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紧密结合起来，认为支援其他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支援我们自己，是和本国本民族的利益一致的。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曾经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曾得到各国人民不同方式的无私援助，所以，我们革命胜利后，也应该向那些正在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国家和人民伸出援助之手。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庄严宣布：“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
二战后，随着帝国主义力量的削弱，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的增强，在战争中经过锻炼的，觉悟得到提高的亚非拉美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迅速高涨，帝国主义旧有的殖民体系迅速崩溃，出现了一系列新独立的民族国家。
阿尔及利亚人民也于1954年11月1日举起了武装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1956年5月底，阿拉伯联盟总秘书处照会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周恩来总理迅速作出反应，在同年6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人民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1958年9月19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同年9月22日，中国政府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
1958年4月，阿尔及利亚人民武装斗争的领导组织民族解放阵线派代表团访问北京。周恩来对代表团说，中国愿意为他们提供军事援助，并且表示，这些援助可以通过第三国的方式来提供，以免给西方国家造成借口，增加阿尔及利亚人民斗争的困难。中国的积极支援，对于阿尔及利亚最后打败法国殖民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1962年3月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中国立即提供经济援助，以帮助它恢复和发展民族经济。1964年10月，在阿尔及利亚抗法武装起义10周年前夕，毛泽东致信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热情地表示祝贺。信中指出：“我一直注视着伟大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我们对你们的革命斗争尽我们可能给予支持，但终究是有限的”。“我们支持你们，你们支持我们。”
中国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支持是真诚的，无条件的。在外交上，决不拿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作交易。就在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反法斗争的时候，法国戴高乐政府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法国作为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大国首先同中国建交，对于打破美国导演的对中国的封锁局面是有利的，于是，中国政府对法国的愿望表示欢迎。1961年，法国参议员密特朗访问中国。密特朗表示，中法建交的事情必须等到阿尔及利亚的问题解决之后才能正式完成。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坚定地回答，中法建交的问题上，中国可以等待，但是，中国仍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直到胜利。陈毅的回答鲜明地表现出：所有一切都不能妨碍中国坚持国际主义义务，支持反帝反殖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一贯立场。
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是无私的，慷慨的，尽力而为的。1957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访问亚欧11国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正在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这表示了我们帮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真诚愿望”。1963年8月5日，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会谈。舍马克对中国给索马里8000万瑞士法郎的援助表示感谢时，周恩来说：“不要感谢，这是我们的义务。”
第三世界国家需要中国的援助，中国也需要第三世界朋友的支持。新中国建立之后，就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到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又多了苏联这个敌手。但是毛泽东不屈服。他说：“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止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出击。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中，中国需要朋友的支持，交不了“不仁义的阔朋友”，就多到第三世界去交“穷朋友”。这些“穷朋友”在关键时刻也很起作用。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就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第三世界朋友联合斗争的结果。
当今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我国外交的立足点。中国需要第三世界的支持，第三世界欢迎中国，中国应当团结联合第三世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