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其管理决策的活动过程中，非常重视原则性、严肃性，同时也特别重视策略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因时而异、因地制宜，这使毛泽东的决策更具有艺术特色。重庆谈判，就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决策中的这一特色。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在饱尝了多年的战乱之苦后，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独立、和平、民主、团结、富强的新中国，休养生息。然而，蒋介石却企图趁机抢占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统治。
蒋介石虽然蓄意挑起内战，但慑于国内外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也为了争取时间把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调到内战前线，于是大打“和谈”的幌子，玩弄其假和平的诡计。从1945年8月14日至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蒋介石的阴谋可谓是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当时延安反对毛泽东去重庆的大有人在。原因是，当时的重庆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而蒋介石本人又是一个极不守信的人，谁也忘不了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这种想法不无道理。但毛泽东认为，目前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搏斗时期，如果他自己不去重庆，蒋介石政府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讲团结，这对刚从日本铁蹄下解放出来而渴望和平的人们是有影响的。如果念一己的安危不去谈判，就会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使我们在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如果不念个人安危，深入虎穴，就可揭穿蒋介石的阴谋；若谈判能够取得进展，就能避免战争，避免不必要的灾难，也能顺遂全国人民及我党一贯的和平主张，掌握以后局势的主动权，使形势朝着对人民有利的方向发展。
为揭穿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毛泽东毅然决定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胆量气魄和大无畏的精神，更显示了他在革命紧要关头决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针锋相对是原则性，也是灵活性。毛泽东讲，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谈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
在谈判中，毛泽东向国民党提出了八项原则性的意见：（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受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需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中国要和平，第二中国要民主”的基本原则，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开始了艰难的谈判。双方争执最为激烈的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
为了打破僵局，促成国共和谈达成协议，毛泽东在谈判中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他根据谈判的进展和事态的发展，随时调整策略。为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和谈诚意，毛泽东在坚持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做了必要的让步，同意将军队整编为24个师或20个师。在坚决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决定退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的八个解放区，并将军队撤到长江以北。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的这一灵活举措，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诬蔑，揭穿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赢得了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赞同和支持。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还会见了各民主党派代表，同时还与国民党各种人士接触，其中包括跟顽固派头目陈立夫、戴季陶打交道。对于这一作法，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感到费解。毛泽东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是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是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毛泽东同陈立夫、戴季陶等人的接触，为后人树立了如何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策略性统一起来的典范。
国共双方在重庆开展的这场谈判斗争，始终是与双方在战场上的斗争交织进行的。毫无和谈诚意的蒋介石在谈判期间，调动80余万军队，进攻解放区，挑动内战。对此无理行为，毛泽东毫不动摇地坚持了自卫的原则。他指示我方部队：“要打，狠狠地打。”毛泽东称其为“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经过谈判桌和战场上的反复较量，国共双方斗智斗勇，最后蒋介石被迫在《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双十协定”）上签字，承认和平民主建国的大政方针。这样，如果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重庆谈判之所以能取得巨大胜利，除了毛泽东那种“一身系天下安危”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外，还在于他善于掌握形势，将原则性和灵活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作出了正确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