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40公里的天龙山山腰。晋阳是北齐的发祥地，后来北齐定都于邺，但晋阳仍是别都。北齐的开创者高欢、高洋父子都笃信佛教，所以在天龙山一带创建佛寺，开凿石窟。石窟创建于东魏末年，北齐隋唐续有开凿。天龙山石窟造型艺术基本上以犍陀罗式为基础，并参以北魏手法，形成北齐石窟的建造风格。
第三，佛教寺院的大量出现。北魏时佛教鼎盛，佛教寺庙大量出现。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在北魏迁都洛阳前，平城已建造佛寺百余所，除“冠于一世”的云冈外，尚有“天下第一”的永宁寺，“京华壮观”的天宫寺及五级大寺等，僧、尼发展到2000余人。另外，在五台山自从东汉永平十四年出现第一座寺庙——显通寺后，到北魏时在五台山又修建了菩萨顶，后经历代不断修建，成为五台山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喇嘛寺院，五台山佛教寺庙已达一定规模。还有建于北魏延兴二年（472年）的交城石壁玄中寺等。北魏时境内的佛寺共达6478所，僧尼77258人。
（第三节）隋唐五代时期
一、军事重地
山西自古就是军事重地，在隋初更显得突出，是防御突厥南进的主要屏障。隋文帝时，北方沿边各省设置军事总管府以防敌，其中以山西最多，包括文城（治今吉县西北文城镇）、龙泉（治今隰县）、雁门（治代县）、马邑（治今朔州市）、太原（今太原西南晋源镇）5个总管府。隋文帝先后派自己的儿子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和汉王杨谅，驻守太原，防御突厥。
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此时太原留守李渊在其子李世民和晋阳令刘文静的辅助下，在晋阳起兵，下河东，渡黄河，入关中，于618年建立了唐王朝。唐王朝建立后，李渊认为山西是龙兴之地，遂以晋阳为北都，并一度改为北京。唐太宗李世民曾几次来晋阳，至今太原晋祠存有其亲书的《晋祠铭》，证明唐王朝对山西的重视。太宗死后，唐高宗李治继位，其后武则天，登上皇位，改国号为周。武则天在位15年（690年－705年），之后传帝位于李显（中宗），恢复唐的国号。武则天，山西文水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在政治上颇有建树，曾多次来山西巡视。
唐朝时于一些重要地区设置节度使，总揽一区军、民、财政等大权。节度使本是为保卫唐中央而设立，后来却逐渐形成了藩镇强而朝廷弱、本小末大的局面，最后成为分裂割据以至消灭唐王朝的力量。山西是最早设置节度使的地区之一。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北都（今太原晋源镇）长史领持节和戎、大武等诸军州节度使（后称为河东节度使），山西开始有了节度使。而且山西境内的河东节度使与平卢、范阳二节度使，又号称唐的三大藩镇。除此而外，还有设在晋东南的泽潞沁节度使、设在晋南的河中节度使以及设在晋北的大同节度使等。这些节度使废置不常，治所不定，又多次改变名称。山西各节度使设置早晚不一，实力大小不同，所以他们的作用也不同。不同时期对唐朝廷的态度也不一样。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叛乱之前，河东节度使是唐朝的主要屏障之一和重要的经济基地。751年安禄山任河东节度使，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从此，在平叛安禄山叛乱的三年中，山西全境兵祸连年，成为唐军与叛军的主要战场之一。从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开始发生王仙芝、黄巢起义之后，山西逐步为沙陀贵族李国昌、李克用父子所控制，并成为沙陀贵族反唐的主要基地。
二、人才辈出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从大分裂、大动荡的局面重新走向统一、社会经济得到大规模发展的封建中期的一个繁荣兴盛的时代。这一时期，山西人才辈出。在政治、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在全国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狄仁杰是山西太原狄村人，曾做过武则天时期的宰相，他断案如神，被称为东方的福尔摩斯，被封为梁国公。裴度，山西闻喜裴柏村人，曾担任唐宪宗时的宰相。裴氏家族为三晋望族，汉唐年间人才济济，名士辈出。其家族人物之盛、德业文章之隆，在中外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据《裴氏世谱》统计，裴氏家族在历史上曾先后做过宰相的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0人，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25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因此裴柏村被称为中国“宰相村”。
唐朝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在这个将近300年的朝代里，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造诣极高的诗人。其间，山西籍的大诗人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文学史上，人们习惯于把唐朝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山西诗人在每个时期，都有堪称佼佼者的代表人物。初唐时期代表人物有号称“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还有宋之问，汾州（今山西汾阳）人。盛唐时期代表人物有王之涣、王维等，王之涣绛郡（今山西绛县）人，王维山西祁县人。中唐时期代表人物有白居易、柳宗元等。白居易祖籍太原，至北齐时其祖被赐田关中韩城，才迁往陕西。柳宗元河东（今山西永济虞乡）人。晚唐诗人则以温庭筠为代表，温庭筠为太原祁县人，与李商隐齐名，世称“温李”，其词又与韦庄齐名，号称“温韦”。他是唐朝人填词最多、影响最大的一家，而他的香艳靡丽的词风，又开了五代“花间派”的先河。以王勃、宋之问、温庭筠为代表的山西诗人，代表着唐诗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诗风，他们对旧诗体的改造和新诗体的创制，都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唐代山西着名画家辈出，最着名者为薛稷和王维。薛稷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善画鸟、人物、杂画，特别是画鹤堪称一绝。王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奇才，不仅是一位大诗人，而且是位具有开创之功的大画家。王维对绘画的创造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融诗情画意于一体，二是在长期绘画实践中，初步奠定了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基础。唐代山西书法家也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有：武则天、柳宗元、王维、狄仁杰、薛稷等。
山西在这一时期许多杰出人物的产生，对推进晋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佛教和雕塑艺术的发展隋唐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加强思想控制，也为了标榜隋唐得天下乃天命所归，都给佛教以很大的政治支持和财政援助，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隋文帝曾三次下诏，在全国各州兴建佛塔，修复寺庙。隋炀帝自称“菩萨戒弟子”，支持僧徒立寺造像，翻译新经。唐太宗两次下诏普度僧尼，还鼓励大臣出家当和尚；武则天更是大兴佛寺，优礼名僧，到唐武宗时（841年－847年），全国寺庙竟达45000余所，僧尼近30万。寺庙占有广大土地，收租放债竟达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以致唐武宗一度下诏灭佛。但就整个唐代而言，佛教的发展是空前绝后的，在这一时期汉地佛教正式形成了禅宗、净土宗、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三论宗、律宗、密宗等八大宗派。也是在唐代，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佛教传播的中心，由中国将佛教传往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
唐代的雕塑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山西至今仍保存有唐代雕塑的实物，在这些雕塑中有石雕也有泥塑。天龙山石窟、南禅寺大殿彩塑、佛光寺东大殿彩塑、古青莲寺唐代彩塑等都是典型代表。
山西的唐代彩塑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全国现存唐代彩塑70余尊，山西占有绝大多数。这些优秀的雕塑作品丰富了山西的人文旅游资源，同时也提高了山西人文旅游资源的艺术品位。
四、五代的兴亡907年，朱温灭唐建立梁，史称后梁，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923年沙陀人李存勖从晋阳出兵，推翻后梁，建立后唐。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沙陀人石敬瑭在北方少数民族契丹的支持下，在晋阳称帝，后打到洛阳建立后晋。947年后晋河东节度使沙陀人刘知远在晋阳称帝，灭后晋，建后汉。后来刘知远的部将郭威发动兵变，建立后周。在短暂的半个世纪中，华北和中原经历了5个朝代，其中后晋、后唐、后汉3个政权都是依托山西建立的，其创建者都是沙陀人，故史称“沙陀三王朝”。与五代同时，在中原以外的地区，继而出现了10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其中9个在南方，唯一的北方政权是刘知远的弟弟刘崇于951年在晋阳所建的北汉。
北汉盛时疆域十二州，约为今山西北部及陕西、河北部分地区，历四主，共29年。北汉建立后，为进攻后周，不惜向辽主称侄称儿，以求其支援。但北汉屡攻后周屡败。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北宋。北宋建立后首先集中力量消灭南方其他政权，对北汉则使用不断小摩擦不断蚕食的方法，到处搞边界侵扰事件，而且胜多败少。赵匡胤还对晋阳城发动了三次大围攻，终未攻克。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十国中只剩下北汉。这时北宋一方面搞好与辽的关系，减少辽对北汉的支持，一方面则在物质和人力上做好战争的准备。979年，北宋再次发动对北汉的战争，并在这一年灭了北汉。宋太宗占晋阳后，认为晋阳是龙城，为了不再出真龙天子与宋对抗，下令烧毁晋阳城，又下令放水淹没晋阳城，彻底毁灭了晋阳古城。晋阳城自从春秋到五代共存在1500余年，始终是北方的重镇，是古代山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宋时代替晋阳城的是太原。982年，宋太宗派大将潘美在唐明村重建新城，这就是太原建城的开始。为了钉破龙脉，太原新城只修“丁”字街，不修“十”字街。
（第四节）宋金元明清时期
一、戏曲艺术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的戏曲发源甚早，在唐代已有所谓“歌舞戏”和“参军戏”，宋代有南北“杂剧”，宋元时期发展为以人物角色表演故事的“杂剧”。当时山西特别是晋南是北曲杂剧的主要活跃地区，这与当地民风民俗有极大的关系。再加上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使戏剧活动极盛。这从晋南至今保留诸多元代舞台等可以得到证实，在临汾市西北部，现存3座元代戏台，分别是魏村牛王庙戏台、东羊东岳庙戏台和王曲东岳庙戏台。其中魏村牛王庙戏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舞台建筑之一。翼城县一座元代戏台面积竟达86.49平方米，稷山南阳村则有戏台9座之多。元杂剧自元中叶后重心南移，渐渐衰落。但元杂剧的衰亡不等于戏剧艺术的式微，它会因人们对戏曲的需要而产生新的戏曲艺术。到明代中期，蒲州成为山西戏剧中心，蒲州梆子（蒲剧）成为当时的主要剧种。蒲州梆子是在受当地的民歌俚曲、铙鼓杂戏以及元曲唱法和陕西梆子中的东路梆子等影响的基础之上创造出的一种新剧种。一直到清朝同治、光绪以前，山西只有蒲州梆子一个梆子剧种。到同治、光绪年间山西梆子才明显分家。除蒲州梆子外，又出现了中路、北路和上党三个梆子的支派，而这三个支派都起源于蒲州梆子。
北路梆子：以大同为中心，流行于晋北各县，其影响所及河北、内蒙古的一些地区，它是在蒲州梆子的基础上，因晋北语音不同而有了一些变化。
中路梆子：或称山西梆子，今称晋剧，由蒲州梆子与晋中一带的秧歌相结合，其声调已较蒲州梆子为低，而行腔也多不同之处。
上党梆子：一名东路梆子，以长治（古称上党）为中心，流行于高平、晋城一带。其源亦出于蒲州梆子，但其所唱声腔，包括有昆曲、啰啰及徽调等，因而使其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蒲州梆子不仅影响山西本身，还远达河北、山东。今天的河北梆子和山东的泽州调等都源于蒲州梆子。
当然，山西除了梆子以外还有青阳腔、洛阳高腔和傩戏（又称锣鼓杂戏）等。
二、佛教的式微进入宋、元、明、清时期，统治者更加强调宗法制度和儒家的“三纲五常”，对佛教采取利用和限制相结合的政策。加之佛教自身从宋代开始离开了纯一精湛的条理而趋于调和混同，出现儒佛一贯、佛道一贯，民间依附于佛教以反抗统治者的秘密组织又逐渐兴盛。这一切使中国的佛教逐渐走向衰败。
不过这一时期，特别是在辽统治时期的山西北部，由于辽统治者崇信佛法，使佛教得到一定的发展。辽圣宗为加强其统治，降旨全国尊崇佛法，大力建造佛寺，抄刻经藏。兴宗继位，皈依受戒，铸造银佛像，编刻大藏经，并诏请高僧到宫廷讲经说法。道宗皇帝通梵文，对佛教《华严经》造诣较深，撰写《华严经随品赞》十卷，使佛教尤其是华严宗因此而大为盛行。并依据华严宗的经典《华严经》修建大同华严寺。除此以外还有应县佛宫寺释伽塔，俗称应县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是全国现存最大的一座木塔，是我国最早的框架筒体结构建筑。
这一时期，山西比较有名的佛教寺院除五台山外还有：灵丘觉山寺塔，建于辽大安五年（1089年），为一座辽代密实心塔，各层塔檐使用筒瓦琉璃剪边，以琉璃饰瓦，当属中国最早者。隰县小西天，建于明崇祯七年（1634年），其中的明代悬塑艺术珍品，是研究泥塑艺术的宝贵实物资料。
山西此时期大量佛教建筑的保存对研究建筑史的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据统计山西辽金以前的古代建筑保存数量占全国的70%以上，居全国之首，而且有一些建筑的精美巧妙为世界公认，保存了北魏之后几乎各代建筑，其中多为佛教寺塔，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