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正式拉开序幕，即将向文艺界扩展。就在这个时候，《解放日报》文艺版上发表了两篇争议性很大的杂文。一篇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一篇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两篇文章都把讽刺的矛头指向当时延安一些不大好的现象。但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丁玲由于毛泽东的保护，被定为“同志”，而王实味则被定为“托派”。后来经复查，王实味的案子是定错了，1992年，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三八节有感》写于1942年3月7日晚，不言而喻，是为了纪念“三八”节而作的。此前不久发生的两桩离婚案触发了丁玲为妇女鸣不平的情绪。文章批评一些男同志，地位提高以后，丢掉原来的“土包子”，另娶年轻漂亮老婆的现象。还讽刺延安一些女同志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节假日举行的舞会上洋洋得意的形态。因此得罪了一大批人。文章发表之后，立即毁誉四起。
毛泽东敏感地注意到丁玲这篇文章在思想意识和政治立场上有问题。他认为边区的主流是好的，是进步的，革命的，虽然还存在着某些缺点，但那是支流，是次要的。文艺家应该多“歌颂光明”，鼓励人民的斗志，提高边区的形象，使全国人民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心，而不是相反，抓住边区细枝末节的缺点作夸大的暴露，给边区和党的形象抹黑，离散人们的斗志，甚至为敌所用，作为反共的工具。因此他对边区文艺界一部分人不“歌颂光明”只“暴露黑暗”的现象极为不满，认为这是文艺界思想不纯的表现，是和党的政治路线严重偏离的表现。
毛泽东认为丁玲这篇文章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的世界观还没有无产阶级化，还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夸大其词，抒发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体验和情绪。但是，他认为作者的本意是善良的，是为了帮助同志改正错误，但由于立场不对，产生了与本意相反的后果。
毛泽东决心批评、挽救丁玲。
在1942年4月初的高级干部会上，丁玲受到了第一次批评。首先开炮的是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接着发言的是贺龙，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贺龙对《三八节有感》意见很大。在会的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他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泽东的这个结论使丁玲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毛泽东虽然把丁玲划为“同志”之内，但并没有放过丁玲的错误。会后，毛泽东找丁玲谈话，对她进行批评教育。
在谈话时，丁玲明确表示，她对《三八节有感》在党内引起那么大的批评风潮感到不理解。她问毛泽东：“为什么你在文章里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文章批评，人家就不高兴呢？”
毛泽东对丁玲的态度很生气。他很动火，也很动感情地对丁玲说：“共产党是喜欢、愿意听批评的，如果我们不听批评的话，我们这个党就完了！我也批评嘛，你批评没有什么不好的，可以批评的，但要看对什么。我们批评共产党人是自我批评，是我们自己人的批评……应该与人为善嘛，与人为善就应该充分估计人家好的地方。”
“批评同志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人家有优点，要肯定嘛。缺点，有几分就说几分，要恳切，不要刻薄。”
“你要进行批评，先得肯定人家的好处，说他怎样艰苦，怎样打胜仗，怎样有功劳；说我们这个党是了不起的，是伟大的，光荣的。然后再说我们还有一点缺点，还有封建残余。一些男同志对女同志的看法还不一样。你开门见山就说女同志受压迫，受歧视，人家就受不了啦。”
毛泽东推心置腹的一席话，让丁玲既感动，又觉得开朗。她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意见。毛泽东对丁玲的表态，也很高兴。
在随后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决心保丁玲过关。为了使丁玲避免受到冲击，他提醒丁玲去拜访对《三八节有感》不满情绪最大的贺龙和康生。
丁玲第二天就去拜访了贺龙。贺龙很热情，很坦率，两人很快消除了误会，并且加深了友谊。但是丁玲却有意无意地冷落了一个不该忽略的特殊人物——康生。直到几十年后，丁玲才明白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她回忆说：当时毛泽东跟我讲，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你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我说我同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要到他那里去干什么？现在我了解他跟我讲话的那个道理啦！康生在背后整我。
在毛泽东的批评教育下，丁玲消除了“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王国”，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新生。以后丁玲深入工农兵群众，创作出一大批反映陕北新人、新事、新天地的优秀作品，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面光辉旗帜。1949年，丁玲创作出我国第一部反映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毛泽东得知后，连声赞扬：“丁玲是好同志。”他为丁玲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高兴和庆祝。
毛泽东和丁玲既是同志又是朋友。丁玲犯了错误时，毛泽东耐心地批评和教育，诚恳地帮助她改正错误。当丁玲改正了错误，转变了世界观，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新的成就时，毛泽东又真诚地为她感到高兴，并热情地加以鼓励。这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深沉的、宽厚的、无私的爱和殷切的期望。正是在这种情感的感召下，广大文艺工作者遵照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教导，转变世界观，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生活，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群众革命风貌，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为解放区和新中国的文艺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