，麻醉人民意志，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精华”，随着时代的进步，会愈益显示出它的光辉，而“糟粕”则最终会为人民唾弃，并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历史文化与现实有密切的联系。历史文化中的许多内容都可以用作现实生活的借鉴。毛泽东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功底，同时，对现实又有深刻的了解。因此，他的“古为今用”是信手拈来，恰到好处，成效显著。
1959年，毛泽东安排编一本书，叫做《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是在中国遭受内外压力，十分困难的形势下，决定编写的。当时，中苏关系走向僵化和分裂，帝国主义的反华气焰也日见其凶，中印边界摩擦不断，西藏发生叛乱，国内由于“大跃进”，经济也变得困难。严峻的形势使毛泽东感到要唤起全国人民不怕“鬼”的精神，同“帝、修、反”作斗争，同一切困难作斗争。毛泽东把“帝、修、反”及一切困难都叫做“鬼”，于是便决心编这样一本书。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安排由作家何其芳具体负责组织编写《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何其芳多次向毛泽东汇报编写的情况，毛泽东对其中的每个问题都抓得很细。到1959年夏天，这本书基本上编成了，但还有待于定稿。
该书的故事主要选自从晋到唐到明清的各种志怪、志异的人鬼作品。如晋人作的《列异传》、唐朝戴孚的《广异记》、宋朝张师正的《括异志》、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等。这些故事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余字，短小精悍，形象生动，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勇敢机智与鬼作斗争并最后取胜的故事。
书基本编好以后，毛泽东要何其芳为该书写一篇序言，说明编写的目的。毛泽东在何其芳起草的序言修改稿中，以何的口吻增加了这样一大段：“这本书从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196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他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毛泽东还加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经过周密、细致的编写修改，《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倾注了毛泽东的精力，凝结了他“不怕鬼”、“打鬼”的思想，对于鼓舞全国人民顶住国际上的压力，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同样是讲鬼神，从不同的角度去讲，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果从唯心主义的角度去讲，宣扬鬼神的存在，如何厉害，要求人们信奉敬畏鬼神，就是迷信，要抛弃和反对。反之，如果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去谈鬼论仙，赋予鬼神以某种象征意义，号召人们打倒害人的“鬼怪”，即打倒世上的黑暗、腐朽、罪恶的势力，这就是革命的、积极的、进步的了。所以那些不怕“鬼”的故事，正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写的讽喻性寓言故事，目的是给人们以启发和教育，因此，它们也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珍品。它们散落在各个朝代的众多典籍中，《不怕鬼的故事》一书把它们选出编辑一起，自然是对我国古代文化整理中的一个贡献。
对于我国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我们可以大胆地利用。只要能够满足今天的需要，只要用得正当，就可以用。不只可以用来为政治服务，也可以用来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但是一定要告诉人们哪些是“精华”，可以借鉴吸收，哪些是“糟粕”，要批判扬弃；要提高人们对古代文化的辨别鉴赏能力。像戏说康熙、乾隆等等之类的古装戏可以演，但一定要注意发掘其中的积极因素，而不能宣扬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如果人家看了这种戏后，“膝盖骨发痒，恨不得找个人来拜拜”，那就是违背了“古为今用”的原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