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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识别忠正与奸邪(5)

【评述】

曾国藩指出,观察一个人的“骨”,能识别他的强弱。“骨”健,其人强壮,“骨”弱,其人柔弱。曾国藩在鉴识人才时,认为“神”和“骨”是识别一个人的门户和纲领,有开门见山的作用。他经常将“筋”和“骨”联在一起来考察一个人的力量勇怯。

曾国藩所说的是否有道理呢?我们知道,由于中国古代哲学、医学、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色”又与五行、五性、五脏、四时相配合,具体如下:

一曰水,五性上是精,五脏属肾,颜色为黑,方向为北,旺在冬季;

二曰木,五性上是魂,五脏属肝,颜色为青,方向为东,旺在春季;

三曰火,五性上是气,五脏属心,颜色为赤,方向为南,旺在夏季;

四曰土,五性上是意,五脏属脾,颜色为黄,方向为中,旺在四季末;

五曰金,五性上是魄,五脏属肺,颜色为白,方向为西,旺在秋季。

还有一种说法,是专论骨“色”的,认为骨色来自“六气”。而所谓“六气”,即青龙、朱雀、勾陈、螣、蛇、白虎、玄武。

这六种气中,以青色为美、为佳。这是因为,在中医理论中,青色的五行属木,人体五脏的肝也属木,因而肝与青色与木与春天是有联系的。春天,万物生发,一片生机勃勃;肝在体中是造血的器官,是生命力旺盛的潜机,因而青色是生命的象征,所以古人把青色作为最美、最佳的颜色。

曾国藩指出,识人、知人应观其形,然后通其神,所以相人之术就主要是考察一个人的气质、性情、才气、骨气、度量、心性等方面,这在中国古代的相人之术中称为“品藻”。所谓“品藻”就是根据一个人的外观和行事的方式对人加以评论。“品藻”以识人,滥觞于东汉,盛行于魏晋。那时“品藻”人物,就是用极简单的词语,对一个人或气质、或性情、或才气、或骨气、或度量、或心性加以概括总结。比如说某某人“高洁”,某某人“狷介”,某某“旷达”,或“真独简贵”,某某有“高韵”等等,但“品藻”人也不都这么简单,也会讨论到一个人的各种品性之间的关系,这可以更为准确地认识一个人。比如谈一个人的妻子,则说她“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干豫人事”。再比如说一个人“才不称量”,就是说一个人的才能与他的气量不相称,或者才高而气量小,这种人一般都心胸比较狭小,对人不太宽容;气量大而才小,则必无所成就。何晏是魏晋时名流雅士,但世人对他的评价则是:巧思而损其质。意思是说这人的思维机巧,但损害了他的质朴,所以他虽为名士,但有轻佻之嫌。嵇康是晋代的大文学家,也是当世的名士,但有人在“品藻”他时认为他“隽而伤其道”,意思就是说嵇康这人才性卓然超群,隽秀超拔于众,而与他信奉的老庄自然之道不合,最后终有厄运。

相其形、通其神的相人之术,并不是简单地只看一个人的品德方面,或单纯只看一个人的才华方面,而是通过其外形及行为、行事,把一个人的德、才、情、性、骨气等各个方面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这样才能判断一个人是贤能之士,还是不肖之臣,是成事之人,还是败事之人。应该说,洞识一个人的灵魂对于识人来说要来得更为深刻和全面。古代那些善于相人的人,大都能具慧眼来洞识一个人的灵魂,所以于一眼之际,即能判断此人的为人处事方式、处世方式。掌握了一个人的性格,基本上就能对此人的才能和办事能力作出判断、推测,而结果往往与其推测应验。例如世人往往用“精明”来评判一个人。但精明本身也分为各种情况。精明的人未必都能成大事,因为“精”和“明”是人的性情的不同方面。“精”指善于权变、算计,“明”则指善于识断、通达识体。有些人是精而不明,有些人则明而不精,有些人则既精又明,两者皆行。精而不明的人小算盘打得很多,往往比较贪婪,但机关算尽算掉的却是自己的性命。明而不精的人,明于识断,凡事不争不拈,其失误在于不勇于创造机会,但凡他能得到的,该得的,他都能稳稳保有而不失。精而又明的人,其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的能力比前两者都要优秀。或精而不明,或明而不精,或精与明兼具,这些都是“精”和“明”这两种因素在不同的人身上形成的不同结构。识人相人正在于要把握这种不同素质之间形成的不同结构。单纯地考虑一个人的单一方面的素质,往往并不足以判断一个人,不足以对其做出最为公允的推断。这里讲两个有关“反骨”的故事,相信有助于大家理解。

“反骨”,千百年来曾多少次地困扰过中国人。越是关键性人才,用起来越怀疑。因此,也就越难把这类人放到关键性岗位上。常能听到一些人间接地谈起:这人可靠不可靠?这人是不是一条线上的?这人用了以后会不会不好控制?诸如此类的疑问,都要细细分析。与反骨相比,什么业绩、能力、学识水平,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成了次要的事。正如魏延那样的人,运用之中又要防范,干脆不用,如果是这样,哪来蜀国的大好江山呢。

在《三国演义》中讲魏延有“反骨”,据称长此反骨者日后必反其主。诸葛亮虽然识得魏延的本质,但仍然珍惜他的才干而用之不疑。这个魏延,最初以部曲随刘备入蜀,作战勇猛,累迁为征西大将军,诸葛亮死后,他与长史杨仪争权,率兵打杨仪,兵败被杀。而当时诸葛亮对他用人不疑。这一方面与诸葛亮善于用人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魏延能征善战,征西大将军非其莫属有关。

又如,后唐初年,晋阳的命相师周玄豹曾说:“明宗(李嗣源)前程尊贵无比。”后来李嗣源登上帝位后(公元926年),准备召请他进京入朝。

大臣赵凤闻知此事,急忙出来劝谏道:“周玄豹的话已经应验了,他势必声望很高,如果此时将他召进宫来,那些轻佻浅薄之徒就会聚集在他门下,这将是大唐的隐患。自古以来,算命人的胡言乱语导致灭族之灾的事例可并不少见啊!”

李嗣源听了这番话,就改变了初衷,只将周玄豹委以一个专管膳食的官员,使他不可能对政事有任何影响。

这个人也许是个人才,但他已超越自己的本分,而大胆妄言非分之事,这说明此人的破坏性大于他的才气,不能守本分的人才不能用,妄语坏事的人更不能用。

【人才智鉴】

刘濞造反

刘邦在世时为了防止外人专权,大封刘氏子孙为王,但刘氏子孙也没让死去的刘邦省心,到景帝时还是有人造反了,以吴王刘濞为首联络胶西王、楚王、赵王及胶东、淄川、济南六王造反。

刘濞是刘邦哥哥的儿子,骁勇善战,军功卓着。封赏之时,刘濞伏身下拜,据说刘邦忽然发现刘濞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久后必反,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必反。”惊得刘濞汗流浃背。刘邦又抚其背说:“汉后50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吗?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

现在,刘濞真的造反了,吴、楚七王造反也得有个理由,因为他们知道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和煽动性的口号,叫“诛晁错,清君侧”。也就是说,皇帝无过错,只是皇帝身边的大臣有错,他们起兵是为了帮助皇帝清除身边的奸臣,而并非反叛。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有敲门声,原来受人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立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来人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拔开车门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宣告天下,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押到长安,唯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死,不能押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军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而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

景帝听罢,默默不语。

当然,反骨是古人鉴人的一种说法,现代人不足为信,只要是有作为的人,就要注重其才,领导人看重的是干才,不是偏才和歪才。