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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人文旅游资源的生成背景(1)

(第一节)先秦时期

[本章导读]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和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悠久的历史造就了山西丰厚独特、灿烂辉煌的地域文化,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人文旅游资源。山西是全国文物保存最多的省份,各类文物古迹为山西的人文旅游资源增加了绚丽色彩。山西历史上人才辈出,众多的历史人物为山西的人文旅游资源提供了丰富的内涵。

[学习目标]

1.掌握山西在历史时期的重要地位和对中国历史走向的影响。

2.了解各个历史时期在山西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对人文旅游资源的背景作用。

3.了解山西重要历史人物生平事迹,把握他们的历史贡献及其在人文旅游资源中的内涵。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和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悠久的历史造就了山西丰厚独特、灿烂辉煌的地域文化,而显着的地理位置——地处我国古代东、西经济交汇处和南北胡、汉民族的融合处,更形成了得天独厚、丰富多彩的人文旅游资源。通过一幕幕历史画面,可以展示出山西人文旅游资源深邃而广阔的历史背景。

一、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大的历史时期。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山西就有了原始人类。1959年发现于山西南部芮城县的西侯度文化遗址,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境内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它的发现,说明早在180万年以前,山西就有了人类的踪迹。1957年发现于山西南部芮城县风陵渡镇西北的匼河文化,通过对大量的出土石器分析,并结合地层古生物学的研究结果,表明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山西襄汾丁村文化和大同阳高许家窑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10万年以前汾河流域和晋北已经有了比较集中的原始人群和村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朔州峙峪文化和沁水下川文化等遗址的发现,说明早在28000年以前,以原始共产制经济为特点的母系氏族公社已经在这里确立。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则几乎遍布全省各地。众多古人类遗址的发现,构成山西众多的历史遗迹类人文旅游资源,为人们了解古代人生产生活情形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考古学用科学的方法告诉我们,在人类的早期阶段,山西已经是他们活动的主要地域。而流传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传说,虽不能把它看成是信史,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某些侧面,而这些美丽神话的产生地,往往也会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

相传抟土造人的女娲氏曾经炼石补天。晋城东浮山北谷中有“娲皇窟”,女娲曾在这里炼五色石补天。又传伏羲氏与女娲是兄妹,又是夫妻,被尊为人类的始祖。传说远古时,人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劫难,洪水到处泛滥,吞噬了大地的一切,人类只有伏羲和女娲兄妹逃到了两个露出水面的山顶上幸存下来。为了不使人类灭绝而继续繁衍下去,哥哥向妹妹求婚,兄妹俩决定由上天决定。他们各自拿一块磨石,从相对的两个山头上同时把磨石抛下来,如果磨石合在一起,就表示上天示意兄妹可以结为夫妻,结果两块被抛下的磨石,果然滚合在一起,因而我们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这就是滚磨成亲的传说。今吉县境内的人祖山就是因伏羲而命名,山上还建有伏羲庙。

黄帝被尊为华夏民族的祖先。以黄帝为代表的这个历史时期,是我国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时期,他与炎帝及蚩尤之间的战争是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相传蚩尤战败,被黄帝杀死,他的血化为卤水,即今运城盐池。黄帝的贤相叫风后,生长在海隅,据说海隅即今运城盐池西南隅,人们称这里为“风后故里”。风后辅佐黄帝,建功立业,死后葬在山西,今芮城赵村东南有风后陵,即黄河重要渡口风陵渡。传说黄帝的史官叫仓颉,他创造了文字,一改过去结绳记事的古拙办法,开启文明的先河。他造字的场所就在临汾,清代临汾南关外西赵村有仓颉故宅。由此可见山西是黄帝族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

尧、舜、禹是我国最后三位部落联盟首领,据说他们都在山西建过都,即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济市)、禹都安邑(今夏县)。临汾城南有座尧庙,城东有座尧陵,是尧都故地人们纪念尧的地方。沁水以南的历山上有舜王坪,传说这里是舜王耕治的地方。《尚书·禹贡》有“夏禹治水,凿开龙门”。相传,位于河津市西北12公里的黄河峡谷,是禹凿龙门的遗迹,今称“禹门口”。那时今晋陕交界处有一座龙门山,它正好挡住黄河的去路,造成水灾连年不断,禹把龙门山一劈为二,使黄河畅流入海。这些都可说明山西是尧舜禹的重要活动地。

二、夏商西周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奴隶社会的第一个朝代夏,之后经过商、西周,到东周的春秋时期结束了奴隶社会而步入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山西南部是夏商西周的主要统治区,并有许多夏商文物出土。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是西周时期。周成王继位后,封其弟姬虞于唐(今翼城附近),这就是着名的“桐叶封弟”的故事。《史记·晋世家》记载:“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汾河之东方百里”,后来其子燮父因唐封地临晋水,改国号为晋,此即西周、春秋时期的晋国。

三、春秋战国春秋时期王室衰败,出现了春秋五霸,其中晋文公称霸最具传奇色彩。晋文公名重耳,是晋献公的次子。因晋献公宠信骊姬,杀了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出逃,在外周游列国19年之久,饱受艰辛,后来终于回国即位。他执掌晋国大权后,重用人才,发展经济,使晋国富强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晋文公之后,晋国大权逐渐被六卿掌握,即魏、赵、韩、智、范、中行等六卿,后来中行、范氏相继被灭。在赵简子的主持下,四卿订立盟约,共同执政。为扩大势力,预防不测,赵简子命董安于在太原盆地北端的晋水之阳筑一城堡名晋阳城(今太原市晋源区古城营村),又任命尹铎为晋阳令,镇守该城,晋阳城成了赵氏的根据地。

赵简子死后,其子赵襄子继位,这时晋国大权被智伯掌握,智伯索地于韩、魏、赵,独赵襄子不肯割地给智伯,于是智伯联合韩、魏攻赵,赵襄子退守晋阳。三家围晋阳,岁余不下。公元前453年,智伯引晋水灌晋阳城,晋阳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赵襄子派张孟谈潜出晋阳城与韩、魏媾和,与韩、魏共同出兵,杀死智伯,解晋阳之围,韩、赵、魏三分智氏领地。晋公室的领地只有绛和曲沃,其他领地几乎尽入三家。公元前403年,周王室正式承认韩、赵、魏为诸侯。到了公元前369年,三家灭掉晋侯,晋国被三家瓜分。所以,山西又称三晋。

三家分晋后,我国历史已进入战国时期,山西主要为韩、赵、魏三国统治,它们与秦、楚、齐、燕四国并称为战国七雄。另外,山西还有林胡、东胡和娄烦等少数民族,他们主要活动在今吕梁地区和大同一带。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后,这些地区逐渐归于赵国。

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为了争夺上党发生了着名的长平之战(今高平县西北),当时秦攻打韩上党郡,韩请赵出兵,赵派老将廉颇带兵驻扎长平,廉颇采用筑垒固守、坚不出战、以逸待劳的策略,与秦对峙3年之久。后来赵王中了秦的反间计,改用赵括代廉颇,结果赵军大败,40万赵军降秦,被秦将白起下令全部活埋。之后,秦于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8年灭赵,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

(第二节)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初创和发展时期,经历了秦汉的统一和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山西作为北方的门户,是农牧业的交汇带。由于胡汉战争和南北经济发展引起的民族迁移,许多少数民族在山西建立了诸多政权,山西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基地。而长期的分裂动荡又为佛教在山西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一、民族大融合的基地

从秦朝开始,先后在山西活动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乌桓、丁零、柔然等。匈奴是生活在北方大漠草原的一支游牧民族,秦汉之际,匈奴单于不断进行对外战争和掠夺,占据了西达西域、北抵贝加尔湖、南邻长城的广袤地区。这一时期,由于匈奴不断南下入侵,并州北部地区便是抗击匈奴的前沿阵地。西汉中期汉武帝先后派卫青、霍去病等反击匈奴,匈奴一度衰落、分裂。西汉末年,匈奴复又强盛,常常掳掠并州北边郡县。东汉光武帝统一全国以后,因国力所限,无力北逐匈奴,只好采取防御政策。东汉建武二十二年,蒙古草原发生了空前的大旱灾,其后匈奴分裂为两支,南匈奴依附东汉,北匈奴向西方迁移。依附于东汉的南匈奴不断南移,到东汉末年,匈奴大部集中在并州北部的汾河流域。三国魏时,曹操分匈奴五部于山西,分别居住在兹氏(今山西汾阳县)、祁(今山西祁县)、蒲子(今山西隰县)、新兴(今山西忻州)、大陵(今山西文水)五地。曹操分匈奴为五部改变了匈奴单于统治形式和部落组织形式,从而达到削弱匈奴贵族势力,以求解散部落组织、由郡县政府直接管理的目的。西晋时,南匈奴继续内迁,其范围已超越曹魏时期的5个地区,分布更加广泛。南匈奴在南迁的过程中,不断与汉民族融合,并由游牧走上了农耕生活。西晋末年爆发“八王之乱”。由于中原的战争,并州境内的汉族居民大量南迁,使并州境内胡汉势力发生了重大变化,给匈奴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环境。304年,迁居并州的匈奴五部之一的左部帅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方山)起兵,逐渐控制了山西大部,并和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争夺晋阳达9年之久。308年刘渊正式称帝,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国号汉,这是十六国时期北方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316年,刘聪攻克长安,西晋灭亡。与此同时在刘汉都城所在的河东、并州境内,还有石勒、猗卢以及西晋刘琨等势力各据一方。

此时期统治时间最长、民族融合程度最大的少数民族,则是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跋部。鲜卑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拓跋部是鲜卑族的一支,因生活在大兴安岭北部的鲜卑山上而得名。汉魏之际,鲜卑拓跋部兴盛。西晋时,拓跋猗卢统一了拓跋部,并出兵援晋,被封为代王。386年,拓跋珪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建北魏政权,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之后,经过多年的战争,到太武帝拓跋焘时,结束了中国北方135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形成了北魏与刘宋南北对峙的局面。北魏在平城建都97年,为后世留下了云冈石窟等名胜古迹。

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实权落到大将高欢手中,高欢以晋阳为根据地,扩大势力。他儿子高洋以北齐取代东魏,晋阳亦成为北齐的别都,北齐皇帝长年驻在晋阳。太原的晋祠天龙山和蒙山大佛等名胜都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修葺。

这一时期,先后在山西建立或活动的少数民族政权除刘渊的汉、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外,还有羯族石勒建立的后赵、鲜卑慕容建立的西燕、氐族苻坚建立的前秦等,这些政权虽然在我国历史上所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却不断地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大融合。这种民族的大融合,有利地推动了南北经济的互补与发展。

二、佛教传播与发展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公元1世纪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逐渐走上了汉化的道路。魏晋时期,佛教开始与玄学结合,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般若学派。北魏统一北方后,山西成了北方佛教传播的中心。

第一个在北方传教布道的是后赵时期的佛图澄,其后是释道安。335年佛图澄居邺,释道安拜佛图澄为师。后赵大乱后,释道安外出逃难。351年,来到雁门飞龙山(一名封龙山,在今山西浑源县西南)隐居。354年,又至太行恒山(今山西浑源县北20里)建寺传教。释道安继承佛图澄的事业,继续为北方培养了大量僧众,同时他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并成为两晋时代般若学六家七宗的本无派的开创者。

北魏时期是山西佛教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北魏统一国家建立后,为佛教经典的传译和大型佛教寺院的建筑提供了条件。同时北魏统治者在推崇三学并崇,以儒家学说为标准的时候,对佛教加以改造,使佛学与儒学结合起来,从而共同成为北魏的统治思想。南北朝时期海陆交通的发展,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佛经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广大人民为摆脱苦难,容易接受佛教所宣传的彼岸世界。所有这一切使佛教在北魏时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山西作为北魏初期的都城所在地,佛教的发展成为一种必然。

东魏、北齐时山西佛教继续得到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净土宗的创立。东魏、北齐时昙鸾正式建立了净土宗。昙鸾,今山西代县人,出家后,遍读经书,研习《无量寿经》,开创了净土信仰。当时东魏孝静帝令其居并州大寺,后移居汾州北石壁玄中寺(今山西交城西北),在那里正式创立了佛教净土宗。昙鸾的净土理论和修行方式,经过唐代的弘扬,成为佛教史上流行广远和影响最大的修行方式,对日本的净土宗的创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3世纪,亲鸾创立日本净土真宗,特称昙鸾为本师,净土真宗把昙鸾住过的玄中寺视为祖庭。

第二,石窟艺术的发展。这时石窟艺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云冈石窟和天龙山石窟的开凿。

云冈石窟寺,原名灵空寺,亦称石佛寺,位于山西大同市西郊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石窟大多完成于460年-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之前,部分则一直延续到524年。云冈石窟是我国中原北方地区开凿最早的石窟,也是我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石窟造像风格曾给各地石窟的建造以很大的影响,它与敦煌、龙门石窟并成为我国南北朝时期石窟的代表。从“昙曜五窟”的造型特点来看,其雕刻艺术以印度传统犍陀罗艺术为基础,并吸取了希腊和波斯风格,博采精华,融为一炉。之后开凿的石窟则已逐渐形成印度雕刻艺术和中国雕刻艺术相结合而产生的新艺术,即北魏特有的艺术。这一新型艺术的精巧的风格、精致的雕刻、丰富的意境,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