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确立目标是首要的，无目标的决策是不可思议的。一项具体的决策，往往包括一个最终目标和为实现这个总目标而设置的各个分目标。各个分目标一环扣一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必须讲究环环相扣，节节相连，这样才能在决策中处处获得主动地位，从而实现决策的总目标。
毛泽东多谋善断，全局在胸，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他缜密思维，系统考虑，将实现决策的各个环节安排得恰到好处。在指导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中，毛泽东精心策划战略部署，使三大战役环环相扣，贯穿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始终牢牢地把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其善于决断，足智多谋的决策艺术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1948年6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共歼敌264万人，使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由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其中能够用于第一线作战的只有170余万人。这170余万人构成五个战略集团，被我人民解放军分割牵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五个战场上，彼此孤立，处于相互不能支援的态势，大部分只能在其守备的点、线附近实施战役性机动，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经是寥寥无几了。
1948年8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极端秘密的军事会议，重新制定了他的军事战略：决定撤退华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企图进行垂死挣扎。
另一方面，我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的120万人增加到280万人。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线、外线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提高了战斗力，在大量消灭敌人之后，缴获了大批的武器，装备了自己，并建立了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等战役中，积累了攻坚作战的经验。部队不仅能打运动战，而且能够开展阵地攻坚战了。经过新式的整军运动，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解放区面积随着前线的胜利而不断扩大，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深入人心，农业生产随之发展。群众积极性的提高，使人民解放军后方巩固，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支援。
敌我双方的现实态势，使决策者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立即组织力量向敌人展开大规模进攻，与敌人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要么等待时机，等到人民力量发展在全局上占绝对优势时，再与敌人决战。毛泽东透过弥漫的战争硝烟，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毅然决定抓住时机，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关于决战方向问题，当时有人主张首选华东战场，有人主张首先指向华北战场。毛泽东心系战争全局，他认为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方向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因此，东北战场是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军力对比和人心向背对我方都特别有利，选择东北作为战略决战的首战方向，是将初战的胜利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也是毛泽东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策。
在实现战略决战的战役指挥上，毛泽东十分注意抓住关键环节，照顾战争发展的全局，他是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的。
辽沈战役打响后，毛泽东按照将蒋军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构想，一方面要求东北我军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另一方面又命令华东我军避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每次歼敌不超过两个整编师，以免引起东北敌人退缩增援，抑留敌人在东北加以聚歼。
当淮海战役方兴未艾，平津战役即将发起之时，毛泽东又速电太原前线徐向前、周士第，要他们充分估计到若太原攻克过早，会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这一情况。为此，应当立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既得阵地，就地休整，待东北我军入关攻击时，再攻克太原。
展开平津战役之际，为稳住平津之敌，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毛泽东又命令淮海前线总前委，在歼灭敌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下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
这些战斗服从战役，战役服从战略，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接的决策部署，保证了我军能够达到大量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夺取决战胜利的目的。
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173个师154万余人，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也让世人领略到了毛泽东精湛的决策管理艺术。毛泽东在指挥我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生死大决战时，深谋远虑，缜密决策，使三大战役互相衔接，环环相扣，使我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其炉火纯青的决策艺术令人深深地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