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新颖的比兴。凡山歌，都以比兴富丽见长。陇南山歌则以陇南农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组成一整套独特的意象系统，如拐耙、麻鞋、背篓及旧时的火镰、膝裤等，都是文人诗歌意象中少见的。陇南山歌有符合农民特点的丰富想象，山歌以情歌为主体，当我们听花儿“要得（嘛）我俩的婚姻散，三九（呀）天，青冰上开一朵牡丹”，不能不为其艺术魅力所折服。
从风格上看，陇南山歌具有单纯、简约的特点。
“镰刀割了老棉蒿，扎花的手儿一镰刀。谁人把我的手看好，我给他做个烟荷包。扎个锦鸡林里窜，扎朵牡丹你再看……”这是一首徽县山歌《镰刀割了老棉蒿》，其旋律委婉动听，歌词简练单纯，寓意深刻，感情细腻，内涵丰富，表现了一女子巧借山歌作传情载体，向所谓“谁人”表吐真情的动人情景。歌中的女子因使用镰刀割伤了手，这本是极平常的事，但她借题发挥，运用山歌形式传递情感，经她一唱如泣如诉，不觉唤起听者的同情和怜悯，让人感到，扎花的小手怎经得起刀伤而流血呢！然而，作为听众或读者，如果真的去同情、怜悯她，那就会大错特错，因为小女子呼唤的是在不远处劳作的意中人。
陇南山歌，曲调高亢明朗，悠扬婉转，旋律跳动较大。唱词多为七字句，段数不定，多系即兴编唱。其形式，或为抒情，或为叙事，或为自叹，或为对唱，自由灵动。一些山歌，保留了较多陇南方言。
陇南山歌，多为村民的无意性即兴创作，其演唱有着很强的个体性特征。但一些地方也流行“赛歌”形式，人们在旷野劳动或休息时，即兴开展对歌活动，你唱我和，引乐逗笑，情趣盎然。近年，陇南山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了政府的提倡和保护，农民们唱山歌的积极性很高，有的人还在自家院子开设了歌场，人们自发地聚到一起赛山歌。2006年夏天，西和县就在风光秀美的晚霞湖畔举办了盛大的首届山歌艺术节。各乡农民以极大的热情登台演唱，竞相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那场面真是令人感动。
陇南山歌是“一种独特的民间抒情言语”，拥有质朴而清新的艺术魅力，是“历史的童音”。质朴的陇南山歌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民间传统文化，其历史积淀深厚，涉及生活面之广，表达爱情方式之独特，采用比喻之生动形象，方言语词之丰富多彩，都为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文艺学、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可借鉴的资料。
兰州鼓子
兰州鼓子，又名兰州曲子、兰州鼓子词，是流行于兰州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中国曲艺的古老曲种之一。鼓子在兰州地区曾经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文化娱乐形式，所以能弹会唱者甚多。如遇喜庆节日，请客宴会，不论在农村的家庭院落，还是集镇的茶肆酒楼，老兰州人都要聚集在一起弹唱；每当唱到高潮之时，一人演唱而众人帮腔，气氛十分热烈。
兰州鼓子的产生及其形成的历史年代，目前尚无一致看法。据《四库全书提要》记载：“宋赵德麟（令田寺）始创商调鼓子词，用《蝶恋花》谱西厢十二首”。镇原慕少堂在《甘宁青史略》中沿用此说，称“鼓子词的创始人，是宋安定郡王赵德麟（令田寺）”。现代曲艺专家陶钝也说：“唐人元稹写崔张故事的传奇《崔莺莺传》后，先有宋人赵德麟传写其事的鼓子词说唱作品，继有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另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编撰的《说唱艺术简史》明确提出：“兰州鼓子源于宋代，流行甘肃兰州地区。”目前，鼓子的研究者们提出了如下几种说法：一种意见明确提出，兰州鼓子可能始创于宋，曾繁荣于元、明之际，但也不排除受宋词、元曲的影响；另一种看法认为，可能由宋词、元曲的诸宫调演变而来，并与唐代的敦煌变文有着血肉关系；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北宋时广泛流传在北方的鼓子词，首先传入安定郡，经过赵德麟加以丰富，然后再传入兰州，又吸取了当时兰州流行的“平调”、“勾调”、“当调”的优点，成为兰州流行的十大调之一。《兰州鼓子研究》一书提出一种新的见解：“兰州鼓子的产生，应当在北京八角鼓、陕西眉户的成型之后，而且应该说是由外地传来，并非由当地某一人所始创……”“由北京八角鼓繁衍而生的新型地方曲艺——兰州鼓子，大约在清朝道光、咸丰前后，便开始在当地娱乐场所慢慢传唱了。”这里明显地存在着产生年代的差异，该书明确提出了清代的道光、咸丰时期。不过，以上几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兰州鼓子的产生，绝不是一个人所能成就的，而总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形成过程。至于哪一种意见才是正确的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兰州鼓子是以唱为主的曲艺形式，其中有一人、二人、三人演唱之分；主要表演手法是唱和说，有的段子光唱不说，有的段子又光说不唱，而有的段子则有唱有说，似唱似说。一般采用自弹自唱形式，演出时要求演员的手势、表情等，都要能给听众以美的感受。
兰州鼓子，曲牌丰富，唱腔优美，风格高雅，韵味悠长，且乡土气息浓厚。目前搜集到的曲牌约有一百多种。从声腔上来讲，可分为平调、鼓子、越调三种。平调多为单支的小令和大曲；鼓子腔是由鼓子头加若干曲牌再加鼓子尾连缀而成；越调腔也是由越调加若干曲牌再加越调尾联套而成。各种曲牌都有其特点，可以表达不同人物的不同情绪，如“边关调”的悲壮，“北宫调”的凄凉；“紧诉”的热烈紧张，“慢诉”的舒缓轻快；“石榴花”和“倒推桨”的抒情婉转，“金钱调”和“剪靛花”的喜悦平和以及“罗江怨”、“叠断桥”的忧郁悲伤。再如提炼全曲精华的“鼓子头”，叙述情节的“诗牌子”，倾诉衷肠的“悲调”，真是千啼百啭，各尽其工。其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扬琴、月琴、琵琶、二胡、板胡、梆子、小铃、箫、笛等为辅；早年还有八角鼓、四叶瓦、瓷碟等击节伴奏，后则用小月鼓击节起头。传统曲目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赞颂祝贺之词；二是咏物写景之言；三是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其中占主要地位的则是第三类。如：《燕青打擂》《林冲夜奔》《三顾茅庐》《岳母刺字》《拷红》《洪湖赤卫队》《陇原英烈》等。
道情皮影
环县道情皮影，又称环县道情皮影戏，因环县位于陇东地区又称之为陇东道情皮影，民间称其“牛皮灯影子”或“老道情”。根据史料记载，我国“素纸雕簇”影人始于汉代，至隋唐时随着佛教的兴起，有了剧本之后逐渐发展成为较为完备的影戏。北宋初“绘革社”的出现，皮影戏趋于成熟，但表现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环县道情皮影是道情和皮影相结合的产物。道情渊于古代道观音乐，分为“法曲道情”和“俗曲道情”，环县道情属于后者。“俗曲道情”以俗曲为音调，萌生于唐，兴盛于宋，早在北宋前期便以歌曲和说唱形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环县的劳动人民由于对农耕赖以生存的山川大自然的崇拜，自古以来崇尚道教文化，道情更是人们最为喜爱的艺术形式。当道情和皮影结合之后，道情便由说唱性向戏剧性转变，形成了以皮影表演为形式，以道情为演出曲调，借鉴戏曲叙述与演唱手法的新兴艺术形式——“环县道情皮影”。
明末清初环县就有道情皮影戏班活动，清末民初则大盛，形成气候，覆州盖县至今。它是地方曲艺中的一种傀儡戏。戏剧中的人物布景、道具具用优质牛皮精心刻制，着色而成，表面平滑，色彩鲜明，光亮透亮。乐器伴奏有二胡、四弦、水梆、渔鼓、简板、笛子、唢呐等，统统集中于后台，演唱挑线者端坐前台，通过挑线使牛皮影人映透纸亮，同时进行剧中各种角色的演唱和人物的挑线操作。前台主演不但对剧中人物的生旦净丑、善恶忠奸的道白演唱和后台乐队吹拉弹打通晓娴熟，而且瞻前顾后，纵览阵容，指挥后台，一旦出现走音跑调、乐鼓不谐时，即以余光手势表情暗示指挥，从而使纸亮外的观众毫无觉察。
环县道情音乐高亢激昂，婉转悠扬，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唱腔委婉流畅，情深意长，挑线操作神韵飘逸，栩栩如生。抒情曲调尤以“嘛簧”（又称帮腔）最具感染力，每唱至高潮动情处，根据固定格式，主唱领起，全体和声，一腔三折，一唱三叹，气氛浓烈，娓娓动听。更令人叹服的是长达三四个小时的唱腔道白全由主演者一人男腔女调、多腔并用，旁无提词，全本贯通。演唱念做，声情并茂，挑线操作，游刃有余；舞台场面，有条不紊；管弦丝竹，一锤定音。
环县道情皮影全部道具，仅装两只木箱而已，一只毛驴就可以驮着走乡串户巡回演出，简便易行，出入方便。且它演出地点多数在群众居住的冬暖夏凉的黄土窑洞中，在窑洞演出，开门见山，宽敞豁亮，收音聚光，别具风采。群众形象地称之为“吼塌窖”。
环县道情皮影戏班在演出时，以灯光下的“纸亮”或“布亮”为舞台，五六个人分工明确，忙而不乱。挑线者俗称“前台”，是戏班的灵魂和核心人物，他一人既要演唱、道白和挑线表演，又要瞻前顾后，指挥后台。后台几个人每人掌握两三件乐器进行伴奏，同时兼顾次要角色道白、应声和帮腔，配合默契，井然有序。
皮影是环县道情皮影戏的主要表演道具，俗称“线子”，用牛皮刻制，有人物、动物、神怪，大小场景等，造型极为丰富精美，人物造型按戏曲的生、旦、净、丑行当设计，一般为黑忠、红烈、花勇、白奸、空正、实丑，体现出头大身小、上窄下宽，手臂过膝的特点。其他殿堂、帅帐、鬼怪、奇禽异兽、花草树木等影件，构思奇妙、形态多样，彰显出中国民间艺术夸张写意的特征。雕刻则借鉴了民间剪纸的传统手法，按照制皮、过样、雕刻、着色、出水、装订等工序进行，以线条镂空进行刻画，以阴刻、阳刻区分不同人物性格。在挑线表演时，影人的坐卧行走、翻转踢打、提袍甩袖、腾云驾雾、上天入地、身首分家等动作，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能达到“死戏活演”、“假戏真做”的艺术效果。
环县道情皮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三次进京参加观摩演出或会演，八十年代以来又多次出国或到外地演出，受到热情赞扬。
剪纸
甘肃剪纸，是陇上各地普遍流行的一种民间传统装饰艺术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
剪纸，是以纸为加工对象的艺术。我国剪纸艺术起源很早。司马迁在《史记》中讲了“剪桐封弟”的故事，记述了西周初期周成王将梧桐叶剪成玉圭图像，赠给他弟弟姬虞，封他到唐国去当诸侯，这是史书有关剪纸的最早记载。中国的纸文物，最早见于距今2100多年的汉武帝年间的“霸桥纸”，最早的剪纸文物则是1959年至1966年在新疆吐鲁番南北朝墓葬中发现的五幅团花剪纸。其中三幅为几何形团花，两幅为对马、对猴团花，造型生动精巧，艺术上相当成熟。剪纸艺术的最大特征是重叠及其产生的对称、连续。沿着这一艺术轨迹，剪纸的历史渊源还可以上溯至彩陶时代的纹饰形式和风格，其“镂金剪彩”的传统又早在我国汉代即见于银箔、金箔的刻镂兽及云纹等作品。当然，据此推测，丝绸布服的剪裁和装饰制作，也是剪纸的一个重要源头。隋唐以来，剪纸与民俗紧密结合，李商隐就有“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的诗句。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就出土过唐、五代、宋二十二件剪纸实物，这一方面说明了当时剪纸艺术已经相当流行，同时也证明了甘肃与剪纸艺术的深厚渊源关系。
甘肃农村，剪纸可谓无处不在。甘肃剪纸作者大部分是农家妇女。剪纸的种类主要有：一是窗花，二是贴花，三是绣花底样剪纸。这是一种在民俗生活之中产生的艺术。节日喜庆，要用剪纸做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炕围花、灯花，喜花等；甚至丧葬也有用剪纸做“吊幢”的，明代还有除夕日“门窗贴红纸葫芦，日收瘟鬼”的风俗。妇女们的织绣女红，要用剪纸做鞋花、帽花、枕花等的底样。
甘肃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民间剪纸中保留了较多的古俗古风。陇东的生命树、髽髻娃娃剪纸和天水的伏羲女娲文化剪纸是这方面的代表，影响较大的有鹿头花、坐莲髽髻娃娃、羽人、双龙抱蛋、扣碗、茶壶等。在剪纸中常见的吉祥寓意的题材有福、禄、寿、喜、如意、盘长、方胜、鹤寿双全、五福捧寿、吉庆有余、耄耋长寿、长命富贵、金玉满堂、连年有余、瓜瓞绵绵、事事如意、竹报平安、喜上眉梢、喜事在前、岁寒三友、四君子花、六合同春、鲤鱼跳龙门等。还有鱼戏莲、猴吃桃、青蛙、石榴等等，在这些平常的形象中，往往有着美好深刻的寓意，传达了先民原始的生殖崇拜、生命崇拜意识。民间剪纸中还有很多在特殊场合和节日使用的样式，例如髽髻娃娃、疳娃娃、扫晴娘、招魂人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